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火车东站，“广九直通车”的候车室里。那个身材胖大的非洲女人拖着两件行李，又走过来找到我，在旁边坐下来，问：“怎么在这里要过海关？”
先前在楼下排队买票，她在我前面，讲英文与售票员无法交流，我听着就插了几句嘴，帮着解释。买了票之后她跟着我一直到海关，她告诉我，她初次到中国，人地两疏、语言又不通，心中很忐忑。随后各自拿证件排队，分开了，此时经过了海关和安检再来找我，只为问这个问题吧？
可这一次，我无法回答，只能摇头。从广州到香港，明明是从中国的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为什么要过“海关”？！1997年以后究竟到过几次香港，我已不大记得了，但经香港进出广州、深圳叫做“出入境”，从国内飞往香港的的机票叫做“国际机票”，从第一次直到现在始终困惑着我。
根据我们这些普通人的概念，只有跨越国界线才是“出入境”。既然北京与上海之间的往返并非“出入境”，那么设立在香港与广东之间的海关、安检究竟要怎么理解？
我又想起老友杰森的牢骚。他月前带家小从美国经香港，回福建老家探亲，计划顺便在香港玩几天。结果到了香港一下飞机过海关，就憋出一肚子火：“我老婆孩子都是美国护照，香港海关给她们停留15天。我是中国护照，只给我7天。我一个中国人，回到中国的地方，只能停留7天！外国人可以停留15天！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那个地方被殖民一百年的奴性轻易改不过来的意思呗。然而，被殖民很幸福吗？被洋人呼喝来去，把你和你的同胞都归入劣等族类很爽吗？——我们是普通人，回答不了如此艰深的问题，只能困惑。
当天午后抵达会议预订的酒店，放下行李， 到附近承办“中国文学的翻译与世界传播”国际研讨会的大学去报到。会务组里接待我的女学生披肩黑头发、双眼皮、大黑眼睛，满口是英文。有些事情她不大明白，带我去见她的教授。那年轻的男教授个子矮小，颇时髦，穿米色短风衣、耳垂上还穿着两圈小小的白金耳环。
他对我的中文提问，一律用英文回答。我心里别扭，忍不住问：“教授不会讲普通话？”
“我会的，” 他点头。可是连这个回答也还是英文，不列颠口音的英文。
在美国开学术会议，哪怕会议的工作语言只是英文，哪怕作报告、与学生们交流会习惯性地用英文，但华人教授们彼此之间说话，往往立刻下意识地转变成汉语。因为面对同种同族的同事，母语里的亲切感与默契绝非使用任何外语过程中有可能产生。这与语言的使用能力或熟练程度没有直接关系，而是源于大家共同的、近于先天的那种文化心理的认同感。
此次研讨会的工作语言明明是中英双语，并非只有英文。于是那一刻，站在那个很固执地和我只讲英文的香港教授面前，我心里一股无名火呼呼蔓延开来。对这所大学以及这所大学里的人顿时失去了兴趣，懒得和他多说，也懒得去逛校园，转身回了酒店。
次日，会议中午的休息时间，我没有午休习惯，决定去剪头发。酒店周围很热闹，走不了几步路就有一家美发店。发型师只会讲粤语，说读书时也学过6年普通话，现在还可以大致听懂。正好我的粤语水平也是能听不会讲，我们就一个讲粤语，一个讲普通话，聊起天来。
她问我：“那你在大学里教什么？”
“教普通话啊，”我说，“还有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她手中大红色的吹风机在空中停顿了一下，问：“中国有什么文化？我都不知道中国有什么文化。”
她天真得近乎无辜的话语，差不多把我钉死在那把椅子上。她好歹也学过6年普通话，却不知道中国有文化。她没有任何坏心眼，和我聊天也没有任何明确目的，她所透露得，只不过是一整代或者好几代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对“中国”以及“中国人”的理解和印象。
然而，迄今为止，香港回归已经整整二十年了。我的头在吹风机的热气里止不住地发昏，再一次困惑。
香港这个地方，我去过很多次，从未喜欢过。当然我只是一个过客，每次能接触到的，都很片面、很有限，可那种片面与有限所带来的困惑实在令人无法喜欢那个地方。希望再有机会重来的某一天，能见到或听到一些别的什么，让我终于能够不再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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