屋檐底下的风景（2）
02
其实父亲和母亲一点也不罗曼蒂克。他们一个高大，一个瘦小，都整日为着家计奔波。
三十多岁因缘际会到了香港谋生，第一次读到港媒常用的港人每日「为口奔驰」四个字，我心里一惊，呀，那正是我和姐姐年少时父亲母亲的日常写照。
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后，在乡办企业劳累了一天的他们，往往一停下车便扛着铁锹，锄头往田里奔。我和姐姐十二岁后除了寒暑假，平时都住学校宿舍，难得回家一次，也是帮倒忙。
九零年代，日子渐佳，父亲打破常规，每晚总要咪上一两盅酒，碰上母亲心情不愉快，常常是边咪酒边被母亲数落：“像一世没吃着？稀奇着，一瓶红葡萄酒又开了。”
此时要是我们做孩子的不识相了，为了汤的咸淡，菜的好坏嘀嘀咕咕，母亲便要不停地唠叨：“我是前世也空不尽你们的债，老的要吃，小的要穿，一天到晚做你们的佣人。” 说这话时还不忘拣一块鸡腿给我。
“你娘啊，刀子嘴，豆腐心。” 父亲感叹道。
母亲便忍不住笑了：“我是寿头（注，寿头，吳语，傻）啊！”
常常是周末，冬天光景。刚熄了火的灶头间被雾气漫着，一家人围坐在餐桌边，不明不暗的灯火悬在八仙桌上方。我们吃着笑着，过后我就闷头扒饭，瞥一眼忙着盛饭端汤的母亲和呷了几口老酒就乐得乱讲国家大事的父亲，眼底忽然涌上一股海潮，那么悲凉地叫着：“啊啊，这样的日子，这样的天伦之乐，是不会永远的，不会的。”
我知道自己只是个平凡的小人物，我总是希望我所拥有的一切都永远留在我身边，把我包围住，在那种满足的氛围里去走我的人生。由此便生出了很多“莫名”的忧伤。也终于明白为什么自己的外在很乐天、活泼，其实是因为潜意识里的担心和挂虑。为了不被它沉淀、迷惑，于是在行为上我抗逆着，本能地抗逆着。
就是这种抗逆，也是我的母亲赋予我的。我原先是一个凡事不能自主的孩子，从童年到少年，转而青年，每每像是走到了绝路，母亲便如天使般给我一种气质，演化、孕育，终于在今天生出一幅翅膀，能让在我年轻的天空里稍稍作些自由的飞翔，而不带走她一片云。
小学二年级时，我的大伯，父亲的异母兄弟，偷了我们为造房子而借来的两百块钱，一时间弄得村上沸沸扬扬。在事情未明了之前，母亲因为受了父亲的误解而流泪、痛哭，但在全村“公审大会”上，她竟令人惊诧地维护了傅氏兄弟的情分和尊严。她说：“都是一棵树上的果，别人说什么任别人说，兄弟还是兄弟。” 并提出大伯连钱一同偷去的布票、粮票一笔勾销。大伯七尺男儿羞愧得几乎无地自容。
有一次，远方表叔太龙来玩，父亲不经意地道出这件几年前的事，母亲皱着眉，很不高兴。
表叔走了，母亲责怪父亲：“活了这把年纪，也不知轻重。过去的陈谷子有什么好讲的？还不是你一个祖宗的人？”说得父亲直点头。
父亲对电从少年起就异常感兴趣。他一生中引以为豪的事便是1969年装成了一个天蓝色的收音机。稍稍记事，便觉得母亲为了收音机没少和父亲吵嘴。在母亲当时的意识里，这天蓝色的半导体将成为邻人耻笑我们的凭证。
“瞧这家人家，住着草棚，还一天到晚咿哩哇啦穷开心，无脑子！”
村人中很有几个这样的女人。许多年后，我第一次在美术老师的画室里观赏到毕加索的画，便深深地被画中那女人夸张的长脖子吸引。我想在这个星球上，无论是毕加索还是我这个孩子眼里：有些女人便是一种长脖子动物。对于她们来说，伸着长长的脖子是对外界强烈反应最有力的证明。当然还配备嘴巴。
那天蓝色的电家伙现在仍然扔在墙角，父亲不让丢。虽然他已经买过两个收音机了。
1986年，家里终于决定买一个电视机。父亲有一个表姐住在城里，表姐夫是县里的一个小官。
“我去试试看吧。” 父亲提上一只雄鸡，五斤香菇，准备进城托表姑妈买彩电。
（《回首来时路》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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