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祥绥(1894年～1940年)，字伯安，又字博盦，陕西省西乡县柳树镇小丰村龙王沟人。薛祥绥191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学科。
薛祥绥感到“国学沦丧”，於1919年1月26日发起成立《国故月刊》，同年3月20日创刊《国故》杂志，该杂志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
1919年秋，薛祥绥参加了全国高等文官考试，以优异成绩入当时的北京政府国务院统计局任编辑，不久升任国务院统计局秘书长。
在任七年，薛祥绥先后被国立北京大学、私立辅仁大学和中国大学、平民大学等校聘为兼职教授，他一贯为人和蔼，在学生面前没有架子，很受学生欢迎，其关怀学生的佳话，传扬一时，同一时间，他还担任陕南旅京同乡会兴办的宏文公学的校长。
1928年，薛祥绥应国民政府监察院长于右任之邀赴南京，在法政学校任教。任教期间，薛祥绥笔耕不辍，著有《修辞学》《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概论》，著作由开明书局和启智书局出版后在各地发行。薛祥绥视金钱如粪土，在法政学校任教时，他是全校有名的“金融不通”教授，工资到手，转手就捐赠给慈善机构，钱捐助完了，有时竟靠借贷度日。
据学生回忆，每次上课，薛祥绥总是腋下挟着一个小包袱，徐徐跨入教室，徐徐向学生作一深鞠躬，徐徐在桌上解开包袱，再徐徐掏出一册线装书，放在桌上，然后徐徐揭开书页。接着，才开始讲课，在讲课时，他极少再看桌上的书，只是一面讲，一面写黑板，在连续两个小时里，详征博引，背诵如流。薛祥绥讲课的声量不大，满口陕南乡音，不疾不徐，初听时极感费力，但听懂以后，就知道他的解说能穷源究委，屡有胜义，而且时时语带锋棱，风趣幽默。听着听着，有时台下的学生们会忍俊不禁，他讲课的解说、征引的繁富和吐属的从容给学生们留下了极佳的印象。
薛祥绥对学生没有甚么要求，也不管学生是否缺席，特别的是，听过他讲课的同学，大多会自动去研读其他篇章，甚至会追读外国作者的诗集、文集。薛祥绥为人和蔼，在学生面前没有架子，很受学生欢迎，他关怀学生，一时在南京各大学校中传扬。
民国22年－民国24年（1931-1935），薛祥绥依据《赖稿》，并参考清顺治10年（1653）西乡知县张台耀主持续修的西乡县志，邑庠杨、张二生续修成本，新修编纂了民国版的陕西省《西乡县志》。
民国29年（1940年）薛祥绥病逝于陕西省西安市，江伯玉收其《西乡县志》遗稿带回西乡，县中人士于民国30年（1941）组成“县志整理委员会”，委员会有刘霞举、刘述庭、李白瑜、孙丘园等，方宗丞任总校阅，除对原稿进行审阅整理外，又收集资料，增补民国24年后之史实。由县财委会拨款，刘述庭承印。后因物价飞涨，经费拮据，延至民国37年（1948）复由姚效先修订、补遗、作跋，始得石印出版150部。此志体例严谨，文风端正，取舍合理，考证翔实。
薛祥绥治学严谨，教学之余，曾编撰《修辞学》一书（开明书局出版）又在旅京同乡会编办的《西乡》报任主笔，始终孜孜不倦，勤奋笔耕，先后著有《修辞学》 《中国文学史》 《中国文学概论》，分别由开明书局、启智书局出版，修纂的《西乡县志》，即西乡最早的《县志》《薛志》，亦于他逝世后问世。
薛祥绥在北大求学时，与民国元老于右任素有交往，于右任后来邀薛祥绥赴南京工作。
薛祥绥到南京后，先在法政学校任教三年。1931年陕南发生严重灾情，国民政府监察院长于右任委派薛祥绥与陕西省城固县的张叔亮为查灾委员。是年秋，薛祥绥勘查灾情返回西乡故里，目睹家乡疮痍遍野，民不聊生，心情十分沉重，感赋《哀汉中》古风一首。
查灾回京后，薛祥绥上下奔走，竭尽全力为陕南百姓请命，并谒见全国华洋义赈会朱子桥将军，呈述所见，力请赈恤。
嗣后，薛祥绥又被派去包头调查厘金（即税收）系统中的弊端，对于这种很有“油水”的差事，他廉洁奉公，微服私访，实地调查，掌握情况，据实上报，自己两袖清风，一尘不染，时人笑其迂腐，国民政府监察院长于右任得知后不胜感叹地说：薛祥绥真乃书生中之书生也。
当薛祥绥回乡查灾时，家乡父老乡亲谈及西乡县志断修多年，亟待续编，面请薛祥绥承担，他出于热爱桑梓之情，慨然应诺。
民国21年至26年，薛祥绥在南京国民政府审计部工作时期，利用公余时间，除撰著《中国文学史》及《中国文学概论》（上海启智书局出版）外，即致力于编纂《西乡县志》，数年间，查抄有关资料，埋首书丛，并与家乡人士鱼雁通情，酌古准今，呕心沥血，至民国28年完稿，民国37年出版，史志界普遍认为《薛志》是一部体例完善、详略得当、文字流畅的百年佳志。
民国26年，抗日战争爆发，薛祥绥离开南京国民政府审计部后回陕，先后在陕西省汉中联立中学及省立南郑中学任教。
民国29年春，薛祥绥应陕西省教育厅厅长王捷三电邀，赴西安任省教育厅编审主任。
是年9月，薛祥绥因心脏病在西安广仁医院救治无效，溘然长逝，终年46岁。
家人整理其遗物，唯旧衣数件，书稿一箱。薛祥绥一生笔耘舌耕，终生勤奋，而竟一贫如洗，其薛氏文人情操可见一斑。
薛祥绥厌恶世俗，嗜好读书，考证一事，尝穷究不舍，故一生心血，尽消磨在故纸堆中，其诗文感情诚挚，韵味隽永，且长于剖理辩论，颇有薛氏三凤遗风。
在那个战乱年代，在大势前面，薛祥绥没有随波逐流，只做一个小“我”，真是难能可贵。史学大家黄侃曾说：凭薛祥绥的学术、学历，是完全可以成为一位当代的“著名学者”，“但是他的彻底的文人根性、他的文人的不凡超俗的慧眼，使他能够透视这一层层虚佞的烟幕，而独脱群流；他的一生所表现的，彻头彻尾是个文人的真性情”。
民国25年，薛祥绥在南京所写《论续修陕西省通志稿》（陕南旅京同乡会致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书），对通志指谬正误，无不切中要害，于右任先生评价说：非精通史志的大手笔，是难以写成的。
正如著名历史学家黄侃指出的：尽管所谓魏晋风度，即便是当年的竹林名土以及稍后的清谈胜流，在显幽烛隐的科学的解剖刀下，也难免会露出些不堪入目的本相来。薛祥绥自然也未必真能超然物外，胸无纤尘，但在那举世滔滔、满目尘嚣的黑暗年代，他却能够耿介自守，不肯同流合污，为社会保存一点轩昂正气，这不正是河东薛氏家族乃至中国文化史上大可令人欣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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