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陈西滢第一次被约到凌家见面时,曾在干面胡同转晕了头也没找到门。
此前凌叔华向《晨报》投稿,而陈西滢恰好任副刊编辑,凌便主动约他来家中喝茶。陈源带着好奇心前往。
结果经过前院、二院、三院、后院,东厢房、西厢房,院套院,屋连屋,先是门房带路,然后老妈子迎接,绕来绕去,像打通关似的,一关跨一关,直到丫环的盈盈笑脸出现,才确定凌叔华的闺房近了。
1922年,陈西滢应蔡元培之聘,回国任北京大学英文系教授,这时候的他才二十六岁。
陈西滢,生于1896年,原名陈源,字通伯,江苏无锡人,1912年到英国读中学,后入爱丁堡大学和伦敦大学,1922年获得博士学位。
他的学识得到了罗素等人夸赞,深受这种影响,所以他的散文和文学评论写的非常好,梁实秋就说他笔下如行云流水,意态从容。
应蔡元培之邀,回国任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主任。他写过一本《西滢闲话》,主要是文学评论居多。
多年的留学经历,陈西滢习惯了英国文化的理智和有序,也使得他对当时中国的一切,带有几分偏见,在文坛一直走毒舌路线。
他曾与鲁迅持续笔战,笔触犀利、辛辣,极尽尖酸刻薄之势。
陈西滢与鲁迅的论战,无论从结局上还是道义上,他都是一个失败者,“失败得让人难以同情”,而失败的结果,是他至今仍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的一名“反派”角色。
陈西滢性格缺点明显,苏雪林说他“喜说俏皮话挖苦人,有时不免谑而近虐的,得罪好多朋友,人家都以为他是一个尖酸刻薄的人”,为收敛锋芒,只好沉默。
凌叔华曾说:“以前与他(指陈西滢)出门做客,真是窘得很,不熟的人还以为他很骄傲呢。”
虽然陈西滢以爱说俏皮话而出名,口才其实却不怎么样,虽不至和司马相如一般口吃,但说话时总是期期艾艾,好半天才能蹦出一句来。
母亲逝去,他方寸全乱,哭得像个小孩,旁人简直没法劝慰。苏雪林感慨:“想不到一个平日感情深蕴,又惯以冷言冷语讥讽人的陈源教授,此时竟会显露他婴儿般的纯真。”
凌叔华在婚前给胡适的信中写道:“在这麻木污恶的环境中,有一事还是告慰,想通伯已经跟你说了吧?适之,我们该好好谢你才是。……这原只是在生活上着了另一种色彩,或者有了安慰,有了同情与勉励,在艺术道路上扶了根拐杖,虽然要跌交也躲不了,不过心境少些恐惧而已。”
凌叔华也被陈西滢的 " 光环 " 深深吸引,很明白地表达出自己对这桩婚事的期望与满意之情。
1926年,陈西滢和凌叔华在史家胡同24号院大婚,这座28间房的后花园作为陪嫁成为凌叔华真正的家,北大教授和女小说家的喜结连理,在当时也是一段佳话。
胡适在婚礼上对他们的证婚誓词是:“中国夫 妇只知相敬而不言相爱,外国夫妇直言相爱而不知相敬,陈君与徐女士能相敬又能相爱,则婚姻目的始得完成。”
然而,这却并不是一段幸福的婚姻。
凌叔华与陈西滢:一波三折的人生(三)徐志摩最早看出二人情感有裂痕,他给胡适写信说:“叔华、通伯(陈源字通伯)已回京, 叔华病了已好,但瘦极。通伯仍是一副‘灰郁郁’的样子,很多朋友觉得好奇,这对夫妻究竟快活不,他们在表情上(外人见得到的至少)太近古人了!”此时凌叔华刚结婚两个月。
鲁迅在《新的蔷薇》中曾讽刺说:陈西滢教授找到了“有钱的女人”做老婆。
因战争形势的发展,武汉大学由武昌珞珈山迁往四川乐山,凌叔华一家也搬至“后方”。这期间,凌叔华以一个知识女性的良知与热忱关心着抗战,同时也留心观察与体验着后方民众的生存境遇与生活状况。
抗战期间,凌叔华写出了她的第一部、也是一生中创作的唯一的中篇小说《中国儿女》,以表达她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的义愤和对祖国家园的热爱之情。
1946年,陈西滢受国民政府委派,赴巴黎出任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凌叔华随后便带着女儿陈小滢到伦敦与陈西滢团聚,从此定居欧洲。
在欧洲的时间里,她的作品和绘画收到西方学者的力捧和喜爱,她研究印象派绘画多年,她开始在自己的领域建立起文化的旗帜。
1949年在新中国刚刚宣布成立,当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回国遇到麻烦的时候,是凌叔华夫妇在深夜从伦敦打电话,通知他紧急情况,要他赶快离开博恩默思的海边旅馆,仅这一点,就足见凌叔华夫妇的正义感。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她在海外努力推荐巴金、茅盾竞选诺贝尔文学奖。
1953年,凌叔华以英文创作了长篇小说《古韵》,这部以她童年为回忆起点,描写“高门巨族”里的真实生活的自传体小说,在英国一出版,便成为了畅销书,而她也一跃成为首位征服欧洲的中国女作家。
对此,凌叔华并不自豪,反倒感到悲哀。因为英国人是因好奇妻妾成群的东方式家庭而肯定她的作品。
凌叔华的小说总体上是忠实“爱与美的精神寄托”的。她很少刻画血与泪的人生,很少书写峻急愤恨的感情,既没有勾魂摄魄的悲剧,也没有冠缨俱绝的狂笑、悲不欲生的感伤,感情总是优雅贞淑。
她以女性的柔情、幼儿的稚气,使之纯化、淡化、软化。其笔触所及未尝没有尘世的阴影,可心绪却依然是在对善意之光的捕捉,并最终指向一种安宁的美。
史家胡同那座大院里20多年的生活,似乎对凌叔华的一生影响至深,无论是写作,还是婚姻,幸与不幸,很难评说。
多年后,女儿陈小滢写道:我看母亲留下的那些文字,她的家庭,她的互相争斗的姨娘们,还有那么多孩子彼此间的竞争,我在试着了解她,却感到越来越悲哀。
1968年,叔华的女儿小滢,从朱利安的书信集中,得知往事。一次和父亲去郊外,女儿问父亲:“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之后,为何仍然在一起?他说:“当时女性离婚是不光彩的。”再问他,他说:‘你母亲很有才华’,然后就不说下去了。”
女儿说:“父亲其实是个很含蓄的人,他很少说什么,从不说别人的坏话。”
“他们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暴露出诸多不和谐因素。母亲显然不甘心扮演那种传统的相夫教子的女性角色。‘一个女人绝对不要结婚。’这句话从小到大,我不知听了多少遍。我想她可能对自己的婚姻心生悔意,也可能觉得家庭是个累赘,认为自己如果不结婚,可能成就更大。”深究其背后的原因,陈小滢认为:“在这种复杂的家庭环境下长大的母亲,防备心比较重,不相信任何人,包括我和我父亲。”
表面看,凌叔华与陈源堪称模范夫妻,但二人婚后从不在同一房间中写作,且互相“保密”。凌叔华作品未发表前从不拿给陈源“批评”,怕被泼她的冷水,陈源也如此。
陈西滢和女儿陈小滢都不得进入她的房间,可她去世后,家人却什么也找不到,显然她已提前下手处理掉了。
正如她女儿所说,“母亲一生都把自己包裹得紧紧的。”
她经常“告诫”的一句话是:女人绝对不能向一个男人认错,绝对不能。
“母亲一生在寻求解放自己的方式,可是,最终也没有找到。”女儿这样说。
1956年到1960年,应新加坡新创办的南洋大学之聘,担任该校中文系中国近代文学和新文学研究教授,课余时间还热心辅导文学青年进行创作。
之后的几年,凌叔华先后在伦敦以及欧洲其它国家和美国等地举办了多次画展,并在英国多所大学进行了中国书画、中国近现代文学方面的专题讲座。
凌叔华在波士顿办的画展,当时著名法国传记作家、法国艺术学院院长莫洛亚为她的画展写了锦上添花的序言。莫洛亚称她是一位"心灵剔透"的中国女性,莫罗瓦说她是一位多才多艺"心灵剔透"的中国女性。她的画属于"文人画"。
1970年3月29日,陈西滢在伦敦去世,生前陈西滢依然对故乡念念不忘,依旧有落叶归根的愿望中。
1989年凌叔华终于回到她热恋的故土,将丈夫陈西滢骨灰安葬在他的老家江苏无锡。她是让人抬着下飞机的。
她在《爱山庐梦影》中讲:“不知为什么,欧洲的山,在我印象中,殊为漠漠。到底是西方异国情调,没有移植在东方人的心坎上的缘故吧!”
1990年,她在病榻上度过了九十华诞。她望着天空低语:“妈妈正等着我吃饭呢。”
临终时,她已不能言语,想在纸上留点什么,结果是一堆横横竖竖的线条。有人说是字,也有人说是画。
她飘泊半生,总算死在中国。她留下遗嘱,要求和丈夫陈西滢合葬,无论如何,他们也算是相伴了一生。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