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站在考茨基一系社会主义者的立场上，塑造社会的是生产方式，推动历史的是唯物主义——即便在莫尔的时代也是如此。
1886年，托马斯·莫尔被教皇庇护十一世册封为圣徒，次年，卡尔·考茨基出版《莫尔及其乌托邦》。这部写在莫尔封圣后的作品，当时在多大程度上把莫尔追封为了“马克思主义的圣徒”，进而鼓舞了欧洲无产者的斗争，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它已然揭示出暂居守势的“工人国际”，依旧与天主教会齐头并驾的历史事实。
《莫尔及其乌托邦》
这部著作也标志着社会主义历史建构的关键转折。
关于《乌托邦》的简评可见：
“第一位社会主义思想家”，如此圣名至今仍让十六世纪的罗马教廷沾光。托马斯·莫尔的神话堪称社会主义史上最早、最成功的“热点”之一。
十六世纪的唯物主义
莫尔能够经历十六世纪的知识分子所能经历的一切，和社会主义比它的父亲资本主义先获得理论上的表现（P195）一样，不是没有原因的。
十六世纪的唯物主义实际上不是发生于被剥削阶级，而是发生于剥削阶级。不信上帝和不信永生的人原是教皇、红衣主教、国王和廷臣。他们鄙视宗教，同时也就鄙视人民。（P280）教廷对天主的怀疑程度越高，它就越热心鼓励迷信。（P63）它的怀疑态度激怒了虔诚之人，造成了宗教革命，它的提倡迷信又触犯了自由思想家，催生了人文主义。
只有在人文主义的范围内，才能发生社会主义理论。（P203）
唯有在天主教的领导之下，才能希望全体基督教界对土耳其人发起十字军，而十字军首先就会使哈布斯堡王朝得到巩固。一旦实行宗教改革，那么像发动一次十字军这样的全部希望便烟消云散了。（P65）英国是随着哈布斯堡王朝的衰落而兴盛起来的；英国商业是随着德国商业的衰落而兴盛起来的。（P198）
只有在资本家和大量财富已经存在的前提下，才能发生社会主义理论。
无产者是三十年战争旷日持久的重大原因。（P31）
在新教徒和人文主义者的冲击下，教士越来越不能作人民的教师了，人民的知识，尤其是城市人民的知识，已经超出教士的知识以上，教士成了人民中间最愚蠢无知的一部分。（P53）城市的语言成了商人和受教育者的语言。这种语言开始排挤拉丁语，并成为书面文字。但是这种语言也开始排除农民的方言。从此形成了民族语言。（P19）
基督新教和人文主义势力随着世界贸易而壮大。
世界贸易与教廷的衰弱是分不开的。
世界贸易的发展促进了一种强烈的经济利益，这种利益就把一向涣散的国家组织巩固起来，但是也促使这些国家彼此分离，并促使基督教划分为彼此更为森严地隔离开来的若干分立的民族。（P19）教廷的权力被分配给国王。一国以内的国王专政越为强大有力，那它就越是服务于资本的利益。不但资本的利益和国王的利益在某种程度内彼此越来越一致，而且国王反而越来越依靠于资本了。（P21）
资本永远要求“秩序”，偶尔才要求“自由”。“为人民服务，而不让人民行动”，这就是它的口号。（P173）
意大利、法国、西班牙所以仍然信奉天主教，其原因并非如一般人所说的是在于他们的思想落后，而是在于他们的经济有了高度发展。他们成了教皇的主人，并通过教皇剥削日耳曼基督教界。（P67）意大利人文主义者认为他们应当是主持教会的祭司，而教皇则应当是人文主义者的元首。（P76）因此，当意大利的优势地位随着教会的瓦解而沦陷，人文主义就在这个矛盾的礁石上粉碎了。（P77）
新教徒为了摆脱教会的控制，资产阶级为了从教会人文主义者的手中夺得独立，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使得“宗教改革”时期的英国成为了一个孤例，超前地诞生了社会主义理论。
考茨基的“新旧精英”
观念的形成必然是在对群众发生作用之前。对立必须达到很高程度之后，群众才能意识到。（P194）
理论家揭示的对立与群众的认识之间存在偏差，乌托邦和它的手段之间存在着对立——直到《共产党宣言》发出以后才被克服的巨大对立，即乌托邦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之间的对立。（P211）在莫尔的时代，人们对于社会矛盾的正确认识仰赖理论家的揭示。在这个意义上，考茨基的斗争观与帕累托的“精英更替”理论非常接近。
基督新教和人文主义一同扛起了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大旗，但宗教改革是野蛮对文明的一种斗争。（P68）因为人文主义者的盘剥，日耳曼基督教界被迫与教廷脱离关系，以免再受剥削，但是他们想要达到这个目的，只得与欧洲最富有、最发达的国家割断联系。所以宗教改革的先锋战进抵两个落后的国家瑞典和苏格兰，就绝不是事出无因了。（P67-68）
批判资本主义最大的陷阱就是倒退到它之前。
与此相反，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正是完全对立的。（P68）
人文主义是对于纯人间文化的一种追求，与专从事天上神事的经院神学对立。（P70）作为对于统一欧洲世界的基督教会的合法继承，耶稣会之于人文主义，正如帝政时代的基督教之于新柏拉图主义一样。（P80）宗教改革则企图打倒这个教会——路德用一种特殊的香料配入他的全部毒品里，这种香料就是自由，他极度向人民提倡自由（P176）——消解欧洲的统一。
然而，人文主义时代远不是人文的一个时代。（P124）大多数人文主义者都不过是理论家、教授和文学家，当宗教改革的大风雨一爆发起来，他们就销声匿迹了。（P183）
宗教改革的成功是文明对野蛮的匿迹。
资本家与无产阶级，群众贫苦与大量财富，必须先已长期存在，然后它们才能发展出新社会的萌芽来。（P245）
莫尔：近代社会主义之父
《乌托邦》的出版，意味着共产主义在人文主义思潮中的复辟，但莫尔对“乌托邦”的建构不同于他之前的共产主义。
使柏拉图开始研究的动机是苏格拉底和智术学派哲学家的一场口头辩论。莫尔与此相反，他是由推翻封建社会的那些有力杠杆的事件之一，即由海外探险旅行出发的。柏拉图是由分析正义概念发现了他的共产主义。与此相反，莫尔的共产主义建立在对现存政治和经济状况的批判上。（P232）
柏拉图的共产主义是不劳动者——剥削者——的共产主义。（P252）
莫尔在他的《乌托邦》中主张严格的一夫一妻制和自由选择的婚姻，因而是与柏拉图的主张针锋相对的。柏拉图和拉科尼亚人一样放荡不羁，和雅典人一样轻视女流，他主张共妻制度和由上司命令来确定匹配对象的方法。这两种制度都和近代人的感情大相抵触。（P268）
基督教有时表现的共产主义运动是一种乞食的共产主义，不是劳动的共产主义，是流氓无产者的共产主义，不是劳动无产者的共产主义。（P287）
莫尔的共产主义，不是柏拉图式的，也不是基督教式的，而是近代的，是由资本主义滋长出来的共产主义。（P287）因此，莫尔站在近代社会主义基地上，这种社会主义与古时外貌上类似的那种现象有本质上的差别。（P232）
乌托邦依赖乌托邦的生产方式并由此产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把小型社会统一成为民族，而它的未来趋势也是要融合一切等级成为一个民族。莫尔的共产主义也符合资本主义的这种趋向。（P252）莫尔和现代社会主义者一样认同男女平等（P253），莫尔和马克思同样认为共产主义会缩短工时（P233）。使工作引人入胜，并不是资本主义给大工业所定的任务。（P249）这是社会主义的安排。
除了不少近代的倾向，莫尔许多非近代的手段也遥遥领先于他的时代。他在《乌托邦》中明确反对免罪符，而路德，是在《乌托邦》出版一年后才开始反对滥用免罪符，还不是反对免罪符本身。（P285）站在人文主义肩膀上的“乌托邦教会”比路德派、甚至比加尔文派都远为优越。莫尔取消了僧侣的处决权，并使妇女也得以升任僧侣。他甚至还敢于针对那些身染不治之病的人提倡自杀。就他所主张的“各教派共同礼拜、各个人各自在家举行礼拜”这一点而论，他已高高耸立在当时所有一切教会之上。这等于用十六世纪的语言宣布了现在社会主义所奉行的一条原理：把宗教信仰宣布为私人的事情。（P282）
莫尔所鼓吹的教会组织比任何一种改良派教会都更具违反天主教的性质，并且在许多方面都是极不合基督教教义的论调，可是这个人竟被崇奉为天主教会的圣哲！（P285-286）
最有力地说明莫尔伟大的、最明显地证实莫尔超群出众的也莫过于：在有条件之前需要三百多年之久才能认识到，他所高举的目标并不是无聊的幻想，而是对当时经济趋向本质具有深刻见地的结果。《乌托邦》出版以来将近四百年，莫尔降生已经超过四百周年，但他的理想并不因此过时，仍然高悬在奋进不息的人类面前。（P291）
引用：《莫尔及其乌托邦》
华夏出版社.2015年.第一版.
参考：《乌托邦》
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一版.
终产者，财产、所有制的终结者，并不仅可以是最后的资本家，圣西门、蒲鲁东、巴枯宁、考茨基…这些十九世纪的劳动哲学家，也曾经向往这个角色......
【待续】
卡尔·考茨基：
燕尾服与铁甲不能相称。
——《莫尔及其乌托邦》
2018/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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