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收听广播,一档栏目的主持人为活跃气氛,现场提出一个问题让听众们回复。她的问题是:如果命运给机会,你最想和谁对话?
我很狭隘,初一听到这个问题,立即出现在心里答案竟然是自己。
对,就是我自己,少年时代的自己。因为我想告诉自己在人生旅程中哪些决定是错的,哪些又是对的。并会不惜一切代价说服自己在所谓对的道路上坚持走下去。
可是,今天再回想这个问题时,我突然又改变主意了。因为我觉得我根本就没有能力改变自己。人常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想,这句话对于我来说很是适用。
在我的性格里有很多致命的缺陷,在这样的先天条件下,即使听到年长的“我”的告诫,到头来也未必能取得成功,没准历尽艰辛后,到头来还会像现在一样的浑浑噩噩。
既然如此,那又何必费这个力气呢?于是,我叹了一口气,颓丧地把这个话题置之脑后了。
不思考就继续看书。老生常谈,继续看民国艺术史吧。说句老实话,我最爱看一个时代的艺术史,因为在那里“琴棋书画、国色天香”比比皆是,让人流连忘返,足可以给像我这样不思进取的人找到懒散的借口……
看过潘玉良,又看过了蔡威廉,直至看到了方君璧时,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重新想起了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
如果命运给机会,你最想和谁对话?
说真的,如果命运允许,我想和方君璧对话。我想问问她,在她自己经历了命悬一线的危险时刻,又体验到了深入骨髓的丧夫之痛后,她的人生究竟有了什么不同?是不是之后所有世间的烦恼在她的眼里都变得不值一提了呢?
说起方君璧,在民国时代,她可谓是大名鼎鼎。她是福建闽侯人,一八九八年出生在一个名门望族家里。她出生的那年就不太平,戊戌变法失败。两年后,八国联军又攻陷北京,古老的中国在暴风骤雨中艰难地走进二十世纪。
混乱的年代也是英雄辈出的年代。为了打破腐朽清政府王朝,无数大好青年投身洪流,为苦难中的祖国甘洒一腔热血。方家姐弟们虽锦衣玉食,但也不甘于平凡,纷纷毅然投身革命。
方君璧的兄嫂、姐妹多为同盟会元老,如六兄方声涛是同盟会首批会员、福建省主席,七兄方声洞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福建十杰”之一,而她的七姐方君瑛、八姐方君笄、嫂子曾醒和郑萌、王颖都以女子之身,先后加入同盟会,可谓“满门忠烈”。
后来,民国成立之后,七姐方君瑛无意当官,一心想实现她的“知识救国”之理想,于一九一二年申请官费前往法国留学。与其同行的,除了方君璧,还有她的四嫂曾醒,还有曾醒的十弟、后来成为方君璧丈夫的曾仲鸣。当时,方君璧十四岁,曾仲鸣十六岁。
方君璧是何等的幸运,初到法国时,就遇到了也在那里游学的蔡元培。她近水楼台先得月,拜他为师。在这样的大学问家的教授下,方君璧的中文、书法、诗词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不知是不是听从了蔡元培的建议,或者是她自己的天赋使然,一九一五年,方君璧考入波尔多美术学校。一年后离开波尔多回到巴黎朱里安画院学习美术,为考法国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做准备。
一九二零年,方君璧成为第一个考入国立巴黎高等美术学校的中国女生,开始接受系统的学院派训练。
那时,巴黎高等美术学校是全世界的“准画家”们趋之若鹜的殿堂。它究竟有多难考呢?要知道徐悲鸿当初就没考上,只能在那里做个旁听生而已。
天才就是天才。在接受了五年的系统学院训练后,一九二四年方君璧再创奇迹,她有幸成为成为第一位参加巴黎春季沙龙展的中国画家。
她的两幅油画作品《吹笛女》和《H小姐的肖像》一经展出便在巴黎艺术圈和媒体圈引起了广泛关注。因她将无可指摘的写实造型功力与东方典雅气质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巴黎美术杂志》即刻将《吹笛女》选作了新版杂志的封面,“东方杰出女画家”的美名也冠在了她的头上。
在她后来的许多作品中,《冰肌玉骨》是她最具震撼性的一幅代表作。她果断地展现出“借西方之笔,画东方之韵”的风格。风景与人体是西方写实画法,在山水画中出现写实人体,这在历代中国画中并没有先例,是方君璧开创了先河。
取得了那样的成就后,一九二五年方君璧载誉归来,在广东大学执教。因为她的名气和实力画功,国民政府不惜以巨金购得她的一副作品,挂于中山纪念堂。
当然,她昔日的恩师蔡元培也并没有忘记她,对她称赞不已。用“借欧洲写实之手腕,达中国抽象之气韵”这句话来形容她的画风。
可是,此时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的方君璧并不满足,一九二六年,她重游法国,在国立高等美术学校校长勃纳尔画室进修两年。
一九三三年与丈夫曾仲鸣回国,除油画外,她还开始画国画。之后的五年,方君璧的人生过得十分的静谧与舒畅,与丈夫的感情和谐,家庭幸福,在艺术道路上更是锐意进取,锋芒毕露。
她本来可以一直顺利下去,但是一九三九年的一场巨大变故却彻底改变了这一切。
变故产生于“政治”。虽然方君璧本人与政治元素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他们夫妇与汪精卫私交甚好。丈夫曾仲鸣曾任汪精卫的私人贴身秘书。
一天晚上,方君璧去汪府看望丈夫,汪精卫把自己的卧室让给了这对夫妇。可是就在当晚,蒋介石派去的特工人员刺杀汪精卫,导致方君璧夫妇无辜身中数枪。曾仲鸣当时不治而亡,但是方君璧经过抢救,活了过来。
虽然,曾仲鸣因服务于汪精卫团队而导致名誉受损,是不是死有余辜还有待探讨,但是,作为是方君璧深爱的丈夫和三个孩子的父亲,他的离世,对一个和谐的家庭是多么大的打击。
但是,方君璧没有一蹶不振。也许,从这种贵族家庭里走出来的大家闺秀,骨子里有一种远远超越平凡之人的特殊的“三观”,这种“三观”使得她们比一般人都要坚强许多。
事实证明,她的坚强后来表现得淋漓尽致,她带着对丈夫离世的伤痛,余下的人生中没有选择再婚,而是将对他的无限留恋,连同她卓绝的天赋,毫无保留地融入到绘画创作里。
在某个方面上来说,方君璧是不幸的;但在另外一个角度上她同时又是幸运的。解放后,避免触景生情引发丧夫的心痛,早已经侨居国外的方君璧躲过了国内特殊时期政治运动,在其他画家扔掉画笔接受改造时,她倒可以在欧美的阳光之下静静地作画。阴差阳错中,看似不公的命运竟然以另一种方式保护了她。
在一九四零至一九八零年,她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内地都举办过个人展览,可以说她是那个年代举办个展次数最多的一个女画家。
很不可思议的是,大半生居住国外的方君璧,其人物画中没有出现过西方女人的身影,全是安静温婉的中国女子,她们优雅而漂亮,嘴角永远浮现着浅浅的笑意,像她那个时代的大家闺秀一样。
我想,她是思念祖国的。一九七二年,她随团回国后,受到了周总理的接见。当被问及愿望时,她说要游遍新中国的大好河山。
最终,她的愿望实现了,并且把在国内创作的百十幅作品中的百分之四十捐给了祖国。但是,令她遗憾的是,对于祖国来说,她终于只是一个客人了,她永远的思乡之情,只能表现于她的一幅幅画作中……
如果我和她对话,问她上面的问题,她该怎么回答我呢?我想她会说:“人世间的事情不分大小,都是需要认真对待的。至于“悲欢离合”是每个人必须都要经历的,或早或晚。而在这个世上,你能为人们留下什么样的记忆,才是最重要的。”
的确,对于我们这样的后人,她所经历的一切悲伤与快乐都已渐渐消失在时间的长河中,她留给我们的,只有她潜心描绘出的一幅幅闪耀着生命光彩的巨作。
可是,她是大画家方君璧。而我是平凡人,在身故后,能留给后世子孙的是什么呢?我不坚强也不勇敢,关键是还没有才华……
想来想去,我竟然悲伤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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