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提及，《理想国》以关于正义观的争论为开端，苏格拉底为了对正义进行自己的定义和解释，才将对话引导至对城邦的宏大的叙述，并由此带出对不同城邦政体的讨论和比较。因为苏格拉底论证“城邦的正义”最终是为了回到“人的正义”，所以二者应当在层次和作用方式上有相似之处，才能够将正义的内涵和益处相类比。
城邦与个人的统一，是《理想国》中深层政治内涵的问题。因为，如果按照对话的表层逻辑，这篇长对话以探究“个人为什么要追求正义”为始，以得证“一个正义的人最终都将导向好的结局”为终，关于城邦的叙述不过是一个论证手段而已，那么柏拉图不必取书名为“理想国”，大可以论证正义或类似为题。
事实上，苏格拉底在论证正义时的两个不同的基础或者说立足点，其一是城邦，其二是个人。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城邦虽由人组成，但此处的人从出发点上不同于作为另一个论证基础的“个人”。
作为论证基础的“个人”，其实是苏格拉底为了论证正义而抽象出来的一个普遍化的概念。在对城邦进行大篇幅的叙述之后，苏格拉底在第四卷末重新提起个人的正义这一话题，在论证了城邦的统治者、护卫者与生产者如何通过正义的品质保证其和睦与协调的基础上，苏格拉底回归了个人，指出灵魂与城邦相似，也有三个部分，即理性、欲望和意气，而正义有着相似的作用，即“在灵魂里的各个因素之间建立一个顺应它们的本性的秩序，使之互相管辖和受管辖”。而在第八卷，苏格拉底进一步呼应了其论证逻辑，在叙述每一种城邦政体形式的同时也论述了具有相同性质的个人：与贵族政体相一致的个人便是善的和正义的个人，他们能够实现灵魂的良好管理；好胜恃强、酷爱荣誉的个人是寡头政体式的人；生活丰富、自由不羁的个人是民主政体式的个人；目无礼法、听从欲望的人则是僭主政体式的个人。
而作为另一个论证基础（城邦）的组成部分的人，则是更具象化的。例如在第三卷，苏格拉底论证护卫者的体育教育，顺势指出一个医生可以学习医疗技艺，可以不断地接触疾病、患上疾病，以成为一个好医生，然而一个法官则必须从小杜绝一切邪恶与不义之事，明辨邪恶却到老都不被腐蚀，以成为一个正直明智的法官。再如从第五卷末到第七卷，苏格拉底论证应当作为城邦统治者的哲学家是这样的人：他们掌握真正的、针对“是的东西”以及其“如何是其所是”的“知识”，而不是智者们所拥有的、属于“意见”范畴的测断和臆想。由于人的思维有四种形态，从最善的理性起，渐次有思想、信念、臆想四个阶段，并且人的天性有所不同，许多人如同洞穴寓言里的那些囿于枷锁的人，只能见到如影像般虚假的意见，而不能领会作为真实存在的真知。所以，城邦应该迫使有最好天性的人去接触那最高的学问、最好的善，他们将因此不再对世俗财富感兴趣，而让最不热衷于统治城邦的人来统治，才是治理得最好、最安定的城邦。这样的人应该如此产生：他们将学习复杂的科目，包括计算推理、几何等，但更重要的是培养是其所是的理性思维，即辩证思维，并且，这样的学问不能够通过外力强迫而习得。
只有先区分了人的这两层含义的不同，才能够进一步厘清二者之间的关联，进而完成城邦与个人的统一。因为毕竟人即是人，其抽象和具象是能够统一的，个人正义的问题最初被提出时，本就是立足于人如何与他人相处，如何处理与他人之间的关系，而之后“个人”被抽象为概念性的存在，是因为在论证过程中，正义本身的外延相关被层层剥离。然而随着论证的深入，就会渐渐发现人的两层含义开始出现交叉、重合，最后不仅完成了个人的两层含义的统一，也完成了个人与城邦的统一。在第九卷末，在苏格拉底的“第三次论证”的最后，他已经有了这样的表述：“为了使这样的一个人（由于天生资质的缘故无法使得自己受理性的统治）也能够受到和那最好的人所受的同一个因素的统治”，“他应该是那个最好的人的奴隶，因为后者在他自身之中具有那个神性的、起着统治作用的力量”，“对任何人来说，受统治于一个神性的、明智的因素都是更有利的事，它或者是一个人在他自身之中所本有的因素，或者，若非如此，那就是一个从外而来起着凌驾、监督作用的因素，以便使我们所有的人全体就能够尽量地是相像一致的，并且互相是友好的，因为都是处在同一个舵手的导航之下。”
至此，“正义是不是强者的利益”这个问题得到回答；“什么是正义”或者说“正义本身的好处”这个问题得到回答；且“为什么要由那曾经受复杂教育的极少数的哲人来统治城邦”的问题也得到了回答，这一切，就是苏格拉底的“理想国”。至于这个统一的过程，亦即苏格拉底所详述的那些关于教育、艺术、财产制度、婚姻制度等一系列内容，就是政治，是礼法。这似乎也解释了为何政治起源于希腊，起源于城邦——对城邦的热爱似乎根植于希腊人的心中，城邦可以帮助个人找到最正确的、最善的自己，而个人应受理性的支配构建一个和睦的、正义自由的城邦。
在这个意义上，政治是政体与个人的统一。
绪余
《理想国》第二、三卷中，苏格拉底详述了对于护卫者的音乐教育，他对神话故事、诗歌和乐曲做了非常详细的描述和分类，并明确表示其中描述恶德、谎言、战争、悲伤、奢靡、欲望等的部分应该绝对禁止儿童们接触，并且为了创造一个不损害护卫者天性的环境，那些不承担护卫者职责的人也被禁止创作或传播这些内容。
这样的描述给人的第一印象如同一种不成熟的教育控制或文化控制，似乎与意识形态或文化霸权有同样的目的，却因其采用了一种极简的强制性的手段而显得幼稚滑稽。深读之后再思考这个问题，其实这是前哲学时代一种带有强烈的目的指向性的手段。毕竟，此处论证的语境，的确是苏格拉底着眼于培养智慧且勇敢的城邦护卫者来进行叙述，而不是统治者对于自己统治正当性的合法化解释。
这种目的指向性贯穿《理想国》始终，似乎也是柏拉图所要表达的这一套政治哲学的核心理念，婚姻、教育、文化、哲学……这所有的礼法都是为了通过约束人们的生活方式以追求人的内部的协调以及人际之间的关系协调，这种协调的状态就是理想国的状态。如苏格拉底所言，即使是被视为儿童游戏的不合礼法的乐曲，也可能“无声无嗅地渗透到人们的习性和生活方式中”，“一直侵入到人们互相间的社会契约关系”，“进而以各种波列粗恶的世俗人情，侵凌到法律和城邦的政治组织”，最后“完全冲击和颠覆了一切个人的和公众的生活”。至于礼法，苏格拉底说，“它也表明了同样的意向和目的，因为它是城邦里的一切人的盟友和保护者”，“我们不允许儿童自由，要直到我们在他们之中，就像在一个城邦里那样，建立起一个政体，并且，借助于那个在我们之中的最好的因素，把那个在他们之中的最好的因物接管下来，替代这个因素在他之中树立起一个与我们自己的相像的护卫者和统治者来”。
至此，“政治”一词最初的意义——一个城邦中的公民对于能使城邦及其中个人都达致调和的生活方式、道德伦理和社会秩序的讨论与选择——也变得清晰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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