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所畏惧，因为你给我底气

我家姊妹众多（六个）而男丁稀少，唯一的男丁——哥哥是家里第二个孩子。我爸我妈觉得一个儿子太孤了（其实是重男轻女，尤其是我爸，虽然他嘴上从未表露过），便以每三年一个孩子的速度，继我哥之后接二连三地又生下了五个女儿，直到我妈四十一岁那年生完我妹妹后再也不能生了，才结束了这漫长的生育历程。

在十八年的时间里（我大姐比我妹妹整整大十八岁），难以言说我那伟大的妈妈所经历的一切（我一直很想写写我妈的一生，因为功力不够，一直也不敢下笔）。最终，我爸我妈共收获了七个孩子（六女一男）。如果按年龄大小站成一排，就是一个等差数列。

不管怎么说，我和四姐、妹妹都很窃喜我爸我妈的心愿一直未遂。不然，这中间有一个出岔子的话，比如我二三四姐中有一个是男孩，我和妹妹就不可能来到人间走这一遭了。如果我二姐三姐中有一个是男孩的话，恐怕连我四姐都被取消面世的机会了——不能再想下去了……那将是多么可怕和遗憾的事啊！

于是，在一个北风呼啸、天寒地冻的夜晚，我像是早就知道这一切因由似的，无比委屈地哇哇哭着出场了。

从此以后的夜晚，三岁的四姐被迫从母亲身边转移到奶奶的被窝。

不久，我那被划为“地主”成分的爷爷再也无法忍受批斗，在外地挨批的间隙寻个机会跳井身亡。

我妈怕我奶奶着急上火，先是瞒着，后来终是没能瞒住。让我妈感到意外的是，我奶奶听说后竟然一滴眼泪也没掉，只是淡淡地说了句：“他是享福去了。”

我妈因此常说奶奶心硬。奶奶也的确鲜见温柔与慈祥。最主要的是奶奶也不喜欢女孩，表现得比我爸明显多了，所以平日里孩子们都不敢也不愿意接近她。小小的四姐尽管也很畏惧，没办法还是不情愿地去奶奶那睡了。

有一天，我妈半夜醒来，恍惚中感觉炕沿下有个小小的身影。连忙打开灯，原来是四姐！伸手一摸，光着的小身子已冻得冰凉，也不知道她在炕沿下站了多久。四姐眼里含着泪花儿，嗫嚅地跟我妈说，因为不小心尿了炕，被奶奶训斥，赶过来了。

我妈一边捞起四姐搂到怀里，用身子暖她，一边心疼地问她过来多久了？怎么不吱声？四姐不说话，忍了半天的眼泪像小溪一样簌簌地流下来。

唉，我的到来，小小的她已无奈地明白，我妈身边的领地已不再属于她。她甚至不敢惊动我妈，生怕再被训回奶奶身边。她宁可光着小身子，默默地站在冰冷的寒夜里。

家里孩子多，从吃饭到穿衣，全靠我妈一双手，记忆中我妈从没有闲下来的时候。仅是全家十几口人的棉衣鞋子，就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更别说，还得经营那些猪呀鸡呀鹅呀狗呀什么的，还有那些永远也做不完的家务……所以，我妈几乎没有时间照顾孩子，都是大的照看小的。在农村，家家如此。

有一次，四姐带我出去玩儿，我不小心掉进一个坑里。大约是受了惊吓，夜里哭闹不止。四姐已经很害怕了，那也没耽误又挨了我妈一顿训。

这事过去好多年后（其实我根本都不记得），我们都长大了，有一次当笑话说起来，四姐还很委屈呢。她说其实那个坑也不深呀，很浅的（可是当时我只有两岁呀），她说她那时也还是个孩子呀……

初中还没毕业，因为家境窘迫，四姐自动辍学了。其实四姐是几个姐姐中最爱读书的。那时课外书少得可怜，家里只有《三国演义》、《杨门女将》等几本文言文书，是我爸爱看的。常常见四姐一有空闲，就趴在炕沿上读起来，有时读得入了迷，耽误了活计，还会挨我妈训。

每当新学期伊始，我和妹妹领回新书，四姐总是一边帮我们包书皮，一边把语文课本率先浏览了一遍。直到现在，四姐还能把当时看过的书中的故事条理清晰地娓娓讲来，让我佩服得不行。

我看过的书总如过眼烟云——就好像我的眼睛与大脑断开了链接一样。我经常记不得我看过的书、经过的事，当然更讲不清。

我和妹妹虽然上学，假期也是要干农活的。特别是暑假，正赶上拔苗（按照作物生长间距拔掉多余的苗和杂草，顺带松土）时节。这可不是一件轻松活，在地里一蹲就是一上午一下午的，两条腿又酸又麻，站都站不直了。有时拔了半天了，回头看看，才拔出几米远。

我家有一块地最可恨，在“大弯垄”。顾名思义，那块地不是直的，垄又长又弯，几眼都望不到头。到底有多长呢？据说每条垄就是二亩地。

我最不乐意拔“大弯垄”的苗了，怎么拔也拔不到头似的。只好不时地偷懒，站起身来看看头上的天，天那么蓝；看看远处的树，树那么绿；再望望眼前的垄，却望不到边。真是让人又疲惫又绝望。

我妈和我四姐的身体也不知道是什么材质构成的，永远也不知道累似的，一直蹲在地上缓缓地向前，向前……转过一道弯，又转过一道弯，慢慢消失在目光尽头。

只剩下我，有时还有妹妹，站在无垠的田野，被无边无际的秧苗包围，仿佛被遗忘了一般。天那么高那么蓝，地那么长那么远，而我们，那么渺小……

站了一会儿，还是得蹲下身去，抱定自己那条垄，继续绝望地拔啊拔啊……拔着拔着，眼前突然一片光明——呀！我们的垄有人拔过了哎！我和妹妹惊喜地站起身，好像一下子卸掉了千斤重担，一边笑着一边轻快地大步向前走，一直走到我妈和四姐身边。

只见四姐蹲在她和我的垄之间，正带着我的那条垄一齐向前。我蹲下身，接过我的那条垄，和她齐头并进。只是过不了一会儿，又会再一次落在后面。但是我不再慌了，等四姐拔完了她的垄，就会从另一头来接我了。

我一边低头拔着，一边抬头望着。夏日的午后真长啊！太阳明晃晃地挂在天上，好像被钉住了，永远也不落似的，而眼前的垄也像这下午的时光一样缓慢悠长。

我抹一下额头的汗水，看一眼一直不曾停歇的我妈和四姐，不好意思说热和累。一边耐下性子慢慢向前拔着，一边暗暗希望在自己的垄上早点遇上四姐——那真是一场激动人心的胜利会师！

夕阳西下，终于可以收工了。这时暑热已消了大半，我们沿着山间的小路，向绿树掩映的村里走去。看着一处绿树红墙的院落越来越近，我们的脚步也越发轻快。有时我也会惭愧自己干得太慢，我妈总是又像安慰又不像安慰地说：“不怕慢，就怕站。”

我上高中的时候，比四姐大的姐姐们都陆续出嫁了。这时，家里的顶梁柱——我爸病倒了。我和妹妹还在上学，四姐就成了我妈最贴心最依靠的人。

我爸出院后，他的医药费、我和妹妹的学费都成了问题。四姐同我妈商量后，跟着村里人去沈阳的建筑工地打工了。我上高三时，四姐曾为我捎回一件当时最流行的泡泡袖上衣，淡雅的绿色，纤瘦的腰身，穿在身上，感觉整个人都闪闪发光——正是年少不知愁滋味。

那时的我，是家里念书最多的人（妹妹当时读初中，哥哥姐姐们都早早辍学），可是却似乎比谁都浑浑沌沌。我像不知把心丢在了何处的游魂，昏昏沉沉懵懵懂懂地飘来荡去，从未想过也从没问过，在外打工的四姐做的是什么样的活，吃的是什么样的饭，住的是什么样的地方……

四姐总是不舍得为自己添置新衣，她总说，干活穿得再好也是浪费。为了给我买那件漂亮的新衣，她花去了无比珍贵的十五元。那时的十五元是什么概念呢？是我两个月的生活费。在我家是一笔非常奢侈的开支。

记得我爸在家养病时，有一次为了给他单独包几个饺子增加点营养，我妈给我五毛钱，让我去买肉。我捏着那张钱硬着头皮去了。卖肉的人见了嗤笑道：“五毛钱还想买肉！”随手割了桃子大小的一块肉扔给我。我攥在手心里拿回家交给我妈。我妈接过来一看就生气了：“这么点儿肉还给带块骨头！”——原来里面还有个桃核呢。我妈好说歹说地让我去换——我坚决没去。

四姐在建筑工地打了一年工后，为了方便照顾病情越来越重的我爸，第二年就没有再出去了。她在村里的砖厂找了份工，上架码砖——用砖夹子一次可以夹四块砖，把还没入窟烧的砖坯子和烧好出窟的砖分别码放成垛。

我看四姐做时，身子一起一伏，手起砖落，整套动作像舞蹈一样节奏分明，优美流畅。也忍不住想试试。谁知在四姐手里那么听话的砖夹子——听话得就像她的一只手一样——到了我手里，就变成了一匹没有驯服的马儿，七个不服八个不忿地不听使唤，比量半天也夹不住四块砖，好不容易夹住了，一个不小心，没等运到地方就脱落了。这还不算，更倒霉的是，又被掉落的砖砸到了脚。哎，还优美呢，还节奏呢……这么笨非得被老板骂死不可。

四姐在村里的砖厂干活，离家近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早上上工前还可以起早去山上干些地里的活。夏天正是庄稼生长的季节，她经常清晨五点多就去山上耪地了，耪完两条垄后回家吃饭，然后赶在七点之前到砖厂上班，砖厂和地里的活都不耽误。

砖厂的活一般在上冻前就扎工不能再干了。有一年扎工后，四姐算了一下账，然后喜滋滋地告诉我：“今年交到家里的钱有一千块了！”一千块啊，真是一个大数目啦！她的眼睛闪闪发亮，不知这是不是她暗暗定下的奋斗目标呢？

唉，什么时候，我也可以体验一下为家里分忧的成就与自豪呢？那么多年来，我一直都在理所当然地花钱，花钱……就算毕业工作了，当时那点可怜的工资也仅够维持自己的生活，真是……

说到毕业工作，有一件事，像一粒砂，硌在我心里很多年。

那年，我二十岁，刚刚毕业到银行上班。四姐二十三岁，虽然订了婚，但在村里已算大龄未婚的了。四姐晚婚的很大原因是得照顾家里，那时我爸去世了，我妈年岁已大，身体不好，而我和妹妹还在上学。

1989年10月，我和妹妹在元宝山。那年我二十岁，刚刚工作，妹妹十七岁，正读高中。妹妹穿的那件衣服就是四姐在我读高中时买给我的漂亮新衣，我工作后给了妹妹。

我工作的单位离家大约十公里，单位没有宿舍，就在相邻的邮政局招待所给我借了一间。那是一排简陋的有些年岁的平房，住在那里的人非常混杂。木制的窗户年久失修，怎么也关不严实。我用力地拽啊拽啊，那个插销就是插不进对应的插孔。

我用绳子把两边的窗扇把手系在一起，试了试还是不行，稍微用点力气就能推开，又是平房，也太不安全了嘛。加之同事又给我讲了一些出事的传闻，我就更不敢在那住了。

可是我怎么上班呢？总不能每天走着去吧——我上高中时周末走着回家过，要走两个多小时呢。四姐见我为难，又一次向我伸出了手。把她那辆崭新的自己都舍不得骑的作为嫁妆的自行车拆了封，让我先骑了。而她去砖厂上班一直都是骑的家里那辆稀里哗啦乱响的破自行车。

那时我刚学会骑车不久，还不怎么熟练，遇到对面骑车过来的人就发慌。我们总是往同一边躲，于是就总也躲避不开，没办法只好心一横撞上去，双双摔倒在地。倒也互不埋怨，爬起来各自拍拍身上的土，继续骑车赶路。有时我的车把摔歪了，对方还会帮我正一正。

在我骑车上班的那几个月里，我撞过的有男人，有女人，有大人，有孩子——有一次我回家骑到村头了，我的六岁的小侄子在那玩儿，看到我就跑了过来，说什么也要我带上他。我把他抱到前梁上，就在快到家的那个路口，咣地一下跟一个拐弯的人撞上了，不仅把小侄子撞翻在地，还摔掉了他的一个小手指甲……哎，现在想来还很心疼，亏他那么信任我。

总之我已记不清一共撞了多少次，我完全就是拿四姐心爱的陪嫁在练车——当然我一次也没有告诉过她我撞了她的车的事。

直到四姐结婚前夕，她无比爱惜地擦拭她的嫁妆，才发现车子的前梁已是弯的了，油漆也刮蹭了好几处。我看到她细心地擦拭，试图让它回到光亮如新的样子——那已然是不可能的了。我默默地等着她的责怪，然而她什么也没有说——这是后话了。

再回到那年中秋，按礼节订婚的男女双方要到对方家里看望老人。那天早上临行前，四姐找出一双半新的白色粗线手套（平时干粗活戴的很宽大的那种），翻来覆去试戴了半天，终于摘下来放在柜子上。

她问我，可不可以把我那双带有黑色蕾丝花边的手套借给她戴一下。我瞟了一眼她的粗线手套——那么丑，打死我也不会戴着上班的。我几乎没有多想，一口就回绝了她。四姐没有再说什么，就戴着那双粗笨的手套去见她未来的公婆了。

这件事让我愧疚了好多年。为了让自己心安，我后来曾给四姐买过好几双漂亮的手套。可是我也明白，即使再多再好，有些遗憾已是无法弥补的了。就像流水般的岁月，无法回头重来。

有一次我们一起回家，坐在老屋温暖亲切的炕上。那时我妈还在，我们坐在一起聊天。我终于有机会向四姐忏悔这件事，她听了笑问：“有这事吗？”然后她就和妹妹你一言我一语地说起了小时候的许多趣事。她们说得津津有味，我听得一片茫然。

无论我在大脑中怎么努力地搜索，都是一片空白，完全没有记忆。我一边听一边不断地问：“我怎么不知道呢？”她们就一齐笑我，说我还是某个故事的主角呢。可是我怎么也想不起一丝一毫。

我妈在一旁笑我没心没肺——是哦，我的确是个没心没肺的人。我似乎只是携带着一具空空的躯壳漫无边际地游荡过童年、少年、甚至青年，很多年来我都不知道，当初在沈阳打工的四姐，住在简陋潮湿的工棚，吃着淡出鸟来的饭菜，每天在工地上搬砖筛沙……我的又瘦又小的四姐，却给我买那么光鲜漂亮的新衣！

而我那时也不知道四姐有多难，也不知道她究竟给了我多少护佑和温暖，也不知道究竟该有多感激……只是没心没肺理所当然地接受着她给予我的一切。

四姐年长我三岁，而我却高出她半头。我一直都觉得是因为她吃苦受累太多（而我吃的苦太少，又没心没肺，所以才傻傻地长个），所以在姐妹中个子最小。

有时我也会设想，三年后的我到了她现在的年龄会怎么样呢？多少个三年过去了，我也到了甚至超过了她曾经的年龄，而我与她当年的作为与胸襟永远有着不可逾越的差距。在最艰难的岁月里，四姐弱小的身躯成为家里的中流砥柱，支撑着我妈、护佑着我和妹妹渡过了险滩，我今生注定无法与她比肩。

也曾无数次地假设，如果四姐没有中断学业，聪慧如她如今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为此在心里憾憾地纠结了多少年！而四姐呢，才不自寻这些无谓的烦恼。她守着自己的几亩田，春天来了就下地耕种，秋天到了就上山收获。没有怨言，也没有遗憾。

她或许都没有听说过“活在当下”这个词，却比谁都明白它的真正含义。而一向迟钝、后知后觉的我，对当下的每一刻每件事都心不在焉，然后又在每一个当下变成过去后追悔莫及。我一直交错在当下与过去之间，一边忽略一边怀念。

四姐有了儿子后，我和妹妹都很重视外甥的教育，生怕像四姐那样耽误了。我的外甥一定继承了他妈妈的聪慧禀性，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大学毕业后在外地工作了。我们都很欣慰。四姐在欣慰之余，总是客气又知足地说，孩子都是你们培养的呢。

时光流转，一转眼，四姐已经五十多了。现在书多了，四姐倒不大爱看书了——也不对，她也爱看，她常常捧着手机在读。我不知道她看的是什么，有时会不经意地看到一屏一屏的文字，我想也许是小说。我总觉得网上的小说质量不高（这或许也是我的偏见），常看手机又累眼睛，便找一本我认为的好书给她看。

四姐接过去，看了没几页就放下了，她说她看不懂，又继续捧着手机读了。我认真想了一番，便欣然由她了。她看不进去的那些书，和我看不懂的英文、看不下去的说明书有什么两样呢？我又有什么资格去干预她改变她呢？

我又想起了十多年前的那个冰淇淋店，那时四姐正准备来城里陪读，我和妹妹为了让她们一家人在一起生活得更好些。就让做修理工的姐夫去北京学习冰淇淋制作，然后我们合伙开了个冰淇淋加盟店。

我那可爱的姐夫总觉得我们的冰淇淋卖得贵（以他朴素的眼光看来，三元钱一个冰淇淋实在太贵了——他总是忽略它的实际成本），于是在制作的时候总是悄悄地给顾客加量不加价。

而同样可爱的的四姐时常会让顾客拿走了店里的书（当时我和妹妹为了营造一些小资的文艺氛围，从家里拿来好多书，方便顾客等候或用餐时阅读。还把家里的音响也搬到了店里，整天放着克莱德曼的钢琴曲，要不就是凯丽金的萨克斯……直到有顾客听烦了要求关掉），甚至有的顾客吃完了不付钱就走人，她也不好意思追上去要……

结果呢，当然就没有结果了，连房租都没有挣回来，赔了个底朝天。我和妹妹给四姐和姐夫结算了工资，共同分担了损失。这还不算，开店的几个月还把做惯了农活根本不喜欢做生意的四姐和姐夫折磨得够呛。当我和妹妹决定舍本杀出时，我们四个人都像挣脱了身上的锁链一样，一下子轻松了好多。

我们自以为是地将我们以为的更好的生活强加给她们，结果让她们非常痛苦。其实怎么能轻易地断言哪种生活就一定更好呢？又怎么能说劳其筋骨的苦就一定更苦？

每每遇到职场上的烦恼，我不是也经常羡慕四姐那份随遇而安的悠然吗？曾经在很多个夜以继日的加班之后，我带着女儿奔向四姐的田野，和她们一起撸起袖子掰玉米，挥舞镰刀割庄稼，试图通过身体上的疲惫解除精神上的压力——最终我不但收获了渴望已久的深深的安睡，那时还在上小学的女儿也有了写不完的日记题材（她一连五天的日记都在扒玉米）。我还藉此一举扭转了少年时留下的不良印象——四姐和妹妹不断地夸我热爱劳动，我听了干得更起劲了。

白居易曾在《中隐》一诗中写道：“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既然这世上从来就没有“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的事情，既然四姐甘愿过“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的生活，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在我少不更事的那些岁月，四姐不是也从没有指责过我应该怎么做吗？她以无限的耐心与包容等待我慢慢长大，慢慢觉悟——那么我们又有什么权利去摆布她的生活呢？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在我人生的最低谷，所谓祸不单行的时候——我的婚姻触礁翻了船，工作陷入难以解脱的困境，身体又亮起了黄灯，四姐也从没有给我讲过一句大道理，她一边为我熬药做饭，一边想方设法让我开心。

每当见我一个人闷闷地躺在床上，她就会端着棋盘走过来，笑眯眯地问我：“咱俩玩一盘呀？”——仿佛我还是那个不更事的少年。而妹妹呢，则是我的心灵导师，像我的摆渡人一样不厌其烦地包容着我的反反复复，直到把我成功地拽出泥潭，摆渡上岸。

我是多么幸运的人啊！我何其富有！世间万物难得永恒，而她们是我在这世上最后的凭持。因为有这些绵绵不绝的爱的滋养，我才可以在人生的第四个本命年头，依然持有一颗轻盈又丰盛的心灵，大踏步地无所畏惧地向前走。

我知道，只要我一回头，就可以看到她们。一如当初在那条时光一样漫长的垄上，我一抬头，就看到了前来接应我的四姐……

2017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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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这篇文章初稿写于2005年，当我再次将它翻出来的时候，已经是十二年后的今天。这十二年中，又发生了很多事情，也让我有了很多新的感悟。我花了好几个晚上来修改它，仿佛又回到过去，又亲历了一遍文中的故事，中间几度泪眼模糊无法继续。修改后删减了原来的一些段落，又增加了一多半的篇幅，可是仍然无法言尽四姐所做的一切和我对她所有的感念。或许 “有些事只适合收藏，不能说，也不能想，却又不能忘。它们不能变成语言，它们无法变成语言。”

还有，我真希望有一天我也可以写一写我的了不起的妹妹，我知道她一直期待着这件事，可是现在我生怕写不出她真正的样子。我多想有一支神笔，可以准确而又游刃有余地写出她和我的所思所感。

         

1996年春节在老屋前拍的全家福。第二排左四是我妈。第三排左起：大姐、二姐、三姐、四姐、我（怀里抱着女儿，她说什么也不下来）、妹妹。第四排左一是我哥。 2017年春节在哥哥家，相同的拍摄地点，却已是物非人非。左起：了不起的妹妹、能干的三姐、众星捧月的哥哥、本命年的我、亲爱的四姐（大姐和二姐有事没能回来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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