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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时常梦到东京，那里繁忙并且井然有序的电车站，那里的商品小街，摆放在店铺外琳琅满目的商品，以及高声对着购物的人们叫喊着“欢迎光临”着的商家们……在这些曾经熟悉的景象中，沈姐的面孔浮现在了我的梦里。
沈姐的那一张江南女子特有的娟秀精致的脸在梦里依然是那么的漂亮；小巧轻盈并且苗条的身体上，穿着名牌的时装，颈上挂着一串有些夸张的，镶嵌着许多宝石的金项链……她走进了我的办公室，将那一款时髦的名牌小皮包放在我的办公桌上；然后伸出了纤细柔软的小手，跟我握了握手。
我发现在那一只漂亮的小手上，戴有两枚嵌有宝石的，造型独特的金戒指。
那是2003年的秋天，独自在东京挣扎的我，为了生计，进了一家做外汇交易的日本公司做“金融顾问”；那份工作的好处是不用坐班，所以我可以同时兼顾着做我在电视台里的工作；坏处是压力很大：公司招收我的目的，是将东京都内华人的外汇投资市场给开发出来。
我于是开始在东京的几家华文报纸上撰写有关外汇投资技巧和方法等的文章，并与感性趣投资的华人读者们约好，在公司见面商谈投资事项。
沈姐，是我面见的华人客户其中的一位。
沈姐来自浙江省的一个小山村，是家中唯一的孩子。
因为父亲去世的得早，她便跟着没有改嫁的母亲在村子里种水稻，为邻居缝补清洗衣服，有时挨家挨户地收废品为生。
沈姐从小便是村子里有名的漂亮孩子；长到十四岁的时候，更是出落得清秀美丽，如出水的芙蓉，让人一眼便能将她在乡下的女孩子们中辨认出来。
沈姐不是一块学习的料，于是在十四岁的那一年，她便辍学了。
那年春节，村里最有钱的包工头从杭州回村过年，在村中心广场上放鞭炮的女孩子中，一眼便看到了她。
那一眼，便让包工头的春心荡漾。
他提着礼物去拜访了住在村里最最破旧低矮房子里的母女俩，对她们说：
“沈妹妹长这么大了，我去省城做生意的时候，她只是一个小囡囡呢……你看这样好不好？我把她带到杭州去跟着我做事，这样她能赚好多的钱，这样你再也不用辛苦地做事了。”
母亲听了包工头的话后喜出望外；因为她知道女儿正在悄悄地喜欢着村里在县中上学的一个穷小子；她不想女儿嫁给穷小子，她要女儿嫁给有钱人，过上幸福富裕的生活，最好把自己也从这个穷山村里给带出去。
尽管她也知道，包工头是早就有了家室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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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沈姐与包工头去了杭州的不久后的一个早晨，包工头的那位在村子里留守着的媳妇，就在沈姐家那低矮寒酸的小房子外高声叫骂了起来：
“我早就看出来你家的那个囡是个妖精，就是没想的勾搭到我家来了……”
媳妇边说边哭，引来了村民们的围观。
在一片嘲笑，怜悯声中，媳妇“哭晕”了过去；而沈姐的寡妇妈妈则呆在房子里不敢出来。
这是她早就预料到的事儿，但是为了女儿能走出这个穷村子，为了女儿的未来，她也只能豁出去了。
“离开了咱这里后，你就放心大胆地去闯，永远也别再回来了！”
送女儿出门的时候，她是这样嘱咐女儿的。
沈姐果然不断地往家里寄钱，沈母的日子也渐渐地好过了起来。
日子久了，村子里的人们仿佛将包工头媳妇在沈家门前的抱怨和哭诉都给忘记了；取而代之的，是对沈家开始翻修的破房子，以及沈母身上穿着的，从省城寄来的时髦衣服的羡慕。
“唉！不管人家囡在做啥，有钱就好。”
村里的吴阿婆感叹道，惹得坐在她身边，手里拿着针线活的女人们一致的赞同声。
沈姐却一直没有回来过。
村里的人们听说她在那里认识了一位在日本做生意的杭州商人，于是便与包工头断掉了关系，跟着那人去了日本的东京。
“在日本做啥生意的？”
“不知道。”
“我早就看出这囡囡不一般，一定是生错了地方，来到了咱这个穷村子。”
“你看沈妈有多幸运？生了个有本事的囡囡！”
“哎，听说她的那个相好去了北京上大学了，也是个聪明的娃呢！”
“说到他呀，我在她跟包工头去了杭州后的一个晚上，看到他一个人在她家门外站着。天那么冷，唉！怪可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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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那一些有关她与她家乡的事儿，都是沈姐亲口告诉我的。
她在来到了我所在的那一家日本投资会社与我见过了面后，便很快地入了金，购买了美金对日元的汇率投资产品。
不久后，沈姐的投资赚到了一些钱。她给我打电话表示了感谢后，告诉我说，她已经把母亲办到了日本，并邀请我去她家吃饭。
沈姐家住在离东京都不远处的千叶县。
她驾驶着一辆红色的小汽车，将我从电车站接到了一座带有一小片土地的日式院落前。
“到家了。”
沈姐下了车，推开了那一座木质的院落的大门，将车开进了院落中的车库里。
“朋友来了？”
一位怀里抱着婴儿，操着浓重的浙江口音的老太太从正房里走了出来，透过满脸的皱纹，用温暖灿烂的笑容迎接着我。
“来，快进来!”
外面的阳光灿烂，让走进了屋子里的我的眼前出现了一片黑暗。
待那一片黑暗终于褪去，我看清了在客厅日式的踏踏米上的茶几旁，坐着另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头。
老头看上去比沈姐的母亲年龄还要大；见我走进屋里，朝着我友好点了点头。
“空尼期哇！”（日语，你好）
我对那位老人招呼道。
“他是我的丈夫。”
沈姐用中文对我大声说道。她顺手从母亲手里接过了婴儿。
“他不会中文，我不会日语。幸亏我妈来了，不然整天跟他对坐在家里，大眼瞪小眼的，无聊死了。”
说话间，男人站起了身对我友好地寒暄了几句，拿起座位旁的拐杖，一瘸一拐地走了出去。
我这才发现他的一条腿比另一条腿要短上许多。
沈姐手中的婴儿忽然啼哭了起来。
“是不是饿了，我这就去把奶瓶拿来。”
沈姐的母亲弓着腰朝着厨房走去。
“孩子多大了？”
“五个月”
“男孩儿？”
“嗯，儿子。”
我们的对话被婴儿越来越响的啼哭声打断了，沈姐有些不耐烦地朝着厨房喊到：
“妈，我这里要谈事情，奶热好了吗？”
母亲应声从厨房里快步走了出来，从沈姐的手中接过了啼哭的孩子。
孩子的哭声越发响亮了起来，母亲抱着孩子走进了一间卧室，关上了房门。
“唉！那个死老头从来都没有抱过孩子。要不是我妈在这儿，我真不知该咋应付呢。哪有这样当爹的！”
“你们是咋认识的啊？”
“东京都内的国际婚姻介绍所。他退休前在一个大企业里做过课长，有些积蓄。三个儿子已经成人了，老婆死了。他看过我的照片后就一口咬定要娶我；我也觉得他有钱有房有地的，符合我的条件……尽管我们没法交流，但是他舍得在我身上花钱；并且专门给我开了个账户，每个月都往里面打钱。于是我便决定给他生个孩子来报答他。哦，他正在帮我把我在杭州的五岁的大女儿给办过来……”
“你在国内还有个女儿？”
“是，跟我家乡村子里的包工头生的。他没离婚我们也没有结婚，好在孩子的爸爸有钱给孩子上了户口，孩子一直在他手下的一名建筑队长的家里收养着。等我把她接过来后正好在这里上小学。”
沈姐那桃红色的嘴角跃上了一丝自豪而又满意的微笑，那一双乌黑的杏核眼如月牙般幸福地弯曲了起来……
沈姐在我离开她家后，便很快地将另一笔钱打入到了交易账户里。
她在快速变动着的外汇市场中再次赚到了一些钱，又很快地在另一场交易中输掉了。
我在另一家日本会社里找到了工作，于是便决定把那份外汇公司的工作辞掉。
临离开时，我给沈姐打了电话。
在电话里她告诉我说，她的女儿已经办过来了，并且絮絮叨叨地说着一些输钱后的不悦与焦虑的话。
“外汇交易其实风险挺大的。你不如考虑一下别的投资，或者找份工作做做。”
“我去哪儿找工作？日语不好，只能打苦工，我是绝对不会去做那样的工作的。还是做投资吧。尽管老头对我不错，不过他的三个儿子却一直在跟我作对。我得为自己，我妈，和孩子们考虑，所以赚些钱是必要的。在这个世界上，只有钱能帮我，是我最实在的依靠。”
挂断了电话后，我无奈地坐在办公桌前，望着面前电脑上不断跳动着的外汇投资图表，想着人生犹如这些图表的走势，平稳居少，浮动居多；在大起大落中，人们都在为未来的生与死而博弈着。
而靠着美貌走到了今天的沈姐，又算不算成功人士呢？
无论如何，她撑起了一把小伞，在这场人生的风雨中尽力地将家人护在伞下。
也许幸福这两个字在她的心中另有含义？
如果是那样，我愿她一直遵循着这个含义，在自己人生的旅途中，努力地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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