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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资料的搜集过程中，发现在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成立后（即1973年初），档案资料相对比较齐全和完整。而之前的五七大军办公室期间（同时管理下放干部和插队知青），资料残缺不全，甚至缺档。因此，我们把目光转移到县档案馆，在更大的范围内搜寻知青上山下乡前期即插队期间的资料内容。
图片采自《知青志》
我在整理和审看这些资料素材时，发现这些资料素材（县级会议文件、典型材料、先进事迹等等）中，大多是反映上海下乡插队知青在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中的先进典型事例，而记载本地下乡插队知青在农村的先进事迹的却是凤毛麟角。但是在受省、地区表彰的先进人物中，本地的知青同样榜上有名，比如陈木朋、李金英等等。
图片采自《知青志》
对于这种资料的多寡偏颇，我的理解是，上海知青从大都市来到农村插队落户，本身就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举动，他们从一个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的都市人锻炼或者熬成了一个 “农村人”。所有这些群众是看得见的，各级组织也会记录在案的，他们取得的成绩也更加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因而在志书的编写中，我们打破惯例，对人物方面的内容有所放开，突出人物的事例也随文穿插，并且是以上海知青人物为多。
图片采自《知青志》
“在上海知青中，还涌现了不少劳动能手和先进典型。他们中有长沙公社光明大队第四生产队的王振南（会计兼保管），群众称他是贫下中农的红管家；有版石公社养猪场的孙仟花，三年如一日，坚持养猪400多头；有龙布公社五丰大队邹金、双芫公社固营大队薛晓辉等，研制、培育5406、920微生物土化肥、带土育秧技术等；有车头公社孔田大队知青班、孔田公社和务大队浦启玲等坚持为贫下中农办夜校；还有龙布公社五丰大队姚庆珍担任民办教师四年不回家，热心教育事业的典型。这些先进典型还被作为赴沪学习汇报团成员向上海市、区和有关部门及家长们进行汇报。”（摘自《知青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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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些事例也回答了之前不少人持有的疑问，上海知青不仅坚持下来了，而且还能吃苦，有的还干得很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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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表格是一份原始表格。对于表格高分区中的得分者，并没有找到相应的文字说明。也就是说不知道是哪些人取得了这么高的劳动工分！在当地农村，壮劳力（犁、耙、辘轴等主要农活都会）每日劳动工分最高底分为10分。按一年出满勤计算，还要有不少的定额工日，才能取得这么高的工分数。我不怀疑表格有假，并且现在质疑其真假已没有任何意义。
而有名有姓的是镇岗公社镇岗大队的上海知青王庆杰，“自下乡到1972年底，三年多未回家，安心生产队劳动，1970年做工分2500分，1971年做工分2700分，年年进钱”。如果按他每日劳动工分底分8分来计算，他必须全年要出勤330天以上才能达到2700分的工分数。一个上海下乡知青，在不长的时间里，要适应农村的艰苦生活，繁重的生产劳动，还要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人们不能不为他们的精神、意志、毅力感到敬佩！
2018年5月27日于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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