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会要在上午开
我们知道上市公司每季度要发布一次财报。发布财报的时候通常要搞一个电话会议，CEO 出来讲讲话，对财报来一个人性化的解读。财报电话会议直接影响公司股价，可以说是受关注程度最高、记录最完整的会议 —— 这就给了研究者一个机会。于是就有人研究，这个电话会议上午开还是下午开，与会者的情绪有没有什么不同呢？
2013年，纽约大学的一项研究对26000个财报会议中的用词做了语言分析，结果非常有意思。上午开的电话会议，人们说话的用词更正面，显示情绪更好；而如果会议是下午开，用词就会更负面。这个结论与不同行业的习惯无关，也排除了公司故意把好消息放在上午的因素。
那也就是说，上午的会议情绪好，仅仅是因为这是上午。
这个情绪变化甚至能影响第二天的股价。比如说，平均而论，研究者发现把财报会议安排在下午，会拉低第二天的股价。当然你这会议时间只是个偶然的安排，跟公司的业绩无关，所以股价可能会很快涨回到合理的位置。但关键在于，这个临时性的下降效应是可见的。
平克书里没有给具体数字，我特意找到相关研究者发表在《哈佛商业评论》上的文章 [1]，说把财报会议从早上八点改成下午三点，相当于把你的股票年收益降低1.5%！要知道，标准普尔平均年收益才3%。
所以开会应该尽量在上午开。“一日之计在于晨”是对的，而且是“很对”的。
——万维钢 日课084 | 《见机》1:一日之计
“我到森林中居住，是因为我想活得有意义，只面对生活中最至关重要的事实，看我能不能学到生活可以教给我的东西，而不是在我行将离世的时候，发现我根本就没有生活过。”
——梭罗《瓦尔登湖》
新研究：青春期的改变与延长
青春期是指青少年身心变化的一个时期，它也是少年成长到成年的过度时期。这个变化时期涉及到心理变化也涉及生理上的变化。可能会因人而异，不过并不会相差太大。但是澳大利亚一项研究发现，现代人整体的青春期开始与结束时间，与过去相比，总体都发生了改变。
研究认为，人们从10岁开始进入青春期，直到24岁才结束，而之前19岁即被看作是已经告别青春期。这项研究发表在英国的《柳叶刀·儿童与青少年健康》杂志上。研究的负责人澳大利亚墨尔本儿童医院青少年健康中心主任苏珊·索耶说：“尽管许多成年人适用的法律权利从18岁开始，但现代人通常在更晚些时候才开始扮演成年人角色并承担相应责任。”
造成青春期延长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年轻人接受教育的时间更长，而结婚生子的年龄推迟等。根据英国国家统计署的数据，2013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男子首次婚姻的平均年龄为32.5岁，女子则是30.6岁。这个数字比1973年延后了将近8年。索耶说：“结婚生子和经济独立时间推迟意味着青春期特征的‘半依赖’状态时间延长。”青春期除了是一个心理变化阶段之外，它也是一个生理成长阶段。在生理方面，也有青春期延长的原因，包括身体持续发育等，比如大脑在20岁后继续成熟以及许多人的智齿直到25岁才长出来。另外，受营养丰富、健康良好等因素影响，现代人的青春期比以前开始得更早。大脑下丘脑开始分泌激活性腺和垂体的激素标志着青春期的开始，以前这多发生在14岁时，而如今却提前到了10岁。
总之，随着青春期普遍受到的心理和生理因素影响，青春期起止的年龄都有所改变。而这种改变的影响在于，将来一些法律可能要考虑适应延长的青春期。另外，青春期的改变或许也能解释现在一些年轻人成为“巨婴”的原因。
——李翔知识内参
超级文化基因和它的副作用
对应着遗传和生物学意义上的“基因”，还有一个社会和文化意义上的概念叫“迷因”（meme）。迷因可以被称作“文化基因”。1976年，著名演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在他引发轰动的书《自私的基因》里，提出了这个概念。
道金斯把“文化基因”定义为“一个文化传播或模仿单位”。文化基因（meme）是指，任何得到人们广泛接受的信息、思想、感情或行为。它可以是常识、传统、理论、偏见甚至口号。文化基因可能只是一时的流行，但是，也可能像童话故事一样流传几百年。有些文化基因对我们有益，也有些文化基因却不见得，比如，种族主义也是一种文化基因。
美国社会生物学家丽贝卡·科斯塔提出了一个概念叫：超级文化基因。顾名思义，超级文化基因就是那些普遍的、根深蒂固的文化基因。超级文化基因会影响人们的想法和行为，也让很多变化难以发生。
超级文化基因的好处是，它可以帮助我们快速达成共识，让我们知道如何做不会冒犯大家。而且，因为每个人的生活都在变得越来越复杂，如果遇到的每个决定都必须要深思熟虑，并且收集足够支持决定的事实，速度会很慢，效率也很低，只能淹没在大量的信息中。超级文化基因可以帮助人做出大多数人都会认可的决定。
但是，超级文化基因的坏处是：它会抑制多样性。科斯塔说：“就像麦当劳、沃尔玛等大型连锁店排挤小店一样。零售连锁店是把我们的吃穿统一化，超级文化基因是把我们的文化统一化。”超级文化基因，让那些能跟它共处的思想、行为和信仰存留下来，其他的会被过滤掉。
而从进化的角度看，多样性的好处是，可以增加一个物种在环境挑战中生存下来的概率。对于社会系统也是如此。哈佛大学教授扬尼尔·巴哈彦就说：“如果一个系统具有高度的多样性，那么它在面对复杂的挑战时就会有良好的表现。”
科斯塔列出了五个她认为已经在压抑社会多样性的超级文化基因。
第一个是“非理性反对”。这个现象其实很普遍，我们越来越善于表达自己对某样东西的反对，但是却提不出自己想要倡导什么东西，拿不出建设性的行动计划。
举个例子，在美国总统大选中，流行“负面广告”。所谓负面广告，就是候选人做广告，目的是让选民反对另一位候选人，而不是呼吁支持自己。
这种策略也很熟练地被候选人使用。比如，2008年时，奥巴马提出了“改变”这个理念。当时希拉里·克林顿就说，改变只是个词语，奥巴马需要详细解释自己要如何改变。但是，奥巴马的团队知道，只要提出任何方案，都会招来很多批评。反而是含糊其辞地鼓舞人心，更容易吸引人。毕竟，没有人会反对改变。2016年总统大选时，特朗普更是使用反对策略的高手。我们能记住特朗普对很多东西的抨击，但是就是想不起他说过自己打算怎么办。
科斯塔说，反对也是人的本能，一旦人撞上一个认知门槛，就开始排斥数据和解决方法，试图把复杂性降低到可控的水平，“在一个变量太多、变化太快的环境里，大脑会寻求简单的解释和更少的选择去恢复秩序。”因此，就会反对变化。
第二个超级文化基因是指责个人。
我们喜欢揪出一个具体的个人出来，把复杂的、系统性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推到他身上。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大部分人也就不会再集中精力去思考和解决那些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而是专注于谴责这个具体的人。“我们很容易相信，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就是改变一个人的看法。”
第三个超级文化基因是图省事的用观点来代替事实。
一种是认为只要大家达成了共识，这个共识就是事实。喜剧演员乔·斯图尔特（Jon Stewart）说：“只要你赞成就是事实吗？根据维基百科的规则，如果大家都同意，那么就是对的。都同意就行了吗？我认为事实是另一码事。”
另一种就是固执已见，坚持自己认为的观点是事实。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曾经说过：“先生们，你们都有权利持有自己的观点。但是你们没有权利拥有自己的事实。”
第四个超级文化基因是筒仓式思维。所谓筒仓，是一种又高又厚没有窗口的建筑结构。筒仓式思维，指的是条块分割的思维和行为，它会阻碍协作 ，而合作是处理高度复杂问题所必需的。筒仓式思维让我们只会站在自己的角度看问题。
第五个超级文化基因被科斯塔称为“极端经济学”。这个很容易理解。用科斯塔的话说：“财务收益日益成为衡量成功的决定指标。但人们很容易把赚钱盈利和最好的文明混为一谈。”
如果一个物种能保持多样性，那么它就可以在进化中占有优势。同样，多样的文化基因也有助于一个社会的持续成功。而当一个文明开始出现一致性的倾向，那就表明，这个社会的超级文化基因盛行，它在试图通过消除多样性来减少自己面对的复杂性。这在短期内可能有效，长期而言却会增加风险。
如何消除超级文化基因的统治呢？
科斯塔说，有三个方法：第一个方法是观念本身的力量。一旦人们都意识到超级文化基因的存在，意识到它的统治，想要摆脱它，超级文化基因本身就不再起作用了。她引用一位作家的话说：“理解文化基因的人在生活中会越来越占优势，尤其是在避免自己被操纵或被利用方面。如果你能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心理作用机制，就能够更加游刃有余地应付周围日益微妙的操纵。”
第二个方法是激进的范式变革。历史上，根深蒂固的信仰经常被异常强大的新发现、创新推翻。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进化论对神创造人的超级文化基因的影响。
第三个方法是，鼓励接纳和理解复杂性，而不是鼓励大家都用一种简单的信仰，也就是超级文化基因来逃避复杂性。
以上就是社会生物学家丽贝卡·科斯塔对超级文化基因这个概念的阐述，以及她认为现在有什么超级文化基因正在妨碍我们，我们又该如何摆脱它们。希望对你有所启发。
——李翔知识内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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