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识得董乐山先生，是因为在校图书馆淘到了一本《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那是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撰写的一本纪实性作品，记叙了自己在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所见所闻，口吻亲切自然，笔调生动活泼，读起来十分畅快，毫无国外小说翻译成中文的生硬感。
我特意记住了译者的大名，接着顺藤摸瓜读了他翻译的《1984》。那时候这本政治寓言小说还不像现在那么人尽皆知，我纯粹是因为译者才找来的。
结果，无论是作者超前的思想，还是译者明白晓畅的文笔，都让我深感震撼。董乐山先生将书中所营造的那种灰暗的、压抑的、令人发疯般窒息的氛围淋漓尽致地传达了出来。而上一次有这样的感觉，是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顺口提一句，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我很喜欢的一位作者）。
尽管后来有读到文章，指出了董乐山先生译文舛误之处，但是我认为瑕不掩瑜，译文错漏之处在所难免，不能苛责。从整体来看，《1984》大获成功，跟董高超的译笔是分不开的。
再后来，我机缘巧合，跌跌撞撞进了翻译行业。因为本身缺乏翻译理论的系统学习，所以就特别注意去读翻译名家的译作以及翻译专著，包括思果、余光中、傅雷、庄绎传、张培基等。
最近断断续续读完了董先生《翻译的甘苦》，一方面印证自己在翻译实践中的某些想法，颇感振奋，一方面则是在前辈的指引下，学习了更多翻译理念与技巧，收获实多。
昨天写的一篇《一个词的翻译》，便是取材自《翻译的甘苦》。
这本书主要收录了董乐山先生自身从事翻译行业的体悟心得，洋洋洒洒，信笔写来，不拘体系，谈翻译方法、翻译技巧，谈翻译从业感受，也谈翻译中的趣闻轶事，读起来格外亲切，也极有借鉴意义。
例如，从《“人文主义”溯源》、《“人文主义”译名溯源》、《译名改革刍议》、《一名之立，旬月踌躇》中，我们能窥见董先生对译文的慎重，治学的严谨。
而在《翻译的要求——与中青年翻译工作者谈经验》中，董先生基于翻译实践经验就如何做好文学翻译工作提出了三点：对原文要有透彻的理解；要提高汉语表达能力；要具备各种学科乃至社会生活的丰富知识。
在翻译技巧方面，董先生以《概念的对等和字面的对等》拈来令人忍俊不禁的例证，说明了翻译工作者处理这一矛盾的重要性。接着又谈到了中英文的形合与意合的区别，主张英到中时，不必拘泥于英语的形合结构（条件状语、时间状语、as从句、方式状语等）。这对于我们解决“欧化”问题，令译文变得流畅可读相当有用。例如：He was a reticent man. When he spoke, he spoke eloquently.就不会译成“他是一个沉默的人。当他说话的时候，他说得很雄辩。”而可以大胆地译为“他平时沉默寡言，但一说起话来就滔滔不绝。”
在《统一与多样》一文中，董先生谈到了“一词一译”、“一词多译”以及“多词一译”的概念与应用，对于我们妥善处理译文具有指导意义。
除此之外，本书还收录了不少董乐山先生在翻译实践或是见闻中的妙思与辨析，例如《马可·波罗与面条》、《凯撒和剖腹生产》、《红灯区的由来》等，读起来大开眼界，正是翻译工作者独得的趣味。而读董乐山先生《翻译的地位》与《叹译事难》两篇，时至今日，我们仍心有戚戚，感同身受，毕竟翻译行业的乱象从过去到现在尚未有大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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