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晓威访谈

周聪：文学硕士，长江文艺出版社编辑，作家。                       

于晓威：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鸭绿江》文学月刊主编。

(此文即将发表于《文学教育》杂志)

于晓威访谈
于晓威访谈 周聪：晓威兄好，很高兴能和你有这个机会交流。在我的印象中，你既是一位作家，又是一位文学刊物的主编，还是一位掌握色彩的画家……你的人生可谓具有斑斓而丰富的色彩。我的第一个请求是，能否讲一下兄是如何走上为文习画这条道路的？顺便分享一下你的读书经历？

于晓威：你好周聪兄。其实好多人以为我是先从事文学创作，之后业余从事绘画，实则大谬不然。我在读高中的三年就是专业学画，因为那时候理科学习成绩不好，目测也考不上大学，所以去了一所高中的美术班学习绘画，之后也在沈阳的鲁迅美术学院进修过。只不过，高中那三年里，我的兴趣仍延续了初中时就对文学产生的热望，甚至越发浓烈，不断坚持读书和写作，绘画反而不是主业。从高中毕业后参加工作，二十多年里我再一次画笔也没拿过，全心在从事文学创作。大约两年前，由于种种原因，我在写作之余重新拿起了画笔。现在感觉，这将近两年的美术释放与调节，使我得到了愉快的信心，精神也为之开阔。一切艺术形式和创造首先是为了自己，或自我疗救或解决跟外部世界的对话问题，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

我的读书很杂，文学的，美学的，历史的，社会学的，哲学的……可能跟我从初中到高中的散放式接受教育方法有关——因为填鸭式的学习成绩不好，多年来老师们也不管我了，所以我完全凭自己的兴趣在选择自由读书。另外我父亲早年从事文学，家里的藏书和文化氛围毕竟也在，这些都养成了爱好读书的习惯。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读书甚至大于写作。

周聪：坦白而言，我很喜欢兄的油画（丙烯）和用丙烯写的字，也很荣幸能够收藏到一二幅字画。像你的美术作品《薰衣草》《无忧无虑的日子》《早晨八点至午后三点的等待》《家园》《海之角》《野百合也有春天》等画作，我觉得它们极具想象力和表现力。我的问题是：在色彩与文字之间转换，你是如何平衡的？或者换个说法，绘画对你小说写作有何影响？

于晓威：关于平衡问题，我觉得像我，从高中就开始热爱和发表小说，经过二十七八年不间断的沉浸，精神世界里很容易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因为文字和思考是不断训练一个人的注意力向内转，那里自成一个封闭的内在的世界，像修行；但是绘画，通过色彩、技法和笔触，会使你内心的一些东西直接地向外宣泄，促成你对外部世界进行斑斓的观察和拥抱，更符合快乐原则。于是这本身就对之前的我的内心构成了一种平衡。关于绘画对小说有什么影响，我没有刻意梳理过，它可能是有，但一定是潜意识里面的，说不清楚的。不过，我倒是觉得，你知道，八十年代整个国内的文学思想解放，各种流派异彩纷呈，其实在美术界，它们的艺术实践和创新性思想理论一点都不比文学弱，甚至超过了文学实践。事实也是如此，比如超验主义、表现主义、达达主义、抽象派等等的美术实践，极其前卫和令人耳目一新。它们都有一个基本共性，就是摒弃僵化的传统模式和美学逻辑，从视觉形式上的色彩、构图，到作品背后的理念、主题等方面，颠覆以往，张扬个性，回归人性本体，展现束缚和荒诞、矛盾和欲望，从而发现和表现另一种现实。另外，抽象派绘画构图对于小说结构的开放性设置、色彩的铺排对于小说艺术感觉的重新召唤、线条表达的准确与混沌对于小说语言所追求的洗练与多义性……等等方面，一定是有所影响的。这些都是我在艺术里面比较喜欢和注重的东西。

周聪：再来谈谈你的小说。我买了你新出的《午夜落》和《羽叶茑萝》两种小说集，各读了一遍，感觉仍然有一些惊喜。虽然你的小说如同你的绘画一样，追求创新，追求斑斓性与纷纭性，充满人生的摇摆和晃动感，许多评论家也经常觉得你的风格难以归类，但是我还是可能要出于冒昧地认为，你的一些罪犯题材小说，比如《天气很好》这个短篇小说，我最初是在某个“短篇小说年选”里读到的，重读一遍依旧深受启发，包括你的中篇小说《弥漫》、《沥青》等等——那么我的问题是，新世纪以来，罪犯题材的优秀小说真不少，像张笑天的《死刑令今天下达》，乔叶的《取暖》，须一瓜的许多作品……你能否从一个小说创作者的角度，给我们讲讲你是怎么看待自己的这些小说的？举例来说，你的一篇小说是如何诞生的？它在技术上会经历哪些重要的步骤？谢谢兄。

于晓威：如你所言，起码从表述方便来说，我写了人物的“犯罪”，你姑且将其称为“罪犯小说”，这我理解。其实我写的就是人本身的遭遇而已。在现时代，每个人都会成为“犯罪者”，但这与“罪犯”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也就是说，前者带有主观和心理色彩，后者带有客观认定逻辑。与其说关注“罪犯”，不如说我关注 “罪感”，因为它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他自己认为有罪，一个是别人认为他有罪，这是我理解的“罪感”的含义。《天气很好》写了何锦州的上司被外界认为的“罪感”，《弥漫》写了主人公自己临界的“罪感”，《沥青》写了张决被冤枉于其中的“罪感”，他们都代表了人生的沉重的荒诞和严峻的可笑。他们都在折射人生和社会，很多时候不是他们有罪，是社会有罪，或曰病了。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可能会把我的这些小说跟“罪犯小说”的定义离得远一些。谁知道呢，也许恰恰相反，你会认为更近一些。

你谈到技术上经历的步骤，比如写中篇小说《沥青》的时候，我光是从公安部得到的内部资料和案例就有许多，我为此阅读和构思了一年多。同时我还专门细读了《刑法》《证据学》《监狱及狱政管理学》等等许多专业书籍，做了大量笔记。进入到即将写作阶段，我到某市的司法局领导那里开了证明，要他允许我剃了秃头，化装成真正的罪犯那样进监狱体验生活。可是这吓到了某市监狱的领导和狱政科长，他们为我安全起见，说死也不同意我这么干。后来我还是以另一种方式去到监狱，可以跟他们半夜一起提讯犯人，甚至单独跟犯人见面和叙谈。《沥青》在《收获》发表后，有一天，监狱的领导见到我，他说他读了《沥青》，他说，我心里清楚，我们的许多东西是保密的，你压根不了解也接触不到，但是读完了你的小说我非常惊讶，你里面写到的几种越狱的方法，简直太可怕也太具有操作性了。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怎么会知道？我不知道。我知道的只是当你熟悉了某些专业领域之后，进入了专业性的全力准备和思考，事物的一些逻辑和可能自然就被想象出来了。——这是我回答你的关于技术上经历的问题。

周聪：好。继续。刘大先在评论文章《不屈不挠的生长》中说：“于晓威在城市叙事中，将都市的现代性转化为个体生命体验，在诱惑、抗争、屈从、无措和无奈的淆乱中，闪现着体恤和冷酷。”《羽叶茑萝》被收入花城出版社“现代性五面孔”中。“现代性”似乎是当代作家写作中绕不过去的话题，请兄也谈谈对“现代性”的理解。

于晓威：这个问题我在《羽叶茑萝》书的自序包括跟张鸿女士的对话里谈到许多，这里不再重复了。我想重申的是，不是写了城市就叫有了现代性，也不是写了乡村就无现代性，关键不在于题材，而在于作家或进入到写作文本时的叙述者的表现与表达方式——你的作品背后的理念是否具有现代性。也就是北大陈晓明教授的观点：“无限进步的时间观念；以人的价值为本位的自由、民主、平等、正义等观念”。

周聪：洪治纲曾评价你的短篇小说《勾引家日记》时，说它“非常巧妙地让丈夫方唐从游戏开始，最后却以妻子楚夏的智慧让游戏温暖地结束”。在我看来，这篇小说发掘了琐碎日常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它包含着人们对未知事物的开放性阐释。这篇小说让我想起了克尔凯郭尔的哲学名著《勾引家日记》，二者之间有没有一定的精神血缘关系？顺便也请兄谈谈克尔凯郭尔，好吗？

于晓威：克尔凯郭尔的病态般的、带有直觉主义倾向的审美逻辑是我所喜欢的。他将人性欲望边界的矛盾上升为形式主义的悖论，我觉得对我影响还是非常之大。我的小说命名《勾引家日记》，也是借此向他表示敬意。

周聪：你的《圆形精灵》是我读过多遍的作品，它“融合了传奇、笔记、史料、报道、议论等多种文本，通过颇具意味的拼贴形式组合在一起，举重若轻地探讨了时代人的‘魔症’，似乎超出了一个短篇的思想容量”，这篇小说很容易让我联想到卡尔维诺。我读过卡尔维诺绝大多数的作品，喜欢他天马行空的想象，喜欢他用一个个类似童话的方式讲述现代人的精神困境（诸如分裂、虚无、荒诞等主题）。借这个机会，能否介绍一两位兄喜欢的外国作家。

于晓威：这个问题才是最难以回答的问题。事实是，没有一个作家能够准确地说出他喜欢哪“一两位”外国作家。雨果对我至今有着重要影响，从人道主义方面。博尔赫斯让我迷恋不已，从他的智性叙述方面。卡尔维诺我也非常喜欢，但他算成你说的(笑)。

周聪：手上有没有在写新的长篇，有的话，能否透露一下题材？

于晓威：多年前在《文艺报》就透露过的。但是正如我当时就说过的，这个问题非要人家回答，几乎就是想让对方写不出来。反正透露过一次，也不怕透露第二次，我要写一部新的长篇小说，跟人的空间和心理的移位、考据癖和爱情有关。这回我真得抓紧写了。请给我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