栓喜裹紧身上的破棉袄，用沾满泥土的手套拍拍了头上的雪花，忿忿地骂了一句“这破天气，冻死个人了”，然后瑟缩着身子拿起铁叉，搓了搓手继续开始挖药材。从午饭时分就开始飘雪，这会已近晌午，虽然不是鹅毛大雪，但抬眼看去，到处已经见白了。栓喜中午没有回家，吃了一点早上带的烙饼，他要赶在农历十一月之前把这些药材挖回家，看天气预报过几天又要降温，不能让药材冻在地里了，儿子娶媳妇后欠了一屁股债，他还指着它们卖钱呢！
栓喜是红渠村的一介草民，是“附着在土地上既边缘又无人问津的一群人”中的一个。他是这片黄土地上的亲历者，也是见证者。跟栓喜一样留在村里的不是少数，跟他差不多年纪的很少出去打工，都留在地里务农，但他们的子女不论受教育程度有多高，都不会留在这里，更不会跟他们一起收拾地里的农作物。而他们被自愿留在这里，不仅仅是因为要照顾家里的老人，更因为他们明确地知道就算挤破头，他们也融不进城市的生活。数据化浪潮抛弃了他们这些年近半百的文盲，网购、线上支付等日渐将他们变成这个时代的失语者。栓喜有次去集市上买东西，货比三家后终于选定了，付钱的时候却发现衣服兜的下面被划了一道口子，兜里的钱已经不翼而飞了。自那之后，栓喜只要去集市上买东西，都会把钱装到最贴身的衣兜里，还要里三层外三层的包严实。现在扒手升级到电信诈骗了，而他还是那个兜里没揣多少钱，依然要装到衣服最底层的胆小鬼。儿子因此总是笑话他，他也从不解释，他知道没有真正经历过贫穷的人不会懂，他也不希望他懂。向来只有痛苦才会刻骨铭心，快乐都是转瞬即逝的。
栓喜的父母生了五个孩子，但最后只活下来了他和姐姐，其他的三个兄弟姐妹都被痢疾夺去了生命，那时候医疗技术还不发达，村子里因痢疾而死去的孩子不在少数。栓喜今年五十七岁，为数不多没有脱落的头发也已近乎全白，黝黑泛光的皮肤藏着他在黄土地上日复一日的艰辛，七年前扛土豆袋子时踩空从地边上跌了下去，虽然只是跌到了下面王老汉家的地里，但他的腰却在那一次意外中永久的拉伤了，以后每逢天阴雨雪就疼的无法自已。儿子告诉他现在医疗技术很先进，通过做手术他的腰伤可以痊愈，但他一听要去省城的大医院找专家做，仅手术费就有四万，不管儿子怎么劝他都不去了。
栓喜的媳妇是跟姐姐换亲娶来的，她叫浣英。浣英身材瘦小，用现在的话说长了一幅标准的瓜子脸，尤其一双大大的杏眼儿特别水灵，当时村子里的人都打趣栓喜娶了个仙女儿。浣英不仅长得漂亮，干活也很利落，家里上上下下打理的井井有条。但是栓喜的爹不喜欢这个儿媳妇，觉得她每天打扮地花枝招展，没有一点为人妇的样子，每次浣英做完饭端上来，栓喜爹都各种嫌弃，指桑骂槐地说浣英的饭调料味太重，折算下来一顿饭的成本比外面下馆子还贵。浣英知道公公在指责她打扮，为了不招惹老人，浣英每天不再化妆打扮，就只涂个雪花膏。但栓喜爹在外面仍然逢人就说浣英天天描眉涂粉，脸抹的跟掉在白面柜里了似的。浣英念及为老是尊，有苦难言。栓喜自小就害怕他爹，更别说跟他爹顶嘴了，每次他爹说浣英，栓喜不仅不帮浣英说话，还站在他爹的一面指责浣英的不是。后来孩子出生，家里的日子开始紧巴，浣英和栓喜商量等地里的农作物收回来后，她打算去县城里找一家饭店当服务员，贴补家用。栓喜记得那是农历十一月的一天，那天起床后浣英拿起好久没用的眉笔，给自己画了弯弯的眉毛，脸上也搽了淡淡的脂粉，将秀发拢到耳后仔细地挽了一个发髻，拿出柜子里结婚时栓喜买的那件红色翻领上衣和深蓝色牛仔裤，穿上后对着衣柜的镜子转了一个圈，回头还问栓喜好看不。栓喜看着化了妆，穿戴一新的浣英，仿佛回到了结婚那天。浣英收拾好之后就走了，说年底她就回来了，让栓喜好好照顾孩子。是的，浣英走了，再也没有回来。栓喜后来找遍了县城的每一家饭店，也没有找到一个叫浣英的女人。后来的红渠村，像浣英一样离开的女人很多，像栓喜一样的半路光棍也不少。
栓喜说，他在红渠村生活了大半辈子，他不知道什么叫希望，他每天所忙的无非为了一口吃喝。生活就是生下来就活着，死去了这一生就活完了，哪有那么多的讲究，离开的人离开了，留下来的人还得守着这片土地好好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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