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创新的必要性已经取得广泛共识的今天，因袭意味浓厚的“萧规曹随”一词虽未同“墨守成规”一起，被列入贬义词之列，却也备受冷落，其中所蕴含的智慧，只能黯然“雪里埋”。与管仲、商鞅、范仲淹、王安石、张居正等相比，“萧规曹随”虽然没有体现出明显的创新求变思想，但也有助于我们理性地思考和看待为什么要创新、如何创新等问题。

“无令后世有以加也”

相信没有人会对“要不要创新”这个问题给出否定的回答，那“为什么要创新”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萧何的理解是：“无令后世有以加也。”

《史记·高祖本纪》记载，萧何主持修建未央宫，刘邦视察时觉得太过壮丽奢华，登时大怒，指责萧何说：“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萧何答道：“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

萧何大兴土木，其中是非曲直，姑且不论，单看“无令后世有以加也”这句话，正可以回答“为什么创新”这个问题。创新固然无止境，但这只是从终极意义上讲（在特定条件和阶段下，不存在绝对运动、无静止状态的事物），一个完整的创新，其目的、归宿就是不再创新（无令后世有以加）——这恰恰是创新最基础、最为核心的要求。

从大历史的视角来看，萧何的立“规”也是一种创新。改秦朝的严刑峻法，创汉初的无为而治，制定典章制度，力求达到历史意义上的尽善尽美、现实层面的切实可行。创新不能没有这样的追求和标准。虽然哲学上没有绝对完美，历史和人民也从来不苛求完美，创新者却不能据此放松要求、应付了事、自我宽恕；虽然不能苛求毕其功于一役，成其事在己任，也决不能主动把问题留给后人。这或许是萧何对于今人最大的启示和警示。

“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斯言振聋发聩，再一次廓清了要不要改革、要不要创新的争论。但更为现实的问题是，创新不是终点只是起点，不是答案只是命题；创新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应景逐流，是为了谋求发展而不是追赶潮流。在这一前提下，创新永远都不能放弃对完美的追求。往大了说，要对得起实践、人民、历史的检验，往小了说，连自己都不满意，则切不可仓促施行。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一个如何做的问题。

“遵而勿失”

曹参接替萧何做了宰相后，与汉惠帝有过一次著名的对话——曹参日夜喝酒不止，惠帝责怪他不治理国事。曹参免冠谢罪，问：“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帝？”惠帝说：“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曹参又问：“陛下观臣能孰与萧何贤?”惠帝答：“君似不及也。”曹参说：“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说：“善。君休矣!”

曹参的这一番说辞，和人们耳熟能详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相比，缺一分豪迈气魄，也不够有鼓动性，但是和那些为改革而改革、为创新而创新的盲动，换汤不换药、穿新鞋走老路的佯动，修修补补、支离破碎的乱动相比，我们更欢迎曹参和惠帝的审慎、务实。

曹参的话暗含了他对两个问题的思考和回答：此时创新，有必要吗？没必要。有可能吗？没可能。

曹参得出这两个回答的理由是“法令既明”，在他看来，“萧规”是完备的。司马迁评价道：“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证明他的判断基本正确。但是如果历史证明“萧规”是不完备的、错讹百出的呢？客观的历史也好，假设的历史也罢，“随”与“不随”都要基于对现实情势的判断，这也证明了审慎、务实的极端重要性。换言之，创新应当追求实质上的效果，而不是形式上的姿态。

面对着年年创新、月月创新、天天创新，我们不禁发问：创新的效果何以如此有限，创新的成果何以如此速朽？为什么就创造不出自己的“萧规”让人随、让己随？

拥有敢于自我否定、永不满足的意识和精神是好的，却不能据此“折腾”不休。一方面，应当检讨施行过的创新是否做到了科学、完备，这是向萧何学习的意义；另一方面，应当反思正在推行或将要推行的创新是否有必要，这是向曹参学习的价值。

再回到曹参的问题：此时创新，有可能吗？曹参对比了高祖与惠帝、萧何与自己的才能，得出结论：没可能。这一做法，乍一看，大有灭自己（连同现任皇帝）志气，长他人威风的意味。在改革创新中，确实无法回避如何评判前任（前人）、评估自己的问题。虽说“祖宗不足法”，却不能唯前人是反；虽说“今人胜前人”，并不意味着前人事事不如今。一切都需要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研究，所谓“谋定而后动”，在不确定有更好的方案、更优的选择的情形下，“遵而勿失”也不失为一个不错的选择。这是一个自知、审时、度势的过程和结果。有一篇文章《当好后任避免“折腾”》说：“把前任确定的好的工作思路继续实施，变成现实，没人说你无能，只会显示才能；把前任没有做完的工作继续做下去，做出成果，照样创造政绩，而且彰显政德。”这段话也可看作是对“萧规曹随”的一种解读。

再说“遵而勿失”

如前所述，无论萧何追求的“不创新”，还是曹参表现出来的“不创新”，都要解决好执行、延续的问题。这一点往往为人所忽视，甚至产生无为、因袭、懈怠的误读和误解。

当了宰相之后的曹参除了“日夜饮醇酒”，并非无所事事。据《史记·曹相国世家》记载：“择郡国吏：木诎于文辞，重厚长者，即召除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者，辄斥去之。”意思是说，从各郡和诸侯国中挑选一些质朴而不善文辞的厚道人，立即召来任命为丞相的属官。对官吏中那些言语文字苛求细微末节，想一味追求声誉的人，就斥退撵走他们。可见曹参在“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的表象下，格外注重选拔贤才、整顿吏治。

毛泽东曾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一个地方的发展，有诸多原因，但最基本的一条，必须靠一大批在各个岗位上用心用力奋斗的干部。”套用这个观点来释证曹参的行为，“曹随”不是简单意义上的跟随、因袭，而是实实在在地执行既定的政治路线，继承和发展先辈的先帝事业，为稳定发展用心用力奋斗。时人歌之曰：“萧何为法，顜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这不仅仅是对曹参这个接班人的肯定，也是对萧何这个先行者的歌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