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王季的身体早些年就出过问题，自从崔建国去世后，她的身体越发不如从前。她的应酬多，隔三差五喝酒，起先觉得胃疼，没注意，只以为是酒精刺激的作用。等到注意了，就迟了，查出来就已是癌。
得了癌，她倒没什么害怕的，只是儿子还没找到，就这么死了，心有不甘。信息发达了，儿子却更难找了，以前还有骗她的，现在连骗子都没了。以前找儿子，就是找儿子，现在找儿子，就不只是找儿子了，是找她的遗产和事业的继承人。
现在的她，相比前几年，资产又翻了几番，事业铺排得一摊又一摊，她一走，这些该给谁留下？她这辈子的奋斗，初衷就是为儿子，可是奋斗有了回报，找到儿子的希望却似乎越来越渺茫了。
躺在病床上，她把自己的一生反反复复回味了几遍，一切的由头，都是从1983年的那个正月开始。那时，她还是个天真烂漫的农村小姑娘，仿佛转瞬之间，一辈子的时光就刷地过去了，就像电视屏幕上打出“三十年后”几个字，镜头就切换到了一个陌生的场景。
由儿子想到崔建国，由崔建国想到胡存良，最后想到了父母。三十多年不见，他们一切还安好吗？想到父母，她的心莫名疼了一下，自己已步入了老年，他们怎会安好？在不在世都难说。这一辈子，她恨这个，怨那个，到头来才发现，自己才是个最无情无义的人，自己才是个彻头彻尾失败的人。失败不是说世人皆负她，而是她负了太多的人。
所以她决定，要回老家一趟。
是小路生开车和她一起回的。从鄂尔多斯上包茂高速，到包头转京藏高速，三个多小时就已到了县城。又从县城拐上城乡公路，到了乡里。乡里大变了样，虽是农村的乡镇，却盖起了整整齐齐的楼房，街道两侧的各种商店花花绿绿，挂着各种时尚的招牌，玻璃上写着各种萌萌的广告语。
从乡里又拐上通往村里的路，路也是黑油油的柏油路，双车道，时不时地有车经过。路两侧是成片成片的农田，一眼望不到边。正是金秋时节，麦子早收回去了，有的地种了菜，白菜、蔓菁、萝卜……绿油油的；没种菜的就灌满了水，漫边漫堰的，为来年的耕种保墒；泛黄的玉米和向日葵挂着沉甸甸的果实，弯着腰，却透着活力……
王季的脑海里闪过一个成语：沧海桑田。
世界变了，人为什么不能变呢？其实人也变了，只是她迟钝没察觉到而已。那个时代不复存在了，那个时代的人也不复存在了。而她，却因为心里装着仇恨而错失了见证这个振奋人心的进步。
令她欣慰的是，父母都还在，都是八十多的高龄了。两个弟弟都在村里，他们的孩子也都成家立业了，迁到了城里。对于她的回来，父母及两个弟弟都没表示过分的欣喜。母亲田桂花拉着她的手，问：
“你还恨我们不？”
王季摇摇头，说：
“还恨甚了，都放下了。”
又说：
“我这么多年不回来看你们，你们恨我不？”
田桂花摩挲着王季的手，说：
“我们不恨你，我们是恨自己。要是能重来一回，我们就不会那么做了。这些年，我们日日盼夜夜盼，以为这辈子再见不到你了，你终于还是回来了。回来，我们就放心了，要不死也咽不下这口气。你能回来挺好的，就算你不回来，我们也不怨你。”
王季把母亲抱住，痛哭失声。白云山说：
“胡存良在村里头。”
大弟赶忙说：
“大，我姐回来了，你就别提这些糟心事了。”
王季一怔，说：
“糟心不糟心的，都过去了。大，你说哇，他咋回村了？”
白云山说：
“他早回来了，九几年就回来了。听人们传，他娶了县番茄厂厂长的闺女，说是那个女人作风不好。她和一个地痞混上了，被胡存良发现后，两人就离了婚。不只是离了婚，还把胡存良从厂里开除了，连两个孩子都不让见。那个地痞娶了胡存良的老婆，又怕胡存良捣乱，就天天欺负他，他在县城混不下去，就回来种地了。”
作者插言，这件事情，白云山说的版本并不准确。这个版本，是胡存良散播出来的。他散播这个版本，是为了自己洗白，以博得村里人的同情。真实的版本，说起来，还要怪王季，或者怪崔建国。
1995年的夏天，崔建国把胡存良扭到北京给小路生做配型，结果没配上，胡存良就回县城了。他原本以为这事老婆会追究很久，没想到老婆只是随口问了问，他就按崔建国编好的口词轻松应付过关了。
过关就过关了，按理可以和老婆好好过日子了，可是这个过关，让他的胆子大了起来。加上对王季有一口气，他不晓得王季寻子过程的曲折，只晓得小路生不是他的亲生儿子，觉得是王季给他带了绿帽子。由这口气，就生出许多事来。
因为老婆的关系，胡存良在番茄厂是个小领导，领导不管大小，一当上人就有些飘。他的手下有个女人，有事没事总爱向他献殷勤。我们说，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这就引出一段奸情来。
所以，出轨的是胡存良，并不是他老婆。纸里包不住火，这事最终还是被老婆发现了。他老婆不是盏省油的灯，遇上这事，哪能轻饶过他？不容分说，就和他离了婚，把他从番茄厂赶了出来。他跪下磕头，哀告，求饶，皆无济于事。老婆也是个痛快利索的人，婚刚一离，就改嫁了，确实是嫁给了一个地痞。
那个地痞打死过人，坐过牢，不务正业，混得也是不咋地，和胡存良的老婆结婚，也是为了傍大树。但他比胡存良厉害得多，结婚以后，有气不敢对老婆撒，就天天上街找胡存良的麻烦，轻则羞辱，重则拳脚相加。胡存良不堪其扰，在县城也没个好做的，吃了上顿没下顿，就灰溜溜地回村了。
胡存良原本计划把自己的遭遇全给王季栽脏到头上，以给自己长脸，可是白云山听说他回了村，提了把杀猪刀就冲进他家，要砍他，幸亏被胡家人死死拉住。胡存良把栽脏王季的说词就咽了回去，临时编了另一套说词，就是白云山说的那个版本。白云山问他，白莲哪去了？他也不敢实说，只说再没见过她。
白云山见他混得这么惨，也是为了女儿保留名声，就没再追究。
王季听完，唏嘘不止，原本对胡存良的恨，随着他的回村也就烟消云散了。白云山又说：
“他回来后，没人见得他，种了几亩地，人又懒，勉强抛闹口吃喝。他开始还想找冯寡妇，可是冯寡妇看不上她。他在村里，连个伙伴也没，连三红都不待见他。别看三红脑子有问题，人却钢骨着呢。该，活该！报应，全是报应！等他老了，狼吃了也没人管。”
提到三红，王季震了一下，问：
“三红现在还是一个人？”
“是啊，他坏就坏在那盘脑子，没娶老婆，倒是活得展油活水的。”
新农村
在农村呆了两天，王季基本就呆在家里，其间有村民过来窜门，乱七八糟地聊了几句。这些年，村里的人不多了，年轻人都跑到城里去了，剩下的老的老，死的死，萧条零落。不过剩下的人家，在村里都过得不错，人少地多，家家户户，上百亩地。
吃过晚饭后，王季领着小路生在村里转悠，转着转着，就转到了胡存良的家门前。三十多年前的那个春风沉醉的晚上，她从郭玉梅家出来，碰到了胡存良，两人边走边聊，就走到了胡存良家门前。当时胡存良邀请他回家坐坐，就是那一次，是一切罪孽的开始。
此时，王季再一次站在胡存良家门前，她在想，如果时光能回头，她还会接受胡存良的邀请吗？那一晚，到底是错，还是对呢？如果没有那一晚，她可能就和村里某个后生结婚生子，永远留在农村种地。现在，她貌似什么都有了，可是她的儿子呢？她的老公呢？什么是幸，什么是不幸，真是一个难以解读的命题。小路生见她沉思不语，问：
“妈，这是谁家？”
“胡存良家。”
小路生哦了一声，对于胡存良，除了从王季和白云山口中听到的一些信息，没和他直接接触过。当年，胡存良到北京给他做配型，只是简短的一晤，没等说话，就被王季拉出了病房，他都不知道他是谁。
“走，我们进去看看。”
说着，王季已在头里走了。村里的人基本都盖了新房，胡存良家却仍是那套破土屋，只是乡里统一给粉刷了门面，原来的土院墙也换成了彩钢院墙。大门也是彩钢的，虚掩着，两人便推门进了院子。
这个院子，王季是有印象的，1982年的正月初五，她把喝醉了的胡存良扶进这个院子，移交到胡存良母亲的手里。她走出很远，还能听到胡存良的母亲和父亲的对话。此刻那些对话仿佛在空荡荡的院子里响起，荡着回音。
“胡三，白莲把把咱家存良扶回来了！”
“那你咋不留人家吃顿饭？”
“啊呀，我紧让着，人家走了。”
“你真没用，喊我了哇。”
叹息几声，便进了屋。屋里很暗，屋顶挂着一盏二十五度的灯泡，蒙了一层厚实的油腻。一个驼背老人盘腿坐在炕沿，对面柜顶上三十二寸的液晶彩电正在播放着《爱情公寓》。王季以为那个驼背的老人是胡存良的父亲胡三，正要叫叔，那个老人发现了他们，回过头，却是胡存良。
“白莲！”
胡存良一眼认出了王季，吃惊地叫了一声，跳下了地。王季想说，我不是白莲了，白莲死了，我是王季。话到嘴边，又没说出去，只是点点头。点完头，她并不和胡存良说话，缓缓地转动着头，打量着这间屋子。
看着看着，这间破败的屋子就幻化成当年的模样，整洁的被褥叠在炕角，炕的三面是翠绿的腰墙，绘着几朵鲜艳的牡丹；炕沿上摆着一张漆成红色的炕桌，桌上放着一盏煤油灯，摇曳着暧昧的光晕；炕桌的两侧，白莲和胡存良相对而坐，似乎讲起了什么笑话，两人笑得前仰后俯。
一激灵，王季从幻觉中惊喜，又把目光转移到胡存良的脸上。这张脸，曾几何时，她发誓，哪怕面对一堆狗屎，也不要再面对它。然而此时，这种厌恶感消失了。这是一张饱经风霜的脸，布满了皱纹，沟壑丛生。他虽然只比王季大三岁，但看上去，简直是王季的长辈。王季叹息一声，问：
“你大你妈了？”
“前些年死了。”
胡存良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小路生。王季说：
“不要看了，他不是你儿子。”
想了想，又说：
“他也不是我亲生的，我的亲生儿子现在还没找到。”
“那么他是？”
胡存良的眼中，满含懊悔之意。王季没答话，又看了一圈屋子，就走了出去。两人又转到了郭玉梅家，老房子还在，只是从一侧接出一座大瓦房。王季犹豫了一下，便走进了院子。一条狗窜了出来，扑向两人，小路生赶忙挡在王季身前，大声喝斥。
这时，院灯亮了，从屋里走出一个六十多岁的老男人，狗看到了主人，便停止了吠叫，摇起了尾巴。老人打量了一遍王季和小路生，问：
“你们是做甚的？”
小路生答：
“我妈原来在这儿住过，路过了，随便看看。”
老人哦了一声，仔细看看王季，说：
“那你就是郭玉梅哇？”
看来郭玉梅的名声挺大的。王季连忙说：
“不是，我是在这个村里住过，郭玉梅是我的好朋友。”
老人又哦了一声，说：
“前些年有个男人经常往这儿跑，我问他是谁，他也不说话。他来了就住在三红家，那么你和他是一家？是三红的亲戚？”
王季一怔，摇摇头，说声打扰，便出了院子。两人又到了三红家。三红认了半天才认出王季来。王季想起她离家出走的那个夜晚，三红家的灯亮着，又想起刚才住在郭玉梅家的那个老人说的话，心念一动，是不是三红知道点什么，便问：
“三红哥，我刚从郭玉梅家回来，他家现在住着一个老人，老人说起前些年有个人经常去他家，说他一来就住在你家，他是谁？”
“一个外县的人，我姨夫和他一个村。”
“那他来这儿干甚？”
三红叹口气，说：
“都是孽啊！他叫徐国庆，年轻的时候和郭玉梅的大姐郭睛找过对象。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徐国庆摊上事，逃走了；郭睛家也搬来了咱们村，两人就失散了。我去给姨夫家收秋，认识了徐国庆，喝酒闲谈的当中，他就得知了郭睛住在这儿。就背着半扇猪肉步走给郭睛送来，不巧的是，郭睛一家刚搬去了深圳。”
又叹了口气，又说：
“徐国庆也是条汉子，以后年年来，骑一辆破自行车，来了住上一两天，就走了。来一趟，三四百里路。不过，他好些年不来了，我记得最后一次是九几年，估计没想望了。现在我也跑不动了，不去给我姨夫家收秋了，也就再没见徐国庆，不知那个货现在咋样了。”
王季听完，心里酸酸的，她听郭玉梅说过郭晴和徐国庆的爱情故事，她以为到两人失联后就终止了，没想到徐国庆竟然这么痴情。人一辈子，有这么一个至死不渝深爱自己的人，该是多么幸福的事啊！可是老天却要事事讲究平衡，给你安排这么一个爱人，却不让你们相见；给你幸福，却让你的心里永远苦着。
转念一想，老天倒给自己安排了一个好人，可是最终，是她亲手把他葬送了，葬送在寻子的路上。想到寻子，就把徐国庆和郭睛，以及崔建国暂时忘却了，她问：
“三红哥，你有没有听说，有人在咱们村捡到过一个孩子？”
“孩子，谁的孩子？”
“我的。”
王季犹豫了一下，还是实言相告了，小路生不安地望了她一眼。现在，她没有任何顾虑了，父母老了，她也老了，当年的那点所谓的污点，现在看来实在不值一提了。另外，他知道三红嘴紧，只要你安顿他一句，天大的事他都会烂在肚子里，绝不会往外说。
于是，她把自己和胡存良的恩怨，以及这些年的经历简要地给三红讲了一遍，又说自己现在得了癌症，想找到孩子继承遗产和事业。三红听完，满脸惶惶的，王季以为他是为自己的经历唏嘘，其实三红的思绪，早已飘到了1983年腊月的那个大雪纷飞的夜晚。
那晚，三红一个人喝了点酒，就去睡了。睡到半夜，听到屋外有婴儿的啼哭声。迷迷糊糊地，他以为是幻听，可是那哭声越来越嘹亮。他正准备起身出去看，哭声却停止了，他就接着睡。过了一会儿，方始入梦，听到外面有人敲门。
“谁了？”
三红喊了一声，外面不回应，只是不停地敲门，敲得很无力，却很顽强。三红有些害怕，但还是起身下了炕，点起煤油灯，披了件棉衣，提了根棍子去开门。门一开，一个满身雪白的男人倒了进来，怀里抱着个孩子，也摔在了地上。孩子着了疼，哇哇地哭了起来。
那人浑身雪白，一是身上沾满了雪，二是他穿着一件白茬羊皮袄，戴着皮帽。三红吓了一跳，迟疑了一会儿，他把孩子抱起来放在炕上，又去扶那个男人。这时，他认出了那人，是和姨夫住在同一个村的徐国庆。秋天的时候，他在姨夫家还和他喝过酒呢。
“国庆？你，你，你这是？”
三红把徐国庆扶到炕上躺下来，又到院里挖了一脸盆雪回来，用雪搓着徐国庆的耳朵脸面以及四肢，给他解冻。费了半天，徐国庆算是活过来了，三红问：
“你不是光棍么，咋抱着个娃娃。”
“在你家门前捡的，”
三红听说孩子是捡来的，顿时高兴了起来，就跑去看孩子。孩子此时不哭了，两只小手凭空乱抓着，还冲着三红笑，嘴角淌着涎水，十分可爱。三红抱起孩子，仔细检查了一遍，说：
“娃娃没毛病啊，咋就扔了呢？”
“估计是大姑娘生的，这年头，这样的事还少吗？别管这个了，快给我弄点吃的。”
三红立刻喜欢上了这个孩子，便说：
“给你弄点吃的可以，但娃娃得给我。”
“给你给你，我本来不是奔着娃娃来的。不过，你得给我揪点面疙瘩，热乎乎地喝上一碗。”
三红为了得孩子，屁颠屁颠地做面疙瘩去了。吃完饭，徐国庆彻底恢复了过来。三红问他半夜三更来这儿做甚，徐国庆便把他和郭睛的事说给了三红，说他是背了半扇猪肉徒步三百多里路来给郭睛赔罪的。没想到在东沙窝里迷了路，差点冻死，是这个孩子的哭声让他找到了村子。三红叹息一声，说：
“你要早几天来，兴许就能见到她了，现在迟了。”
“咋迟了，他嫁人了？”
“他要嫁人，你还能见到她不是？她走了，全家都搬走了。”
“搬去哪了？”
“深圳，大地方。她妹妹郭玉梅前两年去深圳闯出了一番事业，这次回来把全家人都接到深圳去了。”
“甚会儿搬的？”
“腊月十五，雇的大卡车，还放了炮呢。”
“腊月十五？”徐国庆痛苦地用拳头击打着自己的额头，“我就是在腊月十五从家出发的。”
又问：
“今天是甚日子？”
“二十二了，明天就是小年。”
“我在路上走了七天……”
就这样，徐国庆和郭睛这对苦命的恋人最终没能有情人终成眷属。第二天，三红带着徐国庆找到了郭睛的家，果然房门紧锁。三红敲着西屋的玻璃说：
“郭睛就住这间屋，她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村里的人都以为她是个石女，没想到她念着你小子呢。”
徐国庆扒在玻璃上往里瞧，只有一盘棋盘炕，旁边是个土炉子，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连一点东西都没留下。徐国庆痛哭失声，双拳捶打着窗台，窗台棱上的土泥被敲掉了一大块。
徐国庆说好要把捡来的孩子送给三红，可是去了一趟郭睛家，他就改变了主意，说孩子他要抱走。三红急了，骂徐国庆说话不算话，徐国庆说：
“要是郭睛还在，娃娃就是你的，哪怕我们再生几个娃娃送给你都成；可是郭睛不在了，这娃娃我就要定了。她走了，娃娃来了，这就是她送给我的娃娃呀！娃娃救了我的命，我又救了他的命，我们是有父子缘的。”
“你是说，这娃娃是郭睛生的，和谁生的？”
“糖个泡，这是打比方哇，就好比是郭睛的娃娃。就你这脑子，还能带娃娃？”
三红不依，争辩：
“你要不来，娃娃肯定是我的。”
“你睡得死猪似的，敲门都敲不醒，能听见娃娃哭？我要不来，他都冻成个死娃子了。”
“我本来听见娃娃哭了，正准备出门去看，你就敲门了。”
“不管你听见没听见，反正我是早一步捡到娃娃了，娃娃就该是我的。”
争执了半天，三红说不过徐国庆，只得让徐国庆把娃娃抱走。徐国庆又让三红替他保密，三红不依，说娃娃都是你的了，我还保甚密了。徐国庆就把三红拉进东沙窝，在雪地里抛出一个大口袋，解开扎口，原来是半扇猪肉，说：
“这半扇猪肉堵你的嘴，行不？”
就这样，徐国庆抱走了孩子，三红得了半扇猪肉，哥俩皆大欢喜。以后徐国庆年年来打听郭睛的情况，开始一年来几次，后来一年来一次，再后来几年来一次。最后一次是在1998年的国庆节来的，徐国庆说：
“我这次来，不是打听郭睛的，是告诉你个好消息，咱儿了考上中专了，在呼和浩特上学，出来就是国家干部。”
老哥俩喝了一顿酒，徐国庆就走了，再没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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