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满时期德惠郭家的一份地照（二）

伪满时期德惠郭家的一份地照（二）

文/张守权

        整个土地执照四周的图案是由绘成的一片高粱地围成，而左右两侧的两根高粱被画得十分硕大，并十分自然的弯向地照的中上部，高粱地的更远处则是起伏的山峦。从这里我们可以判断伪满时期的粮食作物是以高粱为主，上个世纪30年代产生的两首与九一八事变有关的歌曲都提及了高粱，一首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张寒晖的《松花江上》，歌中唱到“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还有一首东北民间歌曲《九一八小调》，其中有“高粱叶子青又青,九月十八来日本兵”的歌词。从以上歌词便可得到高粱在当时是主要粮食作物这个基本信息。在玉米没有推广之前，高粱具有其他粮食作物所不具备的各种优势，生命力强，产量高，耐旱，耐涝，耐盐碱，耐瘠薄等等。另外，高粱秸秆还可以夹帐子（篱笆）、做房芭，用高粱篾子即高粱秆外皮可以编制炕席、酱帽子（盖酱缸的罩子）、草帽、茓子等生活用具。高粱的箭秆（秸秆）还可以编盖帘、扎笤帚及刷帚。可见，高粱是与东北人民的经济生活密切相关的大田作物。彼时，高粱在东北随处可见，往往都是大片种植。深秋时节，在东北大地放眼望去，所见到处都是红色的海洋，它恰恰好似东北人的火一样的地域性格和热情。正因如此，在解放前后，东北人民的主食也一直以高粱米为主。建国初期在工薪制度尚未健全时，即以发放不同数量的高粱米作为不同级别的工作人员的薪金。因此，自那时起民间开始流传“你知不知道自己挣多少高粱米”这句颇具调侃型的俗话。在磨米机开始推广后，人们习惯上把机制米称为“文化米”。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包括家乡德惠县第六中学在内的一些农村学校食堂的主食仍以高粱米为主，住宿的学生每月都要交给学校食堂高粱米若干作为自己每月的口粮。

        解放后，经过农业合作化，各地普遍兴修水利，灌溉技术大大加强，水稻和玉米的种植逐渐代替高粱，东北民众的主食也开始向玉米和稻米转换（旱田区以玉米为主），高粱米渐渐淡出了人们的餐桌。而今的东北大地，很少有高粱种植，即使有，也仅仅是小片的矮秆高粱。笔者曾于十几年前看过一部抗日题材的电视连续剧，该剧在展现游击队员埋伏于青纱帐中的场景时，因剧组实在无法找到高杆的高粱地，端着盒子枪的演员们只能猫着腰在不如自己身高的矮秆高粱地里穿梭，这让我感觉十分滑稽。

        土地执照的背面，除了右半部分的“共有人名簿”外，中间书有“一亩（中）=七三七.二八方米”的字样。在东北传统的土地计量习惯中，有大亩小亩之说，大亩为一万平方米，小亩则为全国通用的约等于666.7平方米。笔者多方查找及请教，也不知这个面积为737.28平米的中亩到底是何种市制计量，暂且存疑，更期待广大专家及读者多多指教。

        背面的左半部分为中日两种文字对照的“注意”事项，日文居然印在伪满洲国的土地执照上，由此可见这一张执照上具有明显的殖民色彩，儿皇帝溥仪竭尽全力效忠日寇的卑劣嘴脸于这一纸执照上淋漓尽致的折射出来。日本帝国主义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思想文化等方方面面都在极力向东北这块土地渗透日本化的东西，其吞并东北的野心可谓昭然若揭，铁证如山。而伪满洲国对土地的确权也是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加强对东北的控制和掠夺的一个重要物证。然而，迷梦毕竟只是迷梦，在这张土地执照办下来的仅仅四年后，随着日皇裕仁（天皇系日本人对其皇帝的尊称，本人强烈建议中国人尤其是主流媒体称其为“日皇”）面带凄然的一段广播演说，曾经的所谓“王道乐土大满洲国”也轰然倒塌。1947年底，随着东北解放区土地改革的轰轰烈烈的展开，这块土地再度易主。

        解放前的广大农村，土地和财富一度被视为财产的重要象征。老一代人曾讲过土改前郭家大地有个勤劳肯干挣到钱便买地的农民在土改时被划为地主的故事，而与之相反，还有一位地主家的纨绔子弟终日吃喝嫖赌，在土改前却因将家产挥霍一空而被划为贫农。我们在对此感觉忍俊不禁的同时更多的还会深度思考人生及命运的弄人不浅。

        七十余年过去，曾经有类于地主或农民“命根子”的土地执照早已被今天鲜红的《土地使用证》所代替。这个时代，我们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谁也不会为了得到财富象征的土地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披星戴月的苦心经营，谁也不会因为无地或少地便在心理上感觉矮人三分，更不会有杨白劳大年三十卖女自杀的惨剧的出现。无论何时，在中国，只有将农民问题根本解决了，我们的路才能走得更高、更远......（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