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24年8月14日，也就是嘉靖三年的七月五日，年仅15岁的皇帝正式发动“大礼议”，提出“应对自己的生父行怎样的礼仪——是尊为皇考，还是皇叔考？”
随着这几年曾掀起过的一阵“明史热”，这段故事反复见于不同的史籍和影视作品中，但在阅读《哈佛中国史》第五卷《挣扎的帝国：元与明》时，有一个观点是在之前阅读其它史料中所未见的。
据《哈佛中国史》记载：在嘉靖朝的“大礼议”中，王阳明避免直接表态，但他对皇帝的所作所为未尝不怀有几分同情，故视之为纯孝至情的流露，而在他看来，孝是道德行为的真正基础。反对嘉靖帝的人奉宋代理学家为圭臬，处处以典为范，而支持嘉靖帝的人则认为正确的道德行为依靠的是理论上的直觉。嘉靖帝欲尊生父为皇考在礼制上站不住脚，但正因如此，此举成了这个国家最高权威的首次公开声明——个人能够在典章制度的范围之外获得一定程度上的道德自主性。王阳明关于良知为心之本体的哲学不再是袖手论道，而获得了政治立足点。但使嘉靖帝在“大礼议”中获胜的并非王阳明的理论立场，而是其支持者在朝堂上掌握的主导权。
不惟嘉靖皇帝把“孝”作为自己的道德自主和行为基础，纵观中华帝国史上除了秦帝国的历朝历代无一不标榜自己是“以孝治天下”的典范——汉代皇帝的谥号均为“孝某皇帝”；唐代皇帝的谥号比汉代要长，但最后几个字一般都是“某孝皇帝”，只有两位皇帝特殊一点，谥的是“孝某皇帝”；宋、明两代皇帝的谥号比唐代皇帝谥号的字数又有所增加，但其谥号的最后四个字分别是“某孝皇帝”和“孝某皇帝”；就连以异族入主中华的元、清两代，在其正式定鼎中原之后的谥号中也分别加入了“孝”字。
“百善孝为先”，不仅仅是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标榜“以孝治天下”，而且平头百姓家也同样喜欢“以孝治家”。仅就“孝治”而言，帝国从上至下确实做到了“家国一体”。“孝治”在国家统治模式中的具体体现则是“敬天法祖”，对贤明皇帝的认定标准就是能够坚持“祖宗成法”。就是在一代一代皇帝“敬天法祖”——至少表面上是这样，即便有敢于突破“祖宗成法”的，也决不敢堂而皇之地标榜——之下，中华帝国的帝制结构渐趋稳定，也渐趋保守，即便有那么一两位想要突破“祖宗成法”、锐意变革的皇帝，也不得不把自己的变革包装为是恢复“祖宗成法”，即把之前“错误”的做法恢复到先祖制定的正确道路上来。因此，当王安石在变法中喊出“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时，整个帝国为之振动，这在中华帝国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包括之前同样让人瞠目的王莽改制、之后轰轰烈烈的张居正变法以及近代史上的“百日维新”，无一不是“托古改制”。
写到这里终于点到文章的标题了，去年在摘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时录下的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一段文字，可以为中华帝国的这一状况进行更加宏观层面的概括和论述——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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