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问自己,无论人事,相遇多久才可以说不再陌生,才可以说不负相遇本身。依然记得出版业前辈告诫的那句:“编辑五年才能像个样子,想出师独挡一面至少得八年,你要熬得住。”现在看来,自己还是在从“不像样子”到“像个样子”进化。
编辑做书,是怎样的情绪书香怡人,如果说什么能够让我们在纷乱的世间和繁杂的过往中回归本初,那就是跳动着真理之光、人性反复游走和悲喜相随万千生活的文字。夜深人静,万籁希声,如果还有可以叩问自我的东西,那就是能够契合心底某一部分的文字,让人无法遁形。每本书都像无声又面貌迥异的人,或正或反、或多或少,让我们内心日益丰盈和平静。
还记得初来北京的时候,冬意未消,寒风凛凛,加班到很晚的安生起了个大早从大兴亦庄坐了一路的地铁到北京站接我。天色未明,安生已经在火车站出站口。安生对我开玩笑说:“你这是要踏上不归路吗?赶紧回去接着去倒腾你的文学去,其他的都不要想。”但是,热爱的方式有很多种,选择有多有少,但好坏的差异可能截然不同,时至今日,翻看毕业论文时觉得,人一再漂浮,慢慢在别人的目光里变得言不由衷。
编辑做书,是怎样的情绪挚爱是无法言说的感情,所以总是不想远离。越来越明白自己不会是一个合格的写手,但依然想能够出几本有益的书来聊以自慰,不忘初衷。尽管托勒密曾说:“在被梦想杀死之前,我们必须杀死梦想。”甚至简单的生活压力就足以让梦想变质,留不下一声叹息。
但是,熠熠生辉是图书永恒不变的旋律。在温暖夕阳照进昏暗的地下室时,眩晕和焦灼的尼采在奋笔疾书《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在甜美回眸生活如春的时候,严歌苓也写下那让人痛心疾首又永远充满不忍之心的小说;在去往喀什的飞沙走石的路上,七堇年构想了反映青年内心里沉重而充满至善的《大地之灯》……或许我们不能够像他们那样落笔成章,但有足够的理由让那些有价值的图书传播的更广。谢冕在为《中国小说50强》丛书写序时,百感交集说中国文人总是试图担起不属于自己的责任,投身到社会改造之中;陈思和在《人性透视下的东方伦理——读严歌苓的两部长篇小说》里,也一再表现出他在文学批评中那一贯的热烈的人性视角和焦灼的历史批判观……共鸣让我们突破了读者、作者与批评者的差别,也消除了时间的差异,进而进入到彼此印证交融的境地。
编辑做书,是怎样的情绪策划出版一些有价值的书,在你我的共鸣中来实现几分欣慰,也许是自己有些卑微的小理想了。有时候不知道无论做什么都喜欢投入感情的自己能够走多远,仿佛从2005年之后就再也没有长大。就像那位前辈所说,编辑的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没有任何一个编辑把做书纯粹看成是“工作”,多对图书怀有这样或那样的迷恋,否则很难在生活重压之中支撑下去。然而见过那些努力书写、文字如玉、闪耀理性认知的作者,也遇到过草草了事、胡拼乱凑、为名嗜利的作者;做过有尽可能长存流传的书,也做过味同爵蜡、近乎浪费纸张的书。也许这才是工作的真实。
而更大的问题是,中国的书,连文字的取舍都失去了相对自由,编辑已经无法在尊重现实,尊重认知,甚至是尊重情感的情况下掌控文字。内容断层和接受的错位已经让书陷入了举步维艰的地位。
好书总是有近乎热恋的人,做出一本好书的喜悦也自不必说。尽管有人说喜欢什么就不要做什么,要不你会心痛得不能自已。但正因为不再“心痛”的渴望支撑我们跨过见或未见的荆棘和风景,直到最后那无法言说的远方之美。也许这也是出版吸引我的原因所在。然而,就像我们终将面临无数次妥协和逢迎拍马一样,就像我们终将在与别人的交往和博弈中忘记初衷中一样,手下流出的书慢慢会向两个极端发展,信誓旦旦的骗子和假装热闹的小丑。
但是,如果能有几点卓然之色,不值得熠熠生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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