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吃完饭，郭玉梅拉着白莲到了郭睛的房间。郭玉梅回村里，就和大姐郭睛一起住，其他人则睡另一屋的大通炕。进了屋，郭玉梅关上房门，两人坐在棋盘小炕的炕沿上。虽然是农村，郭睛的屋里却十分洁净，炕单洗得发白，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泥土地扫得像水泥抹出来的一样，空气里散发着一股清香。白莲说：
“看你家人高兴的样子，这是要全家都搬到城里去了？”
“嗯，不过暂时不搬，到腊月才搬。我把那边安顿好。”
“你家那个呢，咋没跟你回来？”
“他忙着呢，走不开。”
又问：
“听说你和胡存良谈恋爱了？”
“算是哇。”
“准备什么时候办呀？”
白莲来的目的，并不单纯的是看望郭玉梅，还想向她讨个主意。在白莲的眼中，郭玉梅一直是个有主意的人。她的主意，不是一般的主意，说几句放之四海皆准的话，而是能针对某件具体事情说出具体的对应策略。这就好比，现在搞传销的人天天给你灌心灵鸡汤，却连自己的生活都主宰不了，而正经做事业的人，总是能把话说在点上，只说事理，不说道理。沉默了一会儿，白莲说：
“我也不知道该咋弄，我大我妈不同意。”
“嫌胡存良家穷？”
“嗯。”
白莲还想往深里说说，郭睛推门进来，把门关上，望望郭玉梅，又看看白莲，欲言又止。郭玉梅说：
“姐，你有什么话就说吧，白莲不是外人。”
郭睛抿抿嘴，扭捏了一会儿，终于开口：
“玉梅，我不去深圳行不？”
“为什么？”
“不为甚，不想挪窝，住惯了。”
郭玉梅站了起来，抓住郭睛的手，说：
“姐，这个破地方有什么留恋的？你把一辈子全搭进去了，还不够吗？换个地方，换个活法，你还年轻，不要老沉浸在过去。时代在进步，你也要进步。”
“也没甚留恋的，姐老了，不想进步了。”
“姐，你不老，城里三十多岁的女人才正是疯狂的时候。”
“她们疯哇，我疯不动。”
“姐，你不走，大和妈肯定也不走，他们的前半生都奔波了，后半生又活在流言中，抬不起头做人，就算为了他们，你就走吧。我们一起离开这个伤心的地方，重新开始。”
郭睛长长地叹了口气，没说话，转身出去了。关于郭睛的流言，白莲一直有疑问，那年月的女人不像女人，不像女人是因为她们不懂得打扮，不会挠首弄姿，不会撒娇卖萌，又干着和男人一样的活，早早就把身体折磨得皮粗肉糙，失去了光泽。而郭睛，不一样。她的不一样，不是打扮，不是举止言谈，而是那种神态，天然的，学不来。白莲觉得，郭睛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女人，可人们却说她是个石女，是个不完整的女人，白莲不相信。以前，她从不敢问郭玉梅，今天终于忍不住了，她望望门口，说：
“玉梅，你姐——我总觉得她——很不一般。”
郭玉梅过去把门往紧按了按，回来坐在炕沿，放低声音说：
“其实，我姐不是个石女，都是村里人瞎传的。”
“那你们为甚要认？”
“我们也没认，只是不解释而已。对我姐来说，这最好不过，省得村里的后生碰破头。”
“那她不打算成家了吗？”
“我估计是不打算了，她的爱情已经死在了1967年的冬天。”
“能——说说吗？”
郭玉梅沉思了一会儿，说——
说起我姐的爱情故事，那真是感天动地。
她是1949年10月1日出生的，她原来叫郭国庆，后来上学的时候，老师嫌念着拗口，就改成了郭庆，觉得不像个女孩的名字，就又给改成了郭睛。她和我们村的徐国庆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两人从小就好，青梅竹马，如果不出意外，徐国庆就是我姐夫了。
徐国庆是个好后生，可他大是个灰个泡（骂人话）。我家在六零年时偷藏过粮食，偷养过一头猪，在土豆窖里养的，杀了几十斤。我姐对徐国庆好，就把家里烙好的白面饼给徐国庆吃，又给他家挖了一碗猪肉。可他大不念好，反而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把这事向红卫兵举报了。我大就成了“偷粮贼”和“养猪犯”，天天被拉到村口的打麦场上批斗。
徐国庆为了替我家出头，自制了一付弓箭，在红卫兵批斗我大时，他用弓箭把红卫兵的头头射伤了。徐国庆犯了法，怕坐牢，就偷跑了。我姐本来和他说好一起跑的，可是徐国庆怕连累我姐，就把我姐骂了一顿，我姐负气回了家。等她反应过来，急忙赶到他们约好的地点，他已走了，在涵洞里留了字：“我走了，你幸福”。这一走，又没了音信。
那个红卫兵的头头被治好了，带着大部队又杀回村里，他横竖和我家过不去，继续批斗我大。他看上了我姐，说只要我姐跟他好，他就放过我大。我姐怎么会同意？都恨死他了。被他欺负得不行，我们全家就逃走了，这才来了牛轭弯。
我姐念着徐国庆，不肯嫁人，村里的后生吃不上葡萄嫌葡萄酸，就说我姐是石女。这倒正好，没人来骚扰了。唉，我想她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别看她平时什么都不在乎，其实心里苦着呢。我大我妈也理解她，就替她保守着这个秘密，也不让我们乱说。现在我家要搬走了，就不怕了，我才敢告诉你。
说完，郭玉梅眼眶里泪光闪亮。白莲也被感动得低声啜泣，说：
“我就觉得你姐不同寻常，没想到有这么艰难的经历。”
沉默了一会儿，郭玉梅擦了眼泪，说：
“那个年代有那个年代的事，这个年代我们必须要抗争，要追求自己的幸福。所以我不顾父母反对，偷跑到深圳闯荡，事实证明，我做对了。”
又说：
“村里的人爱说什么让他们说去，我的生活是为自己过，不是为他们过。他们嚼我的舌根子嚼不出柴米油盐来，我的生活也不会被他们嚼得过不下去。”
想了想，又说：
“如果你真的喜欢胡存良，就要争取，不要放弃。”
“唉，可是我大我妈实在难说通。他们已经对我采取了好多措施了，甚至限制我的自由，我觉得这事没希望了，胳膊终究扭不过大腿。”
“那你要屈服？”
“屈服肯定是不会屈服的，大不了和你姐一样，一辈子不成家。”
“那没这个必要，我姐是被那个时代害了。我想，她不成家，应该是在等着徐国庆。当时如果没发生那档子事，就是天王老子也阻止不了他俩在一起。现在时代好了，你不要负这个气，咱们说有用的。”
“那我能咋？”
“办法多的是。”
白莲的倚重果然是没错的，郭玉梅的长处就是遇到什么事都能有办法。接下来，郭玉梅向白莲说了两个办法，一个是假戏，一个是真做。假戏就是做样子给外人看，一哭二闹三上吊。这听起来很低级，没什么出奇之处，其实却蕴含着诸多的学问在里面。
一哭，是为了让外人同情你，让家人心疼你；二闹，是为了表达你的权益，同时给外人造成一个假象，那谁谁和谁谁肯定已经那个了，要不何致于闹得那么凶？三上吊，就是杀手锏，再狠心的父母，也不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女儿横遭不测的，终究是灰比土热。重点就在这个“眼睁睁”上。对于这个假戏，白莲说：
“我总觉得那样不太雅观，像个泼妇似的，让人笑话，况且我也装不出来，哭着哭着，估计能笑出来。”
演不了假戏，那就真做，先斩后奏，生米煮成熟饭——上世纪八十年代，未婚先孕蔚然成风，原因就在这里。新旧思想的交替，谁也说服不了谁，就做出来给你看。与现在的未婚先孕不同的是，那时是为了在一起而采取的有效手段，现在是因为在一起而产生的不良后果，所以那时说“有喜”，现在说“意外”——白莲听了这个主意后，羞得满脸通红，挥起拳头在郭玉梅的肩膀上捣了一拳，骂：
“你个死女人，甚话也能说出来，我一个姑娘家，咋能做出这种事。”
“嗐，哪个女人不是从姑娘过来的，哪个姑娘最后又不成为女人？就这么一条道，谁也逃不过，早上道早路熟，有什么不好？做姑娘时，把那事看成毒蛇猛兽，想想都觉得罪过；成了女人才知道，没那事，一辈子算是白活了。”
白莲又在郭玉梅的胳膊上捣了几拳，捂着嘴笑，心里却有什么东西涌动着。她的脸更红了，这个红，就不只是因为害羞了，还有好奇。笑了一会儿，骂了一会儿，白莲问：
“有那么好吗？”
“何止！我这么给你说吧，人们说女人第一爱穿，第二爱吃，我倒觉得，第一爱那个，吃穿倒在其次了。也不能这么说，反正挺重要的。以前没有也就没有了，有过了，再让你没有，肯定是不行的。”
白莲又骂，可是骂归骂，却不是深恶痛绝了，毕竟她是个正常的女子，连孔子都说食色性也，何况一个凡夫俗子。但这不能说，她喜欢这个；也不是说她不喜欢，这与喜欢不喜欢没一点关系；而是她不反对以这种方式向父母逼婚，这不是说她要采取这种方式向父母逼婚，而是她不反对别人那么做，至少能理解。
我们前文说过，世间凡事，皆缘于巧合。这天晚上，就有个巧合。这个巧合引发了后来一系列的事，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至少是彻底改变了白莲的命运。
胡存良在外地的姥爷死了，全家都去奔丧了，就留着胡存良一个人看门。胡存良呆着无聊，正是春意正浓的季节，一个血气方刚的大后生漫漫长夜独守空房，就有那么点不平静。不平静的他就没早早地睡。那时没电，没电视没手机，没个消遣的。成过家的，有娃娃的消遣娃娃，没娃娃的消遣老婆，可他没成家。他的消遣就是到村子里转转，转着转着，就碰到了从郭玉梅家出来的白莲。
两人站在路边聊了会儿，又顺着路边走边聊。走着走着，聊着聊着，就到了胡存良的家门口。白云山夫妇俩不待见胡存良，可胡存良的父母却极稀罕白莲，所以白莲就忍不住往胡存良家望了望。正是这一望，提醒了胡存良，他说：
“要不回我家坐坐？”
那年月的男青年不像现在的男青年具备死皮赖脸的优秀品格，胡存良更不具备，所以他用了“要不”两个字。如果在以前，白莲肯定是不会的，大半夜去一个后生家里，不只是村里人会说闲话，她本人也是排斥的。但是今天不同，今天她心里装着郭玉梅的话，装着郭玉梅的大姐郭睛悲伤的爱情故事。按理说，这与她无关，但人往往不按理。她总觉得自己要改变，要做郭玉梅那样能为自己做主的人，做郭睛那样敢爱敢恨的人。
她犹豫了半晌，说：
“行哇，坐会儿就走。”
她不是言不由衷，她迈进胡存良家门的时候，确实是计划着坐会儿就走的；而是身不由己。也不是身不由己，是那种感觉让她在坐完了一会儿，又觉得再坐一会儿又何妨。之前，她和胡存良也有过一些简单而肤浅的肢体接触，不过太过于简单而肤浅所以乏善可陈，作者便不详述。咱们还是说今晚的事。
其实今晚的事也没什么好说的，因为之前有过简单而肤浅的肢体接触，今晚就避免不了同样简单而肤浅的肢体接触。但今晚又是不同的，以前是在某个背人的角落，树林里或者农田边，今晚是在胡存良的家里；以前白莲对那道防线是严防死守的，现在在郭玉梅的影响下，多多少少有些松动。
于是，笔者只能说，此处略去若干字。
当然是胡存良主动的，他的主动，一是源于生理需要；二是源于白莲今晚比以往动情；三是源于父母的鼓励。未婚同居，放在任何时代都是不怎么能登上大雅之堂的，至少是不被鼓励的。即使是现在的年轻后生，三五天就换一个女朋友，他的父母也绝不会说：
“干得好，再接再厉，给老子长脸了！”
但那时，很多后生的父母对此却是鼓励的，有的明说，有的不明说，点到为止，而且确实是当成了一件长脸的事，至少不是羞耻。这真是件奇怪的事，不晓得他们到底是封建呢，还是太过开放了。或许有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样能省不少钱。胡存良的父亲胡三就是这样认为的。他总是嫌胡存良窝囊，没出息，虽然没直接说让胡存良把白莲如何如何，但话已经很明显了，比如：
“你知道三后生为甚娶老婆没花钱不？人们都奇怪，他娶老婆咋就没花钱呢？老婆进门没过半年就生了，原来人家早怀上了。”
又比如：
“程红梅漂亮不？人们议论她找这个呀找那个呀，只有老丁说，你们瞎议论了，程红梅肯定找二疙旦呀。人们还骂老丁鬼嚼牙叉骨了，后来甚情况？果不其然，程红梅嫁给了二疙旦。人们又反回头来问老丁，你咋料到的？老丁说，我不是料到的，我是看到的，退水沟里看到过他们好几回。”
有了胡三对胡存良的鼓励，加上各种巧合的叠加，那晚，白莲就由姑娘变成了女人。就是这件事，改变了白莲的一生。原谅笔者不能把整个过程叙述得太详细，一来这丝毫起不到深化主题的作用，二来怕小文无法发表，三来读者诸君于此事应无好奇之心，轻车熟路，经验丰富，写出来，班门弄斧，贻笑大方了。我只说说白莲当时的感受。
怎么说呢，不像之前自己认为的那么罪恶，也不像郭玉梅所说的“没那事，一辈子就白活了”，整体感觉比较平淡，就那么回事。况且，整个过程她一点都不投入，也就没能仔细体味其中的趣味，反而有些后悔，又有些羞耻，觉得足智多谋的郭玉梅给她指了条黑路。
所以，郭玉梅是白莲第二该怪的人。
白莲第三该怪的人，就是胡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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