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述而》记载，子贡问孔子：“伯夷、叔齐何人也？”孔子回答：“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商朝末年有一个小国孤竹国，国君有三个儿子，大哥叫伯夷，小弟叫叔齐。国君有意传位给叔齐，因此，国君死后，伯夷跑了，把君位让于叔齐，谁知道叔齐不愿继承君位，跟着大哥跑了，最后，中子做了国君。
伯夷、叔齐投奔了周文王，文王死后，武王兴兵伐纣，兄弟俩拦住车马劝阻，被武王手下人拉开。周灭商后，兄弟俩以做周朝的官为耻，隐居在首阳山，采薇为食，最终饿死。
子贡为什么问这兄弟俩的故事呢？与当时卫国的政治形势有关。
当时，孔子一行在卫国。卫灵公死了，太子蒯聩在外，大臣拥立蒯聩的儿子卫辄即位。蒯聩听说儿子即位了，仰仗着晋国的支持欲回国争位，卫国人不接纳他，他只好在边境停留下来。在这混乱的形势下，孔子师徒何去何从？弟子们在一块讨论，冉有发言说：“老师会留在卫国做官吗？”子贡说：“我问问去。”
子贡进屋见孔子，并没有直接问孔子是否留在卫国做官，而是问伯夷、叔齐之事。得到孔子回答后，子贡出来，告诉师兄弟们，我们的老师不会留在卫国做官了。
孔子的选择容易理解，伯夷、叔齐推辞君位不受，蒯聩父子为了君位反目，到底由谁来继承君位呢？“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君臣父子的名分搞不清楚，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何必出仕呢？
但孔子说：“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这里的仁，指什么呢？仁，有仁爱、仁义等意思。这里的仁，应指仁义。伯夷、叔齐认为，纣是君，武王是臣，武王伐纣，是以下犯上，因此劝阻。武王不听，周灭商后，二人耻与乱臣贼子为伍，避世隐居首阳山，以至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论语·八佾》记载孔子谈音乐，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韶》是舜帝时的音乐，尽美又尽善；《武》是武王时代的音乐，美则美矣，但不能说它是至善。伯夷、叔齐躲避周武王，孔子称赞哥俩是“仁”；但却说《武》乐未尽善，这是孔子对武王伐纣含蓄的批评吗？
孔子推崇礼乐制度，对诸侯国君、大夫们违礼的行为深恶痛绝，甚至喊出了“孰能忍，孰不能忍”的狠话，他一辈子的政治梦想，就是复礼。那么，对于武王伐纣这件事，真不好评价。如果赞同，不符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乐秩序；如果反对，周文王、周武王是礼乐制度的祖师爷，如何自圆其说？
王阳明与弟子陆澄对此有过对话。
（陆澄）问：“孔子谓武王未尽善，恐亦有不满意。”
（王阳明）先生曰：“在武王自合如此。”
曰“使文王未没，毕竟如何？”
曰：“文王在时，天下三分已有其二。若到武王伐商之时，文王若在，或者不致兴兵，必然这一分亦来归了。文王只善处纣，使不得纵恶而已。”
王阳明认为，文王在时，天下三分之二的地盘都归他了，如果文王不死，可能不会兴兵伐纣，另外三分之一自然来归。文王有办法限制纣王，使他不得做恶。王阳明的解释虽然巧妙，但并没有解决武王伐纣的道德难题。
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孟子。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孟子采取的方法，就是否认纣王是君，他不过是一个残害仁义的贼，人人得而诛之。但历史上真实的纣王，并不像官方史书描写的那样残暴。《论语·子张》记载子贡评价纣王的话：“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纣王并没有书上写的那么坏，只不过他屈居下流，什么脏水都泼在他身上了。
把子贡的话推进一步，不过成王败寇罢了。只要成功，杀人恶魔可以被打扮成仁君圣王，仁人君子可以被丑化为十恶不赦的坏蛋。子贡为什么说君子讨厌居于下流，因为居于下流什么屎盆子都往你身上扣了。而只要居于上流，就可以以仁义自居，而把对手打成独夫民贼。
刘邦打败了项羽，刘邦真的比项羽仁义吗？朱元璋消灭了各路反王，他真的比张士诚、陈友谅仁义吗？
价值观决定了对历史事件的解读，而主流价值观是胜利者塑造的。一个讨巧的做法，是为胜利者解构重组历史，而历史的真实，也许并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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