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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营四月主题“汉代文学”的学习任务，到目前为止告一段落。按照学习要求，完成了自己比较熟悉，也有些感受的《史记》，并写下这篇“浅谈《史记》”，本文一共有四个方面的内容，具体如下：
一、《史记》作者司马迁之生平
我国的历史散文具有悠久的传统，就现存的文献记载，记言散文可以追溯到周代以前，但是毕竟年代久远，经过后世的改动，并不一定都是原貌了。
记事的散文只能追溯到殷墟卜辞，但是也未必可以代表殷代记事散文的最高水平。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杰出的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无论记言，还是记事，无不是将某些人物的活动集中地加以记载。比如《国语》喜欢在连载的文章中把人物的言论记载下来。《左传》在记事上，在叙述方法上尽量在某一阶段的记事中，比较完整地体现一个人物的历史活动。
后来的《晏子春秋》、《穆天子传》就有了专门记载单个人物的传记，还出现了记载战国策士人物的专书，如《国策》等。
到了汉武帝时期，文学创作空前繁荣，历史散文也出现了里程碑式的杰作，那就是由司马迁撰写的《史记》。《史记》代表了古代历史散文的最高成就，是我国最伟大的历史著作和杰出的文学作品，被鲁迅先生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因此，司马迁既是伟大的史学史，也是优秀的文学家。
对司马迁的认识，其实上学的时候已经接触了很多，再有，毛主席的著作或语录里经常引用典故，包括《史记》里的故事，以及司马迁的文章。
1、司马迁之父的遗愿
司马迁（前145-？年），字子长，又称史迁，夏阳龙门（今陕西韩城）人。他是“史官世家”之后，他的父亲司马谈也曾在汉武帝时期任太史令，立志要写一部“明世”的史书。
司马谈学问修养深厚，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汉武帝即位后，司马谈做了太史令，他对诸子百家学说有着深入的研究，曾著有《论六家要旨》，分析了先秦到汉初六个主要学术流派的得失。他包容兼收，并全面肯定地赞扬道家，因此，他是深受当时流行的黄老思想影响的。
司马谈在这篇论文中所表现的明晰的思想和批判精神，无疑给司马迁后来为先秦诸子作传以良好的启示，而且对司马迁的思想、人格和治学态度也必然产生一定的影响。
汉武帝封禅大典那一年，司马谈“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他因未能参加封禅大典而遗憾，之后病重。司马迁奉命出使西南夷而返，司马谈执迁手而泣曰：“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就这样，司马谈不仅把编修通史的遗愿托付给了儿子，而且留下了诸多的史料与设想，这也是司马迁创作《史记》的直接原因吧。
2、读万卷书的司马迁
司马迁的童年是在家乡度过的，他“耕牧河山之阳”，与农夫和牧童为伴，在帮助家人干些农活和放牧之外，也饱览了故乡山河名胜，同时也有机会听到许多历史故事和传说，“年十岁则通古文”，诵读用籀文写就的文献，是乡土文化熏陶和培育了他的灵秀之气。
司马迁随父迁居到长安之后，他曾向当时经学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向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这些经历对年轻的司马迁有着很深的影响。
3、行万里路的司马迁
除了饱读诗书之外，司马迁还有丰富的漫游经历。
司马迁在二十岁那一年开始了漫游生活。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这应该是司马迁的第一次漫游。
司马迁升为郎中之后，一度奉使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视察和安抚少数民族地区，这应该是司马迁的第二次漫游。
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率百官封泰山而禅梁父，司马迁又因侍从武帝巡狩、封禅，并且东巡海上，自碣石至辽西，历北边而返，游历了更多的地方。这应该是司马迁的第三次漫游。
他的这些漫游，足迹几乎遍及全国大部分地区，这些实践活动丰富了司马迁的历史知识和生活经验，再加上他有意识地访学问道和深入探讨，扩大了司马迁的胸襟和眼界，更重要的是对社会和人生的认识，对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的体验，这对他后来著作《史记》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他的文风。
4、子承父业的司马迁
元封三年，司马迁继承父业，任太史令，从而获得饱览皇家藏书的机会，包括史册、图籍和档案。在整理历史资料的过程中，更有机会进行全面研究。其后，他又做到中书令，可以得见群臣奏书，得知朝廷内外所有事情，就《史记》来看，他的博学多闻，更胜于他的父亲。
可以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样经过了几年的准备，在太初元年（前104)，他与星学家提出改革秦历，订《太阳历》（即沿用至今的夏历），得到汉武帝的支持。之后，司马迁便着手从事他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继承《春秋》的著作事业，正式写作《史记》，实践他父亲论载天下之文的遗志。这年司马迁四十二岁。
二、《史记》作者司马迁之李陵之祸
就在司马迁专心著述《史记》的第五个年头，却突然遭受巨大的灾难——李陵之祸。
天汉二年（前99）汉匈之乱开始，汉武帝派他的爱妃李夫人的长兄李广利攻打匈奴，想让其借军功达到封侯的目的，同时让李陵为李广利做后勤保障。可是李陵却提出愿率领自家的五千士卒单独出兵，汉武帝很不高兴，告诉李陵：我没有多余的军队派给你，李陵便率领这5000士卒出发了。
开始时比较顺利，不断有进军得胜的消息传回，后来就越来越不利了。大单于有三万兵力，与李陵的五千人作战。李陵的部队作战非常勇猛，杀死了对方几千人，后来大单于从左右贤王处调来八万人，一共有11万人对抗李陵的不足五千人，但是李陵的攻势太猛，大单于准备撤兵。
就在这时却发生了意外，有一个部下受到上级的侮辱，投降了叛军，他将李陵部队的真实情况透露给了敌军：那就是李陵没有后援，用于连发的弩机剑快用完了。在得知真实情况后，大单于集中兵力进行总攻，李陵的3000兵士伤亡惨重，李陵被俘。
汉武帝听说李陵战败的消息非常震怒，他看到大殿上身边的司马迁，便询问司马迁有什么办法，司马迁的本意是想安抚一下汉武帝，另外也看不惯大臣们夸大其词、落井下石的态度，他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李陵有国士风范，他是一国当中最优秀的人，他是一心要报效国家的。
二是李陵的5000士兵杀死的敌人数量上已超出万人以上，是很了不起的。
三是李陵投降是出于一时无奈，虽然归降了，但是如果将来有机会的话，他一定会报答汉朝。
汉武帝听罢，龙颜大怒，认为他这是替李陵游说，并借以打击将军李广利。将他关入大牢。
当时一个人犯了死罪，大致有三个方面可选择：认罪伏法，这一条司马迁是不能接受的，父亲的遗愿还没有实现，他理想的宏伟大业《史记》还没有完成，他万万不能去死。
还有两种情况可以免死，一是拿出大量的金钱赎身，那个数字对司马迁来说就是天文数字，他根本就拿不出钱。二是接受宫刑，其实摆在司马迁面前的只有这一条路，如果想活下去，只能接受宫刑。这是一个对身体与精神双重折磨的酷刑，他要承担的是男人的另类，士大夫的另类，文化人的另类，受着终身的羞辱。
人是具有社会性的，得不到社会的承认，那就失去了做人的尊严。司马迁为了完成史记，他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然而，作为男人、士大夫的司马迁死去了，但是作为太史公的司马迁却获得了新生，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
从此，他从最被人看不起的底层人的视角看人、看历史、看人生，对《史记》当中的人物评价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同时也改变了他的生死观，“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还改变了他对钱的看法，他认为追求富有没有错，关键是要取之有道。他写的《货殖列传》“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上至诸侯王，下至百姓，追求金钱没有错，错的是获取金钱的手段。钱不是万能的，可是没有钱也是万万不能的，比如这次入狱，如果有钱，不就可以免去宫刑之苦了吗？
司马迁有一篇著名的文章《报任安书》：
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这篇文章，可以说已相当熟悉，读《史记》必读之，学习司马迁必读之，所以在此录之，重新学习。
任安是司马迁的好朋友，他写信给任安，谈他的想法，认为一个人要成就事业，要想写下永垂不朽的著作，一定要经受得住磨难。他终于从“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等先圣先贤的遭遇中看到自己的出路，于是“就极刑而无愠色”，决心“隐忍苟活”以完成著书的宏愿。
出狱后，司马迁升为中书令，名义上虽比太史令为高，但更容易唤起他被损害、被污辱的记忆，他的著作事业却从这里得到了更大的力量。
大约征和二年（前91），在司马迁52岁时，《史记》一书已基本完成了。从此以后，没有任何记载可考，也就是司马迁不知所终了。经王国维考证，大概卒于汉武帝末年，他的一生大约与汉武帝相始终。
三、《史记》的体制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他修史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在综合前代史书各种体制的基础上，创立了纪传体的通史。记叙了上自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共计3000年的中国历史兴衰沿革。全书由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五部分组成。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一十五字。
虽然这五种体例各有区别，但它们却是相互配合，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十二本纪是纲领，除《秦本纪》外，叙述的是从黄帝到汉武帝历代最高统治者帝王的兴废和重大政治事件。
三十世家，是围绕十二本纪展开的，写春秋战国以来各主要诸侯国及汉朝所封的诸侯和勋贵的历史。
“列传”是社会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有影响人物的传记。
“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作为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
“书”是当时社会典章制度的专门记述，涉及礼仪、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与后世的科学发展史相近。
四、《史记》的艺术成就
《史记》即是历史的“实录”，又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鲁迅先生所说的“史家之绝唱”，说明了《史记》是忠实于历史事实的记载，“无韵之离骚”，说明了《史记》散文式的纪传体文学的价值。
1、《史记》的实录和思想倾向
《史记》作为历史著作，面对着三千年的历史，人物众多，选什么样的人作传，作传时的笔墨如何分配，都需要深刻的见识。而司马迁做到了不以政治地位的高低来取舍人物。作者要在"实录"的基础上，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表现人物思想性格的重要特征，这是《史记》传记的主要特点，也是作者匠心独运的所在。
司马迁是怎样在坚持历史真实的原则下写人物的呢？我们看他在《留侯世家》中的一句话：“（留侯）所与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意思是说作者并不是有事必录，而是有所选择的。张良平日与高祖谈论的天下事很多，但只写那些和天下存亡有重大关系的事件，从而表现其性格特征。写其他人物当然也不例外，只写那些能够表现人物特征的东西。
《史记》中，最引人注目的有既雄才大略，又善权变，甚至有些流氓气的汉高祖、拔山盖世，粗豪坦荡的项羽，智勇双全，先国家之急，而后私愁的蔺相如，老当益壮、负荆请罪的廉颇，忍小隙干大业、用兵如神的韩信等等，都是竭力做到历史、人物和主题的统一，历史生动，人物也就生龙活虎了。
《史记》在思想倾向方面是非常了不起的。他自己受过宫刑，了解人间的冷暖，因此非常同情历史上这样的人物。所以他“不以成败论英雄”，在楚汉相争中，刘邦是胜利者，项羽是失败者。但是司马迁依然把项羽放在帝王的位子上写了《项羽本纪》。
陈涉、吴广是造反的英雄，虽然失败了，但是依然把他们放在“世家”的地位，写了《陈涉世家》。
司马迁也没有“为尊者讳”，甚至敢于动皇帝头上的神圣光圈。比如对于当朝开国皇帝刘邦，作者没有抹杀他的功劳，但对他的虚伪、狡诈和无赖的品质也揭露得入木三分。写刘邦未起义前，是一个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人，经常到哥嫂家混饭吃，成为亲朋邻里所厌恶的无赖。在被项羽的军队追击时，为了逃命数次把自己的儿女推下车。
更为恶劣的是，当项羽把刘邦的父亲抓起来，在两军阵前要挟他：要是你不投降的话，我就把你父亲杀掉，将肉剁碎炖成羹。因为他与项羽有名义上的结义之交，而刘邦竟然说：“吾翁即若翁，必欲烹尔翁，则幸分我一杯羹！”这是不是一副流氓无赖的嘴脸？项羽见他如此，只好放回他的父亲。这些不都是司马迁在表达内心的悲愤吗？正如蒲松龄所说，内心有悲愤，才能写出千古好诗，好文章，好著作来。
司马迁还描述了一大批悲剧人物，如屈原怀沙而死；李广抗击匈奴，忠于国家，战功卓著，号称“飞将军”，最后因贵戚争功，自刎而死、李广死时无论识与不识，皆为垂涕，连司马迁都忍不住加上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赞语。
韩信其功劳无人可比，但最后还是被刘邦、吕后杀了；信陵君可以说是魏国的长城，但晚年却受尽魏王猜忌，心情抑郁最后病酒而死。当刘邦狡兔烹尽之时，已经无人助他解除内忧外患，那“安得守四方”的歌唱不正透露出他悲楚的心境吗？总之《史记》透显出一种强烈而悲怆的悲剧气氛。
《史记》中还写了许多爱国人物。如《廉颇蔺相如列传》通过完璧归赵、绳池之会、将相交欢等历史情节的叙述，赞美了蔺相如机智勇敢，不畏强秦的英雄性格和高贵品质。
在《魏公子列传》中，作者用了147个“公子”，来叙述信陵君“仁而下士”的故事，不仅因为这位公子真能放下贵族的架子，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他这样做的结果，终于得到游士、门客的帮助，抵抗了秦国的侵略，救赵存魏，振奋诸侯。
《史记》中还正面写了那些不为一般正史所收的中下层、甚至地位低微的小人物，如刺客、游侠、倡优、卜者等。并能从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观点出发，分别给他们以一定的评价。
在《滑稽列传》中，他赞美他们：“天道恢恢，岂不大哉！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其所记淳于髡之谏齐威王，优孟之谏楚庄王，使得小人物们也能够在《史记》中看到自己对历史发展的积极作用。
在《刺客列传》中，写荆轲流浪于燕国和卫国的百姓中与狗屠为伍，在受燕太子丹的器重后，挺身而出刺杀秦王。写出了荆轲的勇敢无畏，视死如归的英雄行为。刺客们自我牺牲、反抗强暴的侠义精神是可歌可泣，也正是由于司马迁的记载和褒扬，荆轲才成为名震古今的侠士。
司马迁敢于肯定游侠也有难能可贵的一面，如《游侠列传》当中，写朱家“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写郭解“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在对游侠的"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的助人为乐的热烈歌颂中，表达了封建社会人民要求摆脱被侮辱、被损害处境的善良愿望。
他还敢于肯定女主也可治国。他认为，自周初以来，女人干政，常被视为不祥。但《史记》却著有《吕太后本纪》，还在传末称颂说：
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樯，衣食滋殖。
他还敢于肯定工商业的正当性，中国自古鄙视工商，而司马迁为作《货殖列传》，开篇即云：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輓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他对老子的主张表示反对，对工商业者的正当性表示肯定，当然又要求对其教诲引导，可谓善于持中。
总之，作为传记文学的《史记》的思想内容是丰富深刻的：它一方面揭露了统治者及其爪牙的无比丑恶，画出他们的真实的脸谱；另一方面表达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歌颂人民及其领袖的起义反抗，以及可歌可泣的爱国英雄和救人危急的侠义之士，表现了我们伟大民族的优良传统和品质，这对今天都还有积极意义。
2、人物传记文学的艺术成就
《史记》开创了我国纪传体的史学，同时也开创了我国的传记文学。在"本纪"、"世家"和"列传"中所写的一系列历史人物，不仅表现了作者对历史的高度概括和卓越的见识，而且通过那些人物的活动，生动地展开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表现了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批判精神，表现了作者同情广大的被压迫剥削的人民，为那些被污辱、被损害的人鸣不平的热情。
因此，两千多年来，《史记》不仅是历史家学习的典范，而且也成为文学家学习的典范。
文学方面的艺术成就主要有以下四点：
第一、把历史人物放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来展现其性格特征，在具体的描述中融入自己的情感色彩。
《项羽本纪》是《史记》最为精彩的人物传记，代表了人物传记的最高成就。
项羽一生征战无数，兴盛于巨鹿之战，转折于鸿门宴，败亡于垓下之围。他既叱咤风云，勇冠三军，又重恩义而优柔寡断，最后挥泪别姬，自刎乌江。贾谊年少有才，却郁闷而死；晁错为国着想而身斩于东市等等。
这些都倾注了作者的情感，他们死得惨烈悲壮，给后人留下的是无所畏惧的进取，激发人们的不仅仅是同情，更重要的是追求理想的精神。
第二、在塑造人物中采用"互现法"。
《史记》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并不只是每篇独立成章的，本纪、世家、列传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有些历史人物生平事迹较多，性格复杂，面面俱到必然会影响人物性格的塑造，也给叙述带来不便，如果隐去一部分又不符合历史的真实。因此《史记》根据实际需要有时将一人的事迹散见于多篇，以多篇"互现"的方式塑造完整的人物形象。
如《项羽本纪》中写项羽英勇善战的一面，而他在政治、军事上的错误及其性格弱点则散见于《高祖本纪》《陈丞相世家》《淮阴侯列传》中；刘邦的无赖与残忍没有写进《高祖本纪》，而在《留侯世家》中写刘邦贪财好色，《萧相国世家》中写刘邦猜忌功臣，而《淮阴侯列传》中则借韩信的口，谴责了刘邦诛杀功臣的罪行。作者正是通过这些描写揭露了刘邦真实面貌，这样做既忠于历史的真实，又不损害人物形象。
第三，作者善于用一些富有典型意义的生活事件来表现人物，使人物形象丰富饱满、生动鲜明
提起赵高，人们忘不了他的"指鹿为马"；提起韩信，人们不会忘记他甘受"胯下之辱";《李斯列传》中"李斯叹鼠"看似闲笔，实则大有深意，不仅揭示了李斯的内心世界，更预示了李斯为名利而亡的下场。
为了表现人物，司马迁还通过许多紧张斗争的场面，把人物推到矛盾冲突的尖端，让人物在紧张的斗争中，表现他们各自的性格特征。《项羽本纪》鸿门宴一节是很有代表性的。刘邦的懦怯而有机智，项羽的坦率而少谋略，以及其他人物，如范增、张良、樊会、项伯等的性格，都在这场斗争中有不同的态度和表现。
第四，在语言运用上也有极大的创造
《史记》最大的特点就是善于用符合人物身分的口语来表现人物的神情态度和性格特点。比如刘邦和项羽都曾见过秦始皇的威仪，从他们所表示的感慨中可以看出他们的不同个性：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语气坦率，可以想见他强悍爽直的性格；刘邦则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艳羡之情溢于言表，表现其阴险多欲的性格。
《张仪列传》中，张仪曾随楚相喝酒，席间楚相丢了一块璧玉，门客们怀疑张仪，就把他打了一顿。他的妻子说："你不去读书游说，哪会有这样的侮辱呢？"，张仪却问："视吾舌尚在否？"妻子笑答说："舌在也。"张仪高兴地说："足矣。"，意思是只要舌在，一切足矣，只有张仪这样的人才能说出这样的话，因为纵横家的本领全在舌头上。
《史记》的语言，我们认为全部都是所谓文言，但它是在当时口语的基础上提炼加工的书面语，与当时语言是相当接近的。而且为了使那些古奥难懂的古籍能为一般人所理解，司马迁在引用古书时，往往把已经僵化或含义不明的词句改成一般易懂的语言。正因为如此，《史记》直到今天，我们读起来基本上是明白晓畅的。
四、《史记》对后世的影响
《史记》开创了我国散文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史记》是记传史学中成就最高的，它在我国散文发展史上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
从《汉书》起，所谓"正史"，在体裁形式上都是承袭《史记》的。在文学创作方面，唐以后传奇文以至《聊斋志异》等小说都直接或间接受《史记》的影响。
唐宋以来的文人们，更是熟读《史记》。号称"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十分推崇司马迁，把《史记》的文章看成为文的规范，他的《张中丞传后序》、《毛颖传》等文，很显然是学习《史记》人物传记的。
宋代大散文家欧阳修散文的简练流畅，纡徐唱叹的特点，深得《史记》的神韵，他的《五代史伶官传序》的格调，与《史记，伯夷列传》十分相似。
《史记》中所歌颂的许多英雄人物，如项羽、信陵君、侯赢、鲁仲连、蔺相如等对后代人民特别是封建文士精神上都有影响。他们仰慕历史上这些英雄人物，并受到鼓舞和激励。
在写作方法、文章风格等方面，自汉以来的许多作家作品都从《史记》中得到有益的启发。郑樵所说的"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它不仅是史书的典范，也是散文的典范。特别是在组织材料、刻画人物、铺叙场面及描写细节方面，后世小说尤其是章回小说也多有借鉴，同时也是古典戏剧题材的重要来源。
《史记》的人物传记有人物形象、有故事情节，简练生动，绘色绘声，千百年来在人民中间流传，为广大人民所熟悉，这都为通俗小说和戏剧创作提供很好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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