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就是那个气得梵高割了耳朵的高更
在台湾读书的时候，偶然间和友人去台北市立美术馆参观了欧仁·亨利·保罗·高更（Eugène Henri Paul Gauguin）的个展《永远的他乡——高更》（Elsewhere: Paul Gauguin）。我并不是一个狂热的艺术爱好者，也非久仰高更大名前去一睹风采，仅是因缘际会，或可说完全是兴致所起。但在参观全程，我却被一种奇妙的野蛮与纯粹所交织出的魅力所吸引，以一个门外汉的姿态沉浸在一种妙不可言的原始世界中。那些画，有着佛朗明哥般明朗艳丽的色彩，却又由如蹒跚学步的孩提稚拙的笔触勾勒而出，画中慵懒地躺在大石上晒太阳的半裸少女，在林中草地窃窃私语的土著女子，以大色块，单线条的笔触构造描绘，仿若鲜活的生命，姿态闲适，有着朝阳牧歌一般美好。
《沙滩上的塔希提女人》(Tahitian Women , or Onthe Beach)，创作于1891年，现收藏于奥塞美术馆
彼时，我并不知道保罗·高更作为原始主义创始人，有着与梵谷比肩的艺术造诣，同塞尚、梵谷并称法国后印象主义三大画家；也不了解他的象征性色彩和装饰性构图对之后西方绘画格局的深远影响，更直接影响了阿凡桥派（Pont Aven School）与那比派（The Nabis）的诞生。
后来，偶然间读到威廉·萨默塞特·毛姆创作于1919年的小说《月亮和六便士》。小说描述了原为证券经纪人的主人公思特里克兰德中年后突然爱上绘画，毅然舍弃富裕圆满的生活和家庭，远赴南太平洋塔希提岛，穷其一生沉迷于绘画之中的故事。这本小说一改毛姆往常絮絮叨叨、连篇累牍的铺成，全文一气呵成，情节紧凑，读来酣畅淋漓。读完后发觉这是取材于保罗·高更的生平，突然就有了意外重逢的惊喜。
然而，小说总是喜欢对艺术家有一种刻板的设定，他们多数时候离群索居，有着重度社交恐惧症，性格怪异且偏激，愤世嫉俗或悲观厌世。好似天才总是不容于世，有着常人无法理解的敏感。
《月亮和六便士》中的主人公便是如此。
>>>>>远行的艺术,是苦难里开出的花，是最柔软的铠甲
事实上，与书中靠着一腔热血，用最激进的方式追求极致艺术境界的主人公不同，同样心怀诗和远方的高更，生活却并非如小说般精彩。他从现实中走来，后半生在贫穷和疾病中挣扎，只有到晚年才下定决心选择挚爱的生活——在遥远的南太平洋热带岛屿画画度过余生。
比之小说中将艺术和生活放在对立面的绝对，现实中的高更更加有血有肉。也正是这样经历生活百态，度过贫穷的煎熬和病痛的折磨仍有磨不灭的激情的人生，才能让高更的艺术更纯粹，更有着欲语还休的灵性和鲜活。
那是千帆过尽后看淡磨难的恬静，是向往淳朴无争生活的寄托，更是感激生命的恩赐并用力生活的真诚。
高更自画像《Portrait of the Artist withthe Yellow Christ》,创作于1889年
生于1848年的高更，25岁之前像自由高飞的海鸟。7岁前和母亲生活在民风热情的秘鲁，那是高更最无忧无虑的童年，坚强独立的母亲带着孩提高更辗转在秘鲁，外祖母是女权主义拥护者，一生热衷宣扬社会主义道义。高更生命中极重要的两位女性都拥有着独立的人格和成熟的思想，这直接影响了他日后的绘画风格和处世之道。
17岁后，高更开始以见习生的身份登上商船，成为水手，之后6年，他流浪旅行的足迹遍布南美洲、大洋洲、地中海区域，甚至远达北极圈。年轻气盛的心感受到异域风情的震撼，这多年的流浪记忆对他影响深远，支撑他生活安逸时不忘初衷，贫病交加时保持赤子之心。
这段年轻时的记忆，是最柔软的铠甲，是最温润的坚持。
25岁之后的高更像航行在风平浪静的大海上的船，和小说一样，高更进入证券交易所，迎娶娇妻，连生五子，有屋舍美苑，有妻女绕膝。稳定的收入让高更保持着中产家庭不算优渥但仍富足的生活水平，夏日午后在酒吧中小酌，冬日傍晚在壁炉边小憩。在这样闲适的时光里，高更开始了他的绘画生涯，并被称为“星期天画家”。这一时期，高更认识了印象派创始人毕沙罗（Cammille Pissarro)，并接触了众多印象派画家，连续多次参与印象派画展，逐渐显现出其绘画的天赋。
作为“星期天画家”的青年高更也成为日后众多业余艺术家的创作模式模板。在香港，我也曾采访过这样一批“星期天艺术家”，他们将工作室设立在一些政府活化的旧楼群里，然后形成小型艺术村，如牛棚艺术村、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工作日时，他们是金融精英、是管理高层、是餐厅主厨、是撰稿文员……而一到周末，他们就变成了艺术家，在城市的偏远一隅作画、雕刻、捏陶瓷。他们多数生活富足，也虔诚热爱着艺术创作，这也推翻了天马行空的小说建立的刻板印象：艺术永远与生活处于对立状态，眼前的苟且和远方的诗不可兼得。
虽然生活乏善可陈，但他对绘画的坚持，对风格的大胆探索，是高雅梦想，是阳春白雪，也是激情燃烧。
1883年，时年35岁的高更已是3个孩子的父亲，正怀着激动的心情准备迎接第4个孩子的降临，然而，法国证券市场遭遇崩盘，股票经纪人已无法维持优渥的中产阶级生活，高更于是顺势辞去证券交易所工作，开始他的全职画家的生涯。
但和小说主人公不同，高更从来没有因为对月亮的追求而抛弃六便士，也并非在一纸信件之后就抛妻弃子，任性莫名地失踪。虽然法国金融市场的崩溃让他无法维系原来的生活，但他始终没有放弃，美术市场受金融风暴牵连，画作无法卖出，高更就开始为生计而到处奔波。为减少生活开支，他曾带全家移居里昂、后辗转到丹麦的哥本哈根，甚至寄居到朋友家中；也曾为了生计，做过防水帆布推销员、海报张贴员，甚至在巴拿马运河边工地做苦力。
但日子仍然捉襟见肘。
《不列塔尼牧人》(The Swineherd, Brittany)，创作于1888年，现收藏于美国加州洛杉矶郡立美术馆
38岁之后与家庭断绝关系开始独居生活的高更像惊涛骇浪中前行的帆，古人常说的“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在高更身上显示出其科学性，生活一旦打破原本平静的生活，其残酷面也开始显山露水。正在高更逐渐摆脱印象主义的描摹，慢慢琢磨出其独创的原始主义绘画风格时，他的生活也陷入贫困交加的境地。
1891年，43岁的高更卖掉一部分自己的画作筹做路费前往塔希提，也开始了家计萧条，入不敷出的后半生，他甚至需要用沾有霉菌的面包果腹，用天然的树浆作画，长期不卫生的饮食和生活习惯让他频繁得病，身患赤痢和疟疾。后来，高更更是染上了困扰其余生的梅毒，从那时起，他开始变得衰弱无力、常常咳血，心脏也因此受损。
这一时期是高更创作高峰期，直到1893年暂时返回法国时，他已创作了超过60幅作品。可是所有这些并没有带给晚年高更什么，名利颗粒无收，生活依然潦倒。这苦难中生长出的花，明艳却无人赏识，曲高和寡，难遇知音。而他生活所迫赠出的画甚至被当作擦鞋垫子，木刻品也曾被用作家禽圈舍护栏。
但这并不能让高更对绘画的热情有所折损，反而让他对单纯率直的原始民族和东方艺术有了近乎痴迷的兴趣。仿佛摆脱纸醉金迷的生活之后突然唤醒了高更童年的记忆，那深埋心中的热情，隔着被拉长的悠悠时光，转化成创作的灵感，促使高更摆脱对前人的模仿，大胆地用对比强烈的色块拼接，剑走偏锋地使用类似埃及古老壁画的单线平涂手法，化繁为简，再现了原始之美。
像未受铜臭世俗感染的小孩，又像受过洗礼的虔诚教徒，风格渐显的画作只剩返璞归真的热情和喜悦。
然而，1897年，年近50岁的高更迎来了他人生最黑暗的日子，他最钟爱的女儿亚兰病逝，高更被推入痛苦的深渊。残破的病体、才华不被赏识，加上女儿离开的噩耗彻底击垮了高更的意志，他走上了自杀的道路。自杀前，他创作了生平最大幅的经典作品《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像燃烧殆尽的激情，却比烟花更寂寞。
《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Where Do We Come From? What Are We? Where Are We Going?)，创作于1897年，现收藏于美国麻州波士顿美术馆
然而自杀并没有成功，噩梦犹在，不成功的自杀只是让高更的身体像风中残烛，更加破败。晚年的高更是这样的状态：
“他的两只小腿都是流着脓的疮，以肮脏的绷带包住，他拄着拐杖蹒跚地晃荡。他全身到处疼痛，为了止痛而服用吗啡上瘾，还服用鸦片酊和苦艾酒。他的情绪，逐渐变成躁狂，腿上有伤痛所以使用砷，曾经到山上服用砷自杀，但是毒性不够只使他呕吐而已。他自诉体力流失，晚上都无法入眠，因此筋疲力尽。”
这晚年的流离漂泊啊，剥离了追逐名利的欲望，却让艺术成了唯一的信仰。
1901年，高更离开塔希提，落脚于马克萨斯群岛的一个小岛。
1902年，高更病情加重，无力远行。
1903年，高更病逝。
期间，创作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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