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罪无罪，就生活而言，是世俗口舌的伸缩，《希伯莱书》提醒：“我信任你的一切恶”。就秩序而言，是律法条款的检验，陀思妥耶夫斯基揭示了一条真理：“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一切都是可以允许的，因为这时是由我来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就灵魂而言，是自身内心的自觉拷问，卢梭忏悔：“人的苦难的真正根源在于人要知道，你们的一切痛苦都是来自于你们自身啊。”似乎，所有这一切，基于异口同声的认定：行为恶，产生了有罪的真实救赎。
作家，拾起了这个习惯元宝。《追风筝的人》的阿米尔，义无反顾地返回阿富汗，救赎二十六年前的人性恶。《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托马斯，面对失去“责任”的轻，难予忍受，昆德拉赐给的死，顺理成章。《罪与罚》的拉斯科利尼科夫必须自首，“失败了，所以我没有权利迈出这一步”。
那么，披上有罪之衣的冤罪呢？是媚求世人的爱和同情，还是实施存在主义的救赎？
《窦娥冤》早已置之脑后的现代国人必定认为：这是一个脱了裤子放屁的问题，我们拥有相信律法真理、正义道德的习惯。但，被美国人赢为“黑暗的另一半”的斯蒂芬•金，给予了另一番回答：《肖申克的救赎》的主人公安迪•杜弗瑞，是一个成功的银行家，因被陷杀害了妻子与她的情夫，等待他的将是两次终身监禁，面对命运的不公，安迪在与典狱长的智慧较量中，默默构建属于自身的未来。当别人还在为如何打发狱中无聊时间而终日生活在蝇营狗苟中时，他已经开始展望属于自己的另一种生活，两把小石锤、一张海报，凿穿了十英尺厚的混凝土狱墙，爬过了那条象征着生活中一切龌龊与不公的下水道，最终投入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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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不缺冤曲。文学，不缺冤罪。《肖申克的救赎》的故事，并不新鲜，作家时常生活在这样一种习惯之中：《窦娥冤》感动的是天地，延续了“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的安于天命的世俗哲学；日本电影《冤罪》，借助警方力量调查，洗脱了Kanbe先生泄漏毒气杀人的罪名，还了自己一个清白；《秋菊打官司》展示了息事宁人的奴性优先、律法真理和正义道德滞后的习惯……
而《肖申克的救赎》，展现了真实人性矛盾的两极概念：
一是怯懦囚禁人的灵魂。“刚入狱的时候，你痛恨周围的高墙；慢慢的，你习惯生活在其中；最终你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这是一种致命的习惯，斯蒂芬"金巧妙地揭示这种习惯的疼：一只生活在监狱九年的鸽子，离开监狱时，“立刻姿态漂亮地飞走了”，然而，一个星期以后，投身自由的鸽子，“像一堆脏床单般软趴趴”地瘫在运动场的角落……无疑，阿米尔、托马斯、拉斯科利尼科夫，就是这只鸽子的化身，尽管他们有着真实的罪恶。
二是希望可以感受自由。冤狱者的希望，大抵情况下有三种：伸冤获释，好好改造以求减刑假释，越狱。《肖申克的救赎》细腻地描述了三种希望最终导致的毁灭：足以证明安迪无罪的证人汤米的出现，催生了安迪几乎疯狂的希望；假释不失为一种稳妥的办法，但要等到政府确信牢狱犯对社会不足以造成危险之时，这仍然是一种习惯的煎熬，更何况安迪掌握了诸多典狱长的黑幕？斯蒂芬•金犹如一位丹青妙手，抽丝剥茧地掐断了这两种希望的线索。越狱，只有越狱，才成为冤狱者的唯一出路，然而，斯蒂芬详尽地分析了越狱的诸多结局，将越狱锁定在一种值得称颂的生存希望：求生的智慧、坚定的沉静、隐忍的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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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年牢狱的耻辱隐忍，就是这种希望，承载着安迪冤罪救赎之轻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种希望，不单纯通用于经受牢狱之苦的冤罪，更通用于日常世俗生活所受冤曲的现实救赎。安迪，不，应该是斯蒂芬•金，给予了读者战胜了“习惯”的“希望”震撼力，也给在法律和正义道德巍然倒向习惯一边之时的世人生存，指明了一条关于人性救赎的通用之路：不似“冬雷震震夏雨雪”的天命憎恨；不似统治秩序洗刷冤曲的歌颂；不似电影《越狱》颠覆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的“英雄”价值观……
与此同时，斯蒂芬•金以他独特的视觉，战胜了那些自认为反对媚俗的作家们逃脱不掉的有关冤罪、冤曲救赎的媚俗习惯……
这才是《肖申克的救赎》的真正希望。然而，这种希望置身在纷杂繁乱的习惯之重里，又承载了其相反意义的轻。所以，《肖申克的救赎》的最后结语只有三个字：“我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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