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其独特的时代特色。
列强侵入，军阀混战，文化处于强烈的变革之中。西学东渐，新旧交替，他们是旧学的最后继承者，也是新学的最早接触者。
电光石火的碰撞让人文与科学迸发出强劲的生命力。大师辈出，其思想作品即便在当代学术界也备受推崇；群星璀璨，那些如歌如泣的流年，谱写出一段段传奇的佳话。
近些年来，民间涌现出的“民国热”如火如荼，女学生们毕业典礼身着民国服饰，回归双马尾的质朴。纵观影视圈，《京华烟云》、《黄金时代》等民国历史背景的影视剧深受好评，带领人们回到那个浪漫主义的黄金时代。
中华民国，这个在大陆社会中几乎沉没的记忆符号，再一次涌入了人们的视野。
“民国之后再无大师。”很多人如是说。
胡适、陈寅格、王国维、季羡林.....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闪耀在中华文化的大幕上，成为公知们望其项背的里程碑。或漫步昆明湖畔，或泛舟秦淮河上，名士风度堪比魏晋风流。为那个风雷激荡的变革时代，无疑增添了一抹人文气息。
民国期间多元化的教育机制，是知识分子赖以生存的土壤。科举的废除,封建文化断裂，再加上西方思想的传入,使得民国学术有了自由发展的天地。
20世纪初，第一批中国留学生走出国门，接受西方教育，为混沌的文化市场注入了一丝活力。
比如将杜威实验主义哲学引入中国的胡适，高举着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在传统文化断裂的现实中探求民族自由、文化重光、国民新生的道路和方法。
而优渥的经济待遇，更是让民国的知识分子一跃而成社会的贵族。1918年毛泽东曾就职于北大图书馆，负责图书管理的清闲差事，月薪8块。而同时期著名海归胡适领着240块的大洋，中文系主任陈独秀的月薪则高达400块，为毛泽东的50倍。
相对于工农大众，大学教授的家中均有仆人伺候，社会地位堪比现在的一线明星。
有别于清一色追捧网红与明星的当今社会，撅弃浮躁与娱乐化的民国时期可谓是思想领域中的一片净土。崇尚知识与学术，敢于质疑权威。
比起当今迎合体制的高校职工，20多岁就能被提拔任职北大哲学教授的梁漱溟，不得不说是时代的幸运儿。
但是，我们的社会注定不会掌握在知识分子手中。政客们拥有权力，财团们拥有财富。这两个因素，恐怕决定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可能性。
如果说知识分子对民国的追捧，是对中华文化的致敬与缅怀。那么政客们的民国热，更是人心思汉的证明。
每年的10月10日，是台湾地区的“双十节”。中华民国这个在历史洪流中烟消云散的梦，在宝岛台湾保留着最后一块碎片。
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国家历经沧桑。而中华民国，在统独问题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中华民国于1912年在南京成立，因国共两党内战，新中国成立后迁往台湾，敌对的双方均坚持自己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而在国内政坛与民间，随着中华民族主义的淡化和台湾主体性意识的上升，民间社会开始以“台湾”作为通称。
因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中国”主张的影响，中华民国参与国际活动被迫使用其他称呼，如奥利匹克运动会中的“中华台北”。
这层华丽的外衣，终被永远的呈列在历史博物馆中。
是否还存在中华民国？
众说纷纭，也许这是一场注定逝去的文艺复兴。那些风华绝代的少俊才女，道不尽的前尘往事，都蘸染着时光的笔墨，镌刻在滚滚历史的红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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