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乄妖乀
建安二十五年（220）正月二十三日，曹操逝世于洛阳。曹丕由邺城至洛阳继位丞相、魏王，改建安二十五年为延康元年。十月二十八日升坛即阼，改延康为黄初元年。（小说符宝郎祖弼之故事，不见于史。而符宝郎（官名）始于唐朝，祖弼亦不过虚构）
曹丕称帝后，为稳固皇位，毒杀曹彰、逼迫曹植……但其幼弟曹熊却非如小说所言，被逼自尽。
《三国志》载，‘萧怀王熊，早薨。黄初二年（221）追封谥萧怀公。’曹熊与曹丕一母同胞，同为卞氏所生。且年幼亦无威胁，如此逼迫幼弟毫无意义。
曹昂死后，曹丕晋身嫡长，却迟迟未能继承世子，甚至与曹植爆发夺嫡之争……前文亦有论述，曹操利用夺嫡之争，冲击士族阶层对于政局的垄断，但最后却是以失败告终。
建安二十二年（217），曹丕击败曹植，被立为魏王世子。但此外，曹丕的胜利背后又隐含着怎样之秘辛，而不为人知……
参《三国志·明帝纪》载，‘景初三年（239）春正月，明帝崩于嘉福殿，时年三十六。’反推则曹叡应生于建安九年（204）。但曹操攻破冀州邺城，曹丕纳甄氏亦是在建安九年（204）八月，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清·杨晨《三国会要》（卷一）载，‘叶维庚曰：《明纪》年十五封武德侯，而《文纪》封武德侯在延康元年五月，是明帝建安十一年生，至此准年三十三，以改正朔则三十四尔。’即曹叡应是建安十一年（206）生。
然《三国志·常林传》载，‘吉茂转为武德侯庶子（属官）。二十二年，坐其宗人吉本等起事被收……会锺相国证茂、本服第已绝，故得不坐。’
又《三国志·武帝纪》云，‘二十三年春正月，汉太医令吉本与少府耿纪、司直韦晃等反……’即曹叡封武德侯并非延康元年（220），而最迟应在建安二十三年（218）。
换言之，以建安二十三年（218）曹叡十五封武德侯为据，至景初三年（239），虚岁正是三十六，《三国志》陈寿所载无误。
故卢弼在《三国志集解》中言，‘窃谓承祚此文，实为曲笔，读史者逆推年月，证以甄夫人之赐死，魏明之久不得立为嗣，则元仲究为谁氏之子，可不言而喻矣。’
那么，曹叡是否有可能是袁熙与甄氏之子……参《三国志·袁绍传》载，‘袁绍出长子谭为青州……又以中子熙为幽州，甥高干为并州……’又《三国志·后妃传》载，‘熙出为幽州，后留养姑。’
即自袁绍击败公孙瓒后，以次子袁熙驻守幽州。但不知是否因甄氏之故，史志故作回避，直至曹操夺取邺城，亦未出现袁熙之任何记载。故以现有文献推断，自袁熙纳甄氏后，二人既分居两地。袁熙驻守幽州，甄宓则留于邺城。
换言之，卢弼于《三国志集解》中之推断，并无外在条件。但这里却留有一个疑问，即二人为何会分居……
依《魏书》所载，甄宓生于光和五年（183），又《三国志·后妃传》引注《魏略》曰：‘后年十四，丧中兄俨，悲哀过制，事寡嫂谦敬……’即甄宓十四岁尚在闺中，故嫁于袁熙应在建安二年（197）之后。
参《三国志·后妃传》载，‘建安中，袁绍为中子熙纳之’，二者亦可相互印证。换言之，至袁熙建安四年（199）驻守幽州，二人可谓是新婚燕尔。又《三国志·武帝纪》云，‘建安十年(205)春正月，攻谭，破之，斩谭，诛其妻子，冀州平。’袁谭驻守青州，妻女皆在身前。
为何袁熙偏偏将甄氏留在邺城。且待袁绍死后（202）袁熙则更是难以回返邺城，后曹操围攻邺城，亦不见袁熙救援之任何载录。
而参《袁氏世考》中载，“熙字显雍，三国时为幽州刺史。妻吴氏。生子谦。”甄氏后嫁与曹丕，尊为皇后，袁氏族谱不便提及，亦是合理。
那么《袁氏世考》所言之吴氏，或为袁熙之妾侍，后甄氏被曹丕所纳，吴氏因生子而被提为正室。但无论如何，袁熙驻守幽州是带着妾侍，抑或至幽州后新纳。
如此袁熙将甄氏留在邺城，即显得有些莫名其妙；抑或袁熙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被逼无奈之举。
参《三国志·袁绍传》引注《典论》曰：‘谭长而惠，尚少而美。绍妻刘氏爱尚，数称其才，绍亦奇其貌，欲以为后，未显而绍死。’甚至尚、谭相互攻伐，刘氏亦无劝阻，可见刘氏对尚之偏爱，已然是溺爱不明。
相传甄氏是三国之绝世美人。正常而言，袁熙岂会自愿与其分离。而从甄氏‘留养姑’判断，应是刘氏做主将其留在邺城。其因不言而喻，想必袁尚对这位兄嫂亦是‘别有用心’。
且参《魏书》载，‘良指后曰：此女贵乃不可言。’虽有可能是曹魏强抢他妇之托词，但亦未必空穴来风。刘氏欲将甄氏留与幼子，故有此举。
故即使曹叡是袁氏之子，则更倾向于袁尚，而非袁熙。然参《武帝纪》载，‘建安九年（204）二月，尚复攻谭，留苏由、审配守邺。至秋七月，尚还救邺……’八月，曹操已平定邺城，袁尚则逃奔中山。
即自二月始，袁尚并未身处邺城。如果曹叡是袁尚之子，怀孕半年以上曹丕又岂会视而不见。退而言之，即使曹丕秘而不言，这种事情亦绝无法瞒过曹操之耳目。因此卢弼于《三国志集解》中之推断，难以成立。
故裴松之注曰：‘魏武以建安九年八月定邺，文帝始纳甄后，明帝应以十年（205）生，计至此年正月，整三十四年耳。时改正朔，以故年十二月为今年正月，可强名三十五年，不得三十六也。’ 即作三十六，是承祚误记，别无深意。
而有此判定，除却年龄之载有差，亦盖因甄氏之死，众说纷纭……《三国志·后妃传》载，‘山阳公奉二女以嫔于魏，郭后、李、阴贵人并爱幸，甄宓愈失意，有怨言。帝大怒，二年六月，遣使赐死，葬于邺。’
正如《三国志集解》所言，‘宫省事秘，隐奥难窥，开国之初而不能容一妇人，事涉离奇，读史者不能不为之推寻也。’
甄氏究竟因何而被赐死，各类史志之载录却是南辕北辙……依《后妃传》载，‘郭后、李、阴贵人并爱幸，后愈失意，有怨言。’
然《魏书》却道，‘文帝践祚，有司奏建长秋宫，帝玺书迎后，诣行在所……玺书三至而后三让，言甚恳切。时盛暑，帝欲须秋凉乃更迎后。会后疾遂笃，夏六月丁卯，崩于邺。’
即曹丕迎甄氏为后，甄氏却三辞而不受。期间因病而死。正所谓过而不及，《魏书》将甄氏刻画的过‘贤’；死的时机亦太‘巧’，实难让人信服。
故裴松之注曰，‘文帝之不立甄氏，及加杀害，事有明审。魏史若以为大恶邪，则宜隐而不言，若谓为小恶邪，则不应假为之辞，而崇饰虚文乃至于是，异乎所闻于旧史。’即用虚假的语言粉饰太平到如此地步，实在是之前史书中从没有见过的。
不仅如此，《汉晋春秋》亦道，‘初，甄后之诛，由郭后之宠，及殡，令被发覆面，以糠塞口……’然即使甄氏失宠，尚不至于将其赐死，更何况是‘被发覆面，以糠塞口’，让其有口难言，有怨难辨。
此绝非简单一个‘失宠’能够诠释。而所谓的‘宫闱隐秘’究竟暗藏何等玄机，以至于令曹丕如此之‘狂躁’……
黄初元年，甄妃触怒曹丕而失宠，同年曹植莫名作《出妇赋》。黄初三年，甄妃被赐死后，曹植更是作千古名篇《洛神赋》。
后世对此赋之意，历来有大争议，有君臣大义说、亡妻崔氏说，以及感甄说。然有君臣大义说，皆出自南宋理学之后，完全是在以己度人，在此不需骜述。
而《洛神赋》中带有小心翼翼、得患得失，由于身份之阻碍，唯有敬以远观。通篇情感之复杂、矛盾绝非是在感念亡妻……
其中‘动朱唇以徐言，陈交接之大纲’，洛神离别时朱唇微启，缓缓地陈诉着往来交接之纲要。如果是对于亡妻崔氏之怀念，分离即是永别，又何来的‘往来交接’。
特别是《洛神赋》中云，‘执眷眷之款实兮，惧斯灵之我欺。感交甫之弃言兮，怅犹豫而狐疑。收和颜而静志兮，申礼防以自持。’
即‘我怀着眷眷之诚，又恐受神女的欺骗。因有感于郑交甫曾遇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和迟疑，于是敛容定神，以礼义自持。’如果是对于亡妻崔氏之悼念，又何来的欺骗、狐疑。
最后洛神离去，曹植希冀着洛神灵影复现，驾轻舟逆流而上，漂泊于洛川而流连，思念绵绵，爱慕重重。夜里心乱而无眠，满身晶霜而至天明。无奈令仆夫起驾，准备东归。但揽缰绳举马鞭，却怅然盘桓，不愿离去。
此种情感之表达，仿若初恋一般，充斥失恋、彷徨，哪里有一点曹植对于亡妻崔氏之追忆。
而在曹植的交际圈中，唯有甄氏之身份、地位相对符合《洛神赋》中曹植对于自身情感之描述。故民间相传甄氏与曹植有私情，最终被曹丕赐死。如此而言，曹丕如此极端亦情有可原。
然参史志载，甄氏大曹丕四岁，大曹植九岁。二人亦非青梅竹马，甄氏又非情窦初开，且参《后妃传》中载，甄氏早慧，又审时度势。怕是二人很难两情相悦、互相爱慕。且如果二人存有私情，曹植作《洛神赋》，即是与曹丕摊牌，岂非取死之道。
但《洛神赋》中，曹植申礼自持，让洛神感到不安，故而‘超长吟以永慕兮，声哀厉而弥长’，向君王表达心中之情感，却无法逾越人神之异途，因而发出哀声。全然透露出洛神之主动……
如此矛盾之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曲折……《曹植传》中载，‘太祖征孙权，使植留守鄴，戒之曰：“吾昔为顿邱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於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与！”’
又《武帝纪》载，‘二十一年（216）冬十月，治兵，遂征孙权，十一月至谯。’即建安二十一年（216）十月，曹操南征孙权，使曹植留守邺城。从‘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与’而言，应是对曹植的最终考验。
但《武帝纪》载，‘二十二年（217）冬十月，天子命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以五官中郎将丕为魏太子。’
建安二十二年（217）九月，曹操还邺城。十月即确立曹丕为魏太子，曹植夺嫡最终以失败告终。不过一月时间，是什么让曹操最终下定决心？曹植守邺期间，又究竟发生了何事……
《三国志·曹植传》云曹植‘任性而行，不自彫励，饮酒不节’，故夺嫡失败，至于具体原因并未言明。不过其后又云，‘二十二年，增置邑五千，并前万户。植尝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太祖大怒，公车令坐死。由是重诸侯科禁，而植宠日衰。’
显然‘增置邑五千’是曹操对曹植夺嫡失败的补偿。那么曹植曾私闯司马门，即可能是导致其夺嫡失败之核心。
又参《后汉书·杨震传附玄孙修传》引《续汉书》载，“人有白修与临淄侯曹植饮醉，共载从司马门出，谤讪鄢陵侯彰。太祖闻之，大怒，故遂收杀之。”即杨修死于司马门事件。
《三国志·曹植传》引注《典略》载，‘至二十四年秋，公以脩前后漏泄言教，交关诸侯，乃收杀之。脩死后百余日而太祖薨……’从时间推算，杨修死于建安二十四年（219）秋九月。
如此司马门事件即发生于二十四年（219）。然依《曹植传》所言，司马门事件应是在二十二年（217）曹丕被立为太子之前。如此《曹植传》与《续汉书》必然有一方表述有所遗漏……
曹植为何要谤讪曹彰？在此期间曹彰又有何事‘值得’曹植谤讪？参《魏略》载：‘太祖与刘备战于汉中。召彰，彰晨夜进道，西到长安而太祖已还，从汉中而归。’
即曹彰无功而返，与杨修之死时间相近。亦是史志中唯一记载，‘值得’谤讪之事。但二十四年（219）曹植已然夺嫡失败，内心无比失意，此时去谤讪的兄长，动机何在？！
且曹丕是魏国太子，此时整个邺城皆在其监管之下。曹植即使有心私闯司马门，亦难以实现。且曹丕亦无理由去设计陷害曹植，如此会使曹操误会曹丕监管不力，甚至怀疑曹丕心胸狭隘，无包容之心。而曹丕绝对不会让此类事件发生。
而二十一年（216）十月曹操东征孙权，至二十二年（217）九月而还。近一年的时间，正是曹植监管邺城之时，曹植完全有条件私闯司马门。
但即使如此，曹植亦不会无缘无故私闯司马门……故《续汉书》言，曹植是醉闯，然杨修作为曹植重要之谋士，在曹植监管邺城如此重要之时机，必然会辅助在侧。
故而《续汉书》将杨修之死亦归结于此，作为无人劝阻之理由。换言之，《续汉书》是将两件事归结在了一起，作为曹植私闯司马门之缘由。
但笔者在《杨修与曹操之纠葛》中有过分析，杨修真正死因，并不在司马门事件。而曹植为何私闯司马门，亦绝非醉酒如此简单……
参《魏书》载，‘二十一年（216），太祖东征，武宣皇后、文帝及明帝、东乡公主皆从，时后以病留邺……’即曹植留守邺城期间，甄氏亦在邺城养病。按照常理，曹植必然要对甄氏问安。
不过问题是，甄氏既然生病，东乡公主亦年幼，却不陪伴母亲，反而被曹丕带着南下从征……是否曹丕有意在为二人营造独处之机会。
而观甄氏《塘上行》之词赋，其哀怨之对象绝非是曹植。特别是《塘上行》中云，‘莫以豪贤故，弃捐素所爱？莫以鱼肉贱，弃捐葱与薤？莫以麻枲贱，弃捐菅与蒯？ 出亦复何苦，入亦复何愁。边地多悲风，树木何翛翛！ 从君致独乐，延年寿千秋。’
其中怨念之强烈，亦非是失宠之宣泄，而是暗讽曹丕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换言之，曹丕是否曾利用甄氏谋夺太子，司马门事件又是否与甄氏有关……
参《三国志·后妃传》载，文德郭皇后‘太祖为魏公时，得入东宫。后有智数，时时有所献纳。文帝定为嗣，后有谋焉。’
曹操建安十八年（213）五月，册封曹操为魏公；建安二十一年（216）四月，为魏王。即郭女王213年5月至216年4月间，得入东宫。后屡屡献策帮助曹丕夺嫡成功。
换言之，郭女王在夺嫡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那么郭女王会给曹丕献出怎样的计谋，即能击溃曹植，亦能打击甄氏……
甄氏的《塘上行》让曹丕感到了威胁，故急于将其赐死。并‘令其被发覆面，以糠塞口’，让其无法申冤告状。否则仅是失宠，曹丕何至于如此‘心狠手辣’；《魏书》亦何至于‘崇饰虚文乃至于是，异乎所闻于旧史’乎……
而曹植作《洛神赋》何尝不是一次警告、一种保障。除却其母卞氏之维护，曹丕亦恐曹植临死反扑，将此等丑事公布于众。否则以曹丕‘睚眦必报’之性情，如何留得曹植性命……
关灵净妖❤师化魂注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