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温故(vinpoem):深度解析诗词。
按照大唐官制,他这个新岗位属“从九品下阶”,是最末流的官衔,顶多相当于一个科员。从中央到地方,连降几级,刚出道、对官场还缺乏足够的了解的王维,面对如此惊天的巨变,完全蒙了,他不知道还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只好老老实实上任。
在任上一做就是四年,四年的参军,没有任何升迁与调动,虽然他在中央认识的大人物不少,但面对政治问题,没有人敢碰这根弦。
在济州,他开始重新认识这个世界。他发现,那些曾经聚在他身边的大佬们,如梦幻泡影一样散去无影无踪;那些所谓的“有困难找大哥”的豪言壮语,灯红酒绿中照旧在向新人许诺,只是已经和自己无关。没有了自己,京城的歌照唱,王爷的饭照吃,公主的舞照看,大唐的繁华与传说仍在继续,每天都有新人粉墨登场,没有人在意一个落魄的小科员。
他的母亲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不管他有没有受到影响,至少在济州,他开始频繁拜访寺院,并有意和一些僧人交往;也开始留意陶渊明的作品,研究陶渊明的心路历程。
还好,他的顶头上司济州刺史比较开明,也比较喜欢这个多才多艺、故事缠身的年轻人,他在那里度过了几年不算太苦的日子。
26岁,随着长官离任,他也离开了那个地方,不知因何到了淇上,并在那里对生活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写了《偶然作》,开头即是“楚国有狂夫,茫然无心想”,虽然热血仍在,抱负仍存,但已是日薄西山;意识到“被服圣人教,一生自穷苦”,但还未能完全领悟佛系人生的奥妙。所以,此时,他还是想到了隐居,又辞官在淇上隐居了下来,但不再是博得高名引起朝廷的注意了,因为他已经上了朝廷的黑名单上,此时的隐居,乃是真心想隐。但真正的隐居生活并不如意,他意识到那不是自己想要的,于是,又云游天下,曾经远到过四川。
34岁的时候,面对无官无事、浑浑噩噩的生活,他实在过不下去了,于是献诗给宰相张九龄,说明了想再一次出仕的意图。可能此时,经过多年,那档子事也慢慢过去了,所以,很快,不到一年,他35岁的时候,张九龄就在中央门下省给他讨了个官:右拾遗。
此时,该玩的也玩了,该隐的也隐了,较之以前,他的观念有了重大的发展,经过真正的隐士生活,对陶渊明也有了新的看法,认为其不为五斗米折腰并不可取,那种做派,看似清高,实则不划算,与其最后穷得向人家讨饭吃(陶渊明有乞食诗),还不如体面地享受朝廷的俸禄。(与魏居士书)
从以前的盲目崇拜和无限向往,变得逐渐成熟而稳重,对佛教的不二法门,他也有了更深刻的领悟,并能在孔子那里完成自己佛系人生的理论架构:
孔宣父云:我则异於是,我可无不克。可者适意,不可者不适意也。君子以布仁施义,活人济国为适意;纵其道不行,亦无意为不适意也。苟身心相离,理事俱如,则何往而不适?(与魏居士书)
就是说,聪明的人不给自己找麻烦,心灵可以归隐,但并不妨碍身体的做官养尊,两者完全可以统一,臻于化境。至此,佛系人生正式开挂。
从此,他不用再在两者之间徘徊,而是圆滑地介于两者之间,一边奉行极简主义,过着隐士一般的生活,享受生活的安宁与清净,一边不停地升官,领着朝廷丰厚的俸禄,出入于上流社会,享受高贵的待遇。在44岁那年,他还无意中得了一处极佳的住所,为这种佛系生活提供了物质基础,增添了无穷乐趣,实现了山野自然与富贵高雅的和谐统一。
这处住所乃武后朝宠臣宋之问的别业,在蓝田境内山中, 距长安大明宫不到50公里,既有大山的幽静,又未完全隔绝人烟。
宋之问可不是一般的富豪,乃是一代诗家,以绝对的实力,跻身于“初唐杰出诗人”行列,品味那不是一般的高。在其辉煌时候,精心修建的这处别业,也非一般豪宅可比,无论是选址还是布局,都透着诗人的品味,豪华中不失雅致,山野里泛着灵气。
虽然荒凉已久,但整体架构仍在,在那种大气和灵动面前,王维一下子就震撼了,那一刻,身为虔诚的佛教徒、相信弥勒世界的他,坚定地认为这就是佛祖冥冥中为他准备的,是他后半生的安命立身之所在。他心中快乐得无法言说,没有丝毫的犹豫,立刻就购买了下来,并开始精心打理,恢复它应有的生气。
王维山居秋暝诗意图(魏云飞 作)一有时间,他就跑到这里,写下了不少名篇,编为《辋川集》,还利用自己的绘画天赋,精心为这个园子画了一幅画,可见心中爱有多深。《辋川集》成为他作为田园诗人大师的镇山作品,而《辋川图》则成为他作为一代画师的巅峰之作,这首诗,大概就写在这段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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