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他三尺又何妨

    清朝康熙年间，张英担任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老家桐城的宅子与吴家为邻，两家院落之间有条巷子，后来吴家要修新房，想占这条路，张家人不同意。双方争执不下，将官司打到县衙。县官一看两家都是名门望族，谁也惹不起，不敢轻易了断。这时，张家人一气之下写封信给张英，希望他出面干预。张英看了信后，认为应该谦让邻里，于是回信写了四句诗：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阅罢，主动将围墙后移三尺。吴家见状深受感动，也让出三尺房基，举世闻名的“六尺巷”就此形成。现在巷道口立有石牌坊，刻着“礼让”。展览馆里挂着一位的领导的题词：桐城六尺巷，和谐名城扬。“礼让”与“和谐”，紧紧相连。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可以翻译为：礼的作用，以和为贵。前代圣王的规矩，以此为美。不论大事小事都是如此。如果为了和而和，不用礼来规范，那也是行不通的。

    这句话说得比较拗口，核心意思是“礼”与“和”的关系。“礼”是礼仪，是尊卑上下的制度和规矩，是约定俗成的社会秩序，就是要大家安心，各安其分。“和”是和顺从容，和谐融洽，是尊卑上下之间的调和。“礼”以能达到“和”为目标，“和”又必须依“礼”而行。“礼之用和为贵”流传得比较久远，江主席、胡主席、习主席，都曾引用过。在老百姓口中日常念叨的“和为贵”，也是打这来的。

    西方讲究人人平等，中国认为上下有别。中国社会自古以来是一个等级社会，国有君臣、家有父子，外有朋友、内有兄弟，这些不同的等级和关系都要靠礼仪规矩来调节，不能乱了名分。儒家按照这个名分，构建了一套理想社会的运行体系，协调三个方面的关系：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即人类如何与自然和睦相处；二是人与社会的关系，即人与人、人与国家、集体、国与国、民族与民族等之间如何交往；三是人与自身，即身体与心灵如何协调。这就是儒家讲的“礼治”。

    在调节和治理的过程中，不仅强调外在礼仪规范的强制性的“礼”，还重视人与人之间温情脉脉的情感认同的“和”。把原则和和睦调和在一起，既要原则的坚守又要关系的和谐，如此说来，当然甚好。比如，为人父母，既要陪孩子玩，跟他们打成一片，也要有规矩有底线，不能没大没小，不然在真正改管教的时候就没威严了。但分寸把握好难！

    这就回到了儒家所极力倡导的“中庸之道”， “恰当”为“和”、为“美”，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度”的把握很好。这也是中国人朴素的辩证法，“过犹不及”，《论语》里面说的“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恭而安”等，都是这个意思。这种“度”的把握，更多的是在反复实践中的“分寸感”掌握和火候的拿捏，完全不同于西方哲学抽象的思辨。难怪南怀瑾先生说中国有哲学，但都是“做人哲学”，真是世事通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是毁是誉，见仁见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