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我的老师

如果不是教室里传出那些莘莘学子的琅琅的读书声，你很难把这个地方跟一个县立完中划上等号。

如果不是看见那操场上竖立着的篮球架，还有操场上活跃着的矫健如飞的学生，你又怎能相信这些像五.七干校的校舍的学校，是一个得到县教育局认可的中学？

唐刘中学，这个在苏北平原上的我的母校，她就这样以她那既很委屈又楚楚可怜的模样，定格在我的心田上。

多少次啊，午夜梦回望故乡，泪水长流漂枕巾。唐刘中学我母校，想起老师泪潸然。

我自从离开唐中后，没有多久，我就离开了苏北平原，到了云南玉溪。在背井离乡的数十年中，我常常遥望着与我山隔南岭、水隔长江的苏北平原，一种别样的乡愁浮上我的心头。

而让我常常魂牵梦绕的地方，就是我的母校——唐刘中学。我的母校啊，她之所以让我为她频频添上一缕缕的乡愁，是因为那里有我的一位老师，他就是我的老师孙亢中先生。

我至今都不会忘记，我在唐刘中学时，我是那样的孤独无助，而在我处于人生中的最低谷的时候，是我的老师孙亢中先生向我伸出了那双无比温暖的手，他把我从无涯的绝望的深渊中拉了出来。哦，我的老师！

我那个时候在唐中教高中的一种专门学科和初中的语文。如果时间就这样波澜不惊地流淌过去，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在这期间发生了一件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事情，却在我的心海上掀起了惊涛骇浪。

事情是这样的，我的一个高中时期的同学叫顾振华的，他是在过去的扬州师院现在的扬州大学的数学系毕业的。

顾振华同学相当聪明，在跟我一块上学时，他门门功课都OK，尤以数学最优异，因此，他高考那年一卷定乾坤，蟾宫折桂，金榜题名，一下子就考上了扬州师院的数学系，好比鲤鱼跃过了龙门。

顾振华毕业后就被时任校长的孔沁梅老师邀请到了唐刘中学执教，那个时候他最得孔校长的信赖，学校里用来给学生们做广播体操配播音的一个录音机也放在他宿舍里。

那个录音机就像一个黑匣子，硕大无朋，简直就像美帝国的一个航空母舰，它没别的用途，既不能弹射飞机，也不能装载美国大兵到全世界去兴风作浪，但它能放置音碟播放录音。

当唐刘中学的莘莘学子在那广阔的操场上列队成阵准备做第n套广播体操时，你听，顾振华老师按一下键，我不知道他按的哪里，反正他按了一下键。

他按了键后，突然，那录音机播放出一个刚柔相济的男人的声音，有如在茫无涯际的沙漠上听到的天籁之音，十分温婉动听，简直就是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简直就是天方夜谈令人难以置信:“第n套广播体操现在开始，第一节，伸展运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站在操场上已经等得双腿感到麻木不仁的学生们像触了电一样，他们立马条件反射般地叉开双脚，要求与双肩齐平。

不能过了，都说了n遍了，你们就是不听。我站在学生的后边，听到体育老师宣秉和老师这样嘀咕着。

就是这样一个能发挥出它的巨大潜能的录音机，有一天由于顾振华老师没有关上他的宿舍门，竟然不翼而飞平空人间蒸发了。

我的妈呀，这是多么令人感到悲催的事情啊，比儿子被抹花子拐了，比女儿跟她的恋人私奔了，还要让人备感摧心斫肺。

这个问题很严重哎，这不是小事情哎，事关能否让学生们有一个健壮的体魄的大事情哎，国际玩笑不是这样子开的。

唐刘中学立马和衷共济上下一心同心协力，要查，彻底地查，哪怕查个天翻地覆，哪怕查到唐刘中学后边的那条潺潺流淌着的小河，哪怕查到校园附近的广袤无垠的田野里的绿油油的麦浪和那些朵朵金黄的油菜花，也要把这个偷盗价值连城的录音机的江洋大盗挖出来。

偷录音机的江洋大盗，你站出来，有种的你站出来，不要做缩头乌龟，好汉做事好汉当，做人要有担当，既然你把事情做出来了，你就得有勇气承担，不要让人瞧不起你，不要让人说你跟梁山百零八条好汉中哪个比你都比不上。

然而，就在我心里大声呐喊着捉贼的时候，我在恍惚中听到有一个自以为是的老师说:“不要查了，用膝盖想都能知道，这是那个经济条件不好的人偷的。”

那个身材高大魁梧、国字脸上戴着一副宽边黑框眼镜的孔沁梅校长听那人这样说，他用右手的两根指头在办公桌上敲边鼓似地敲了n分钟，他没讲什么话，显然他也不知咋办好。

我不知道是否是那个人的话发生了应有的作用，反正唐中的一些老师都把目光聚焦到我的身上，因为只有我初来乍到唐中，不仅如此，而且我出身又很寒酸，不是我经济条件不好，还能是谁？你说，还能是谁？

别的老师都不好讲什么，只有孙先生站出来说了一句公道的话:“话不能这样说，说经济条件不好，我们这些做老师的，又有谁好到哪儿去呢？我认为在事情还没水落石出之前，不能就这样过早地下结论，不能平空冤枉一个清白无辜的人，当然也不能放过行为不检点的人。”

由于孙先生的坚持，唐刘中学煞有介事地请来了唐刘乡治安科（当时还没有派出所）的高科长，让他来调查这件事，务必要查清楚。

在展开拉网搜索之前，孙先生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小姜啊，身正不怕影子斜，脚正何惧鞋子歪！你没有拿不要怕，要经受得住考验。我相信你没有拿，我坚信你不会让我失望的。”

听了他的话，我的热泪一下子就像黄河的滚滚波涛决了花园口一样夺眶而出。我的老师孙亢中先生，他是好人啊，他为人正直、善良和仁慈，只有这样的老师，才会说出这样的话。

哦，我的老师孙亢中先生，在您去世多年后的今天，我仍然清晰地记得，您当年是那样毋庸置疑地信任了我，您是那样和蔼可亲地给予了一个身临寒流滚滚的西伯利亚的人以无限的温暖。

我一辈子也不会忘掉您的大恩大德。哦，我的老师！

然而，令我想破脑壳都想不通的是，那个穿着军黄色棉袄、蓝色棉裤的高科长，那个长条脸、眼袋像口袋似的高科长，这个人也不知咋搞的，他就是不查别人，他单单查我，查我也就罢了，他还把手往桌上一拍。

他说:“你给我老实交代，有人招认了，你跟他同谋偷了录音机。说吧，什么时候偷的，把录音机卖到哪里去了？”

我没偷录音机，我当然不会承认。我虽然不懂他为什么单独查我，但我对他的这种诈唬人，我还是比较懂的。

我们小时候父母亲常常就是这样审我们的:“我说你还是招了吧，你二哥都招了，你不招也没用。”如果招了就亏了，因为二哥根本没招。

因此，我根本不吃他这一套，我说:“我没偷，你让我招什么？”

高科长见我软硬不吃、油盐不进，他好像觉得也没什么大办法。不问青红皂白就把我铐起来，他也不会这么办，因为他还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

况且，我是一个尊纪守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他还不能就这样把我抓进牢中，这一点我还是十分清楚的。

高科长用手在头上的很稀疏的头发上狠挠了几把后，说:“那就这样吧，把你昨天从早晨八点钟到中午十二点钟这段案发时期，你究竟干了些啥，你给我在这张信纸上好好地写出来。要老老实实，不要油腔滑调。”

当我想拒不写出昨天上午的点点滴滴时，当高科长对我一筹莫展时，当我跟高科长在顾振华的宿舍里相互对峙着的时候，孙先生来了，他对我说:“他让你写你就写吧，等弄清了就好了。”

于是，我写那天的出行细则和教学上课的情景，完全是看在孙先生的面子上，我可没有因为惧怕他高科长才去写。

在我写的时候，孙先生对高科长说不可以单单调查小姜，全校的老师都要调查，这样才显得公平。他还说据他的直觉判断，拿录音机的不可能是本校老师，说不定是校外的一些游民作的案。

可能是听了孙先生的话，高科长得到了启发，他也没看我写的东西，他匆匆地跑了。我跟孙先生对视一眼，孙先生苦笑着摇摇头。

高科长在下午两点半钟时又来了，他一来就向孔沁梅校长作了汇报。他说他从顾老师的宿舍出门后，就直接往唐北村他家中走去。

在路上，他看见唐北村里那个荣业军人的儿子，那个有自闭症的儿子，手上拿着录音机的一块零部件，他一看，正是学校里失踪已近一天的录音机的剩余。录音机已被他敲碎换麦芽糖吃了，手上是最后一块零部件。

如果不是亲耳听见这个录音机的来龙去脉，你肯定很难知道一个录音机还会有如此富有传奇性的经历。当然，你也不会知道会跟我牵扯上千丝万缕的联系。

不过，那个直道其详地说是我偷录音机的老师，他并没有跟我道歉。不仅如此，他的气焰比以前还要嚣张。

有一次，在取教学点名册时，他站在那个靠近办公厅大门的文件架前磨磨蹭蹭地故意气我。我的一股怒火不禁从脚板心焰腾腾地直往脑门心蹿，我的拳头捏得咯巴咯巴响。

我想象着面前不要说是站着他，即使站在我面前的是一块其坚无比的顽石，我这一拳砸过去，也会把它砸得稀巴烂。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这千钧一发、迫在眉睫的时刻，我的老师孙先生恰逢其时地走了过来，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小姜，过来一下！”

我跟在孙先生后边到了孙先生的办公桌前，孙先生抬起头，看见那个专门打铃的迮秋凤老师，他也没有回避她，他直接语重心长地跟我说了。

他说我今天如果一拳打下来，那后果将不堪设想，两个当老师的打架，传出校门外，那还不把人家笑话死。

他让我对人不要心生怨恨，一个人要胸怀宽广，要能有巨腹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的雅量，何愁干不出一番事业！他还举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的典故说给我听。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好多年了，我直到今天回想起来，依然仿佛觉得孙先生的音容笑貌是那样栩栩如生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清晰如昨。

不仅如此，而且孙先生的形象在我面前刹时变得更加高大起来，我必须仰视他才会看得清清楚楚。

——哦，我的老师孙亢中先生！在一个春天的夜晚，我在南国的弥漫着满城芬芳的一个边陲小城，我想起了我的老师，想起他，我就透过那扑朔迷离的雾霭，看见了一个好的故事，尽管那偷录音机的阴影一直笼罩在我的心头，我还是看到了一个好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