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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空跨越三十年之后,1998年初,报纸、刊物上陆续出现了纪念知青上山下乡三十周年的文章和作品。而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一本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 知青老照片 》。看着那一幅幅泛黄的老照片,勾起了同为知青人的我对那段知青生活的无限感慨:是对那段下乡锻炼过程的留恋?是对知青之间彼此结下的情谊的难忘?还是对经历过的酸甜苦辣生活的回味?
也许,这就是知青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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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远这块红色的土地上,曾经接收过一大批上海和赣州的知识青年。加上本地1964年参加新农村建设的一批城镇青年,1968年到1978年期间的大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全县共接收安置2700多名知识青年。我觉得,我应该为老知青们的那段经历做些什么。
我在县里的地方志部门工作多年,我深知地方志的性质和特点,——之前不少部门、单位编写和出版过部门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知青上山下乡办公室的工作也是一项社会实体工作。而运用志书的形式把这项实体工作的整个过程完整地、详尽地记述下来,对于今后研究这一地方的知青历史,不谛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
这一想法得到了县领导的支持,同意我们开展这一编写工作。于是,我和我的团队立即投入到知青志的各项编写工作之中。资料性是方志的最根本的特征。我们在知青办合并后的单位档案室,在县档案馆等单位尽可能多地搜集资料。
在劳动人事局档案室,我们找到了原知青办的全部文书档案。而更让我惊喜的是,在一个档案袋中,存放着百余张的知青老照片!我迫不及待地翻看着这一张张刻录着历史,记载着知青生活的画面,我无比惊叹。我知道这些照片的拍摄者,我甚至想要好好地感谢我在知青办上班时的同事郑老师,以及县文化馆的摄影师李老师。是他们记录下了知青们的历史瞬间,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图片资料,也为《知青志》增添了厚重的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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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我们还没有发现全国以行政区域范围采用志体形式记载知青工作的范本,因而无从借鉴和参考。那一年半知青办的工作经历给予了我帮助。通过我们团队的不断模索,以及向上级业务部门专家请教,编写工作有了较大的突破和进展。在短短三个多月的时间内,完成了近二十万字初稿的编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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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我们下赣州,赴上海,和老知青们见面,征求意见,核对史实,尽可能地保证所记述的内容和资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在经过严格的评审和认真的修改之后,最终完成定稿。当年十月,凝聚着我们编辑团队全体人员对当年曾经在安远这块红土地上奋斗过的广大老知青的浓浓情谊,《安远县知青志》书稿終于交付印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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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7日于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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