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这篇文章是十余年来，我所做的河西民间艺术田野调查的成果之一。它真实地记述了《裕固族姑娘就是我》诞生、传承的全过程。当下是一个借助快速翻看图片、标题获取信息的时代，本篇文章万余字，尽管不算长文，但，我还是不能确定，究竟有多少朋友能够耐着性子读完它。不过，我认为，这篇文章有它的价值所在——还原调查事实的本来面目！我把此文中所讲述的事实，类比成王洛宾与《在那遥远的地方》的故事，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妥。我希望无论是读完这段文字的朋友，还是读完全文的朋友，阅读后，在朋友圈发一发，特别是裕固族朋友，以便让更多的人了解这首歌诞生的来龙去脉。
“《裕固族姑娘就是我》是原来就有的民歌；哎！不是滴，听说是老白改编的；不对吧！好像是老巴创作的。”（下称“艺界聊话”）这是我大学毕业的那年，与张掖文艺界的几位前辈聊天时听过的话。那时，《裕固族姑娘就是我》已广为流传10年了。老白、老巴是谁？我全然不知。时光流逝，30多年过去了，但前辈交谈时疑惑的口吻依然深深记得。透过“艺界聊话”的信息，我也一遍遍自问：“这首歌究竟是传统的，改编的，还是创作的？”
裕固族是张掖独有的民族，是我国56朵民族之花中极具特色的1朵。裕固族分西部裕固族和东部裕固族。“裕固族人民分别使用三种语言，一部分人操‘克呼尔’语，亦称西部裕固语，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与同语族的维语，哈语有密切关系；另一部分人操‘安格尔’语，亦称东部裕固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与同语族的蒙语有密切关系；还有一部分人完全使用汉语。汉语也是操前两种语言的裕固人的共同语言，（裕固人）通用汉文。裕固族民歌分别用这三种语言演唱。——（杜亚雄、卜锡文《裕固族民歌简介》）”裕固族的文字已失传，只保留下来了语言。学界较为普遍认同的观点是“裕固族的先民是回鹘（回纥）”。
《裕固族姑娘就是我》原是一首裕固族西部语歌曲，在张掖、酒泉地区家喻户晓，在省城兰州乃至全国也很有名，可谓是一首“名歌”。
01走近《裕固族姑娘就是我》
上世纪80年代，我就读西北师范大学音乐系的时候，民族音乐学家卜锡文老师教我们《民族民间音乐》课。卜老师在课堂上讲，他在张掖裕固族自治县做过民歌采集工作，还说：“裕固族民歌丰富，很有特点。”因为我家就住在裕固族与汉族的过渡地带，听卜老师这么一讲，便有了以后要研究裕固族民歌的想法。
祁连山脚下我的老家遗址 笔者身背后远方长树的坡台即裕固族“黄家台子” 王丹艺摄（2003.08）
小时候，常听裕固族牧人唱歌，只觉得是在唱歌，好听！我母亲也唱歌，唱的是当地民歌，也好听！不同的是：母亲唱歌，我能听懂歌词；裕固族牧人唱歌，我一句也听不懂。问母亲“‘西番’唱滴个啥”？母亲也只淡淡一句：“他们唱滴是‘番话’，我也听不懂！”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小泉片区草场 王文仁摄（2003.08）
大学毕业前，我没有听过《裕固族姑娘就是我》。第一次听，还是“艺界聊话”时有人哼唱的。大家都说好听！我也觉得好听！之后，又在一些磁带、碟片中听到了，不过是用汉语唱的，忘记了歌手的姓名，只觉得好听！
2011年，柴森林老师送我一本《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卷·民歌集成》（油印本，下称《集成》），里面收录了两首不同曲调的《裕固族姑娘就是我》，歌词是用中文汉字和国际音标（标注裕固族语）对照书写的。对比两种曲调，总觉得第一首（《集成》P91）和第二首（《集成》P93）在风格和特点上有点不太一样。特别是第二首，结构、节奏规整，旋律舒缓而流畅，很像是一首现代创作歌曲，充满了当代裕固族人的生活气息。这时我想起了“艺界聊话”的疑惑，为不打断柴老师对张掖地区民间艺术的叙述，我没有提“艺界聊话”的事。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民歌集成》
02走近当地专家
2012年8月，我再次拜访柴老师。聊天中，我把“艺界聊话”讲给了他，想听听他的观点。柴老师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这首歌是杜亚雄老师搜集整理出来的一首裕固族民歌”。听柴老师讲：杜老师在上大学期间，就和自己的老师卜锡文调查过裕固族民歌，杜老师由此对裕固族民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大学毕业时，为了学习裕固族语、研究裕固族民歌，杜老师就主动来到酒泉工作。这些话，在后来的我和杜老师聊天的时候，得到了他的证实。杜老师参加工作后，常往来于酒泉、张掖一带调查裕固族民歌，时常住在柴老师家，和他畅谈裕固族民歌，久而久之，两人成了忘年交。看来，三位老师相互之间似乎都没有谈到过类似“艺界聊话”那样的话题。要解惑“艺界聊话”之问，还得继续深入调查。
访谈柴森林老师 徐海波摄（2016.03）
记得是在2010年，在柴老师的引荐下，河西学院音乐系邀请了著名民族音乐学家、中国音乐学院的杜亚雄教授作了题为“裕固族民歌研究现状”的学术报告。杜老师是裕固族民歌研究领域最权威的专家，懂裕固族语言，能和裕固族人无障碍对话。学术报告交流环节，我向杜老师提了一个问题：“您对裕固族民歌已经做了深入的挖掘与研究，河西学院是坐落在河西走廊的唯一一所大学，有责任和义务做好区域音乐研究工作。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对裕固族民歌展开进一步研究？”杜老师回应：“可研究的方面很多。不过，我要告诉大家，研究裕固族民歌，必须先学会裕固族语，否则，将寸步难行，最终会无果而归。”当时，中央民族歌舞团的著名歌手银杏吉斯（裕固族，汉语名：贺梅金）正好在河西学院访学，她说，我的问题提得好！
杜亚雄教授学术讲座 图片来源于网络
2014年秋，中国海洋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河西学院音乐学院院长康建东教授，带领我们拜访了裕固族民歌传承人郭金莲（裕固族，裕固语名：才仁琼）老人。访谈即将结束时，我提议让她给我们唱《裕固族姑娘就是我》（P93），她没有唱，说：“这个歌不是老人传下来的”。这让我有点好奇！心中再次动起了对“艺界聊话”进行深入田野调查的念头。
拜访裕固族民歌传承人郭金莲 王文仁摄（2014.08）
03走近民歌专家
2017年7月26-28日，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原所长乔建中研究员、时任中国音乐学院教务处长（现任中国音乐学院副院长）的黄虎博士一行5人，前来考察裕固族民歌，我和我们学院的徐海波老师有幸参加了这次考察活动。
乔建中研究员（右一）黄虎博士（中）一行在考察裕固族民歌的路上 徐海波摄（2017.07）
26日晚，裕固族歌手龚海云（缅凯）、白东花（艾尔堇白彦）接待了我们，他俩是东部裕固族人，给大家演唱了许多首裕固族民歌，《裕固族姑娘就是我》（P93）就是其中一首，这好像是我第一次听到用东部语演唱这首歌，好听！演唱间歇，我问白东花：“《裕固族姑娘就是我》是一首裕固族西部语歌曲，看来东部语歌手也喜欢唱。”他说：“这首歌优美、好听！东部和西部裕固族人都爱唱，唱时，要么用各自的母语，要么用汉语，就看对方想听哪种语言的。”
在从肃南回张掖的路上，我向乔老师请教：“昨晚我们听到的那首《裕固族姑娘就是我》，原本是一首西部裕固语民歌，流传广泛，东部裕固语和西部裕固语歌手都唱。但我怎么听着有点像是裕固族民歌风格的创作歌曲。”乔老师说：“有些经典民歌，在传承过程中较为稳定。而有些民歌，在流传过程中经过人们不断地改编，成为经典。那一对年轻歌手（龚、白）唱的很好！”乔老师和杜老师是挚友，他们都是中国民歌研究领域最权威的专家。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非遗中心主任钟丽为乔老师一行介绍裕固族民歌传承情况 徐海波摄（2017.07）
同年9月，受乔老师的邀请，我和海波老师，还有西部裕固族歌手杜玉梅（达尔拉）、钟玉梅（瑙尔姬斯）、安东霞（卓玛）、安梅（米佳·苏尔吉），东部裕固族歌手白金花（白娅娜穆琪）、郭雄伟（盟感塔拉）、白东花（艾尔堇白彦），以及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文化馆非遗中心主任钟丽（阿依格登），参加了在西安音乐学院举办的“第四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丝绸之路上的各民族民歌展演”。展演会上，他们用各自的母语，分两组（东、西语）每组一段歌词，演唱了《裕固族姑娘就是我》（P93），与我以前听过的、用汉语演唱的相比，他们的演唱又另有风味！裕固族民歌展演环节由杜老师做导聆，讲解相当精彩！
裕固族民歌代表团参加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暨丝绸之路上的各民族民歌展演 王文仁摄（2017.09）
展演会结束，已经很晚了，杜老师、我、还有海波我们一行三人，来到了距离西安音乐学院较近的西安会展国际酒店。在酒店走廊里，我对杜老师说：“我有一个有关裕固族民歌方面的疑问，想请教您，但太晚了”杜老师说：“没关系，那就到我房间里聊”。在杜老师房间里，我就把“艺界聊话”的疑问提了出来，想听听他的见解。
杜老师说：“1980年9月，文化部和国家民委共同主办了‘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银杏吉斯用裕固族西部语演唱了《裕固族姑娘就是我》（P93），这首民歌我是第一次听，很美！这大概是这首歌第一次在北京的舞台上唱响。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肃南有这么好的一位歌手！我是第一次见银杏。她们一起来的还有一位，叫钟秀玲（牙尔吉）。”我访谈钟秀玲时，在她家墙上看到了她参加“文艺汇演”的一张合影照。据她讲，这是1980年，她和银杏吉斯参加北京“文艺汇演”时，与国家领导人的合影。
钟秀玲、银杏吉斯参加了“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与国家领导人合影留念（1980.10） 笔者在钟秀玲家翻拍（2020.08）
杜老师又说：“演出结束后，我上舞台找到了银杏，我说：‘你怎么这么唱裕固语民歌，你没有按裕固族西部语的重音、押韵来唱。’当时，银杏也不认识我，她说：‘我觉得这么唱好听！’”……
杜老师接着说：“也就在上世纪80年代初，甘肃省文化厅要编纂甘肃省文艺集成，随即启动了《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卷·民歌集成》编纂工作。1983年底，文化厅抽调了我、杨鸣键和庄壮做这件事，我负责联系歌手、记谱、记词、译配。《集成》于1985年通过审稿，张掖地区文化处油印了一批。当时，在肃南明华、莲花一带采集民歌时，《裕固族姑娘就是我》这首歌，钟秀玲唱了一首（P91），钟兰琴（娜尔丹，现为裕固族民歌省级传承人）唱了另一首（P93）。钟兰琴唱的那个曲调和银杏吉斯唱的曲调一样。她俩都是现在所说的明花乡人。我也没在意语言上的重音、押韵问题，就记录了，因为年轻人都那样唱。记录民歌，只要大家认可、爱唱的就把它们记下来，这是我们的责任。”
杜老师的一席话，还是没有解决我对“艺界聊话”中，“原来就有的、改编的、创作的”这三个疑问。
笔者向杜亚雄教授请教裕固族民歌相关问题 徐海波摄（2017.09）
04深入田野
2018 - 2019年间，我和青海民族大学的李建宗教授、河西学院的祁昌平教授一起利用节假日，多次赴肃南县明花乡调查裕固族民歌，主要目的是为完成我们各自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与裕固族民歌相关）。对我来说，还有三个目的：
一是，想采集一些裕固族西部语传统民歌，以备日后研究之用；
二是，想了解在《集成》中记录的那些，只有汉语名字，如“钟月珍”“钟秀玲”等，或只有裕固语名字（汉字书写），如“恩情卓玛”“仁钦才楞”等歌手的情况，我想了解他们传承裕固族民歌的背后，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他们与《裕固族姑娘就是我》的诞生有怎样的关系？
“钟月珍”这个名字，据白玉芳（诺尔恩）、贺春花（艾昂卓玛，曾获肃南裕固族自治县首届原生态民歌擂台赛冠军）证实，应该是写错了，应为“钟玉珍”（赛尔章），后又得到钟玉珍本人的证实。在调查中，我们在采录贺春花演唱的裕固族民歌的过程中，问了其他一些人的情况，她说：“恩情卓玛是我奶奶，我的民歌就是奶奶教的，我奶奶已经去世多年了，奶奶的汉语名叫郭明清。仁钦才楞是谁，我不知道。”
拜访裕固族民歌省级传承人钟玉珍奶奶 李建宗摄（2019.01）
上世纪50年代，中国进行了“民族识别”工作，后，全国开始扫盲、开办了扫盲识字班，为了管理方便、区分户族，政府就按裕固族人的家族，为他们确定了‘姓氏’，如：“安帐（或奄章）”部族取“安姓”；“嗦嘎勒”部族取“索姓”；“杜曼”部族取“杜姓”等等，又给每个族人以汉字“姓氏”起了好听的汉语“名字”。调查中我们发现，现在55岁以下的裕固族歌手，基本上不知道早年的歌手的裕固语名字或汉语名字了。我想搞清楚《集成》中记录的那些标记裕固语名、汉语名的歌手，他们当年唱的民歌，在40年后再唱，有什么变化。也就是说，我想了解民歌是如何演进与发展的，由此解答“艺界聊话”带给我的疑惑。
三是，想搞清楚《裕固族姑娘就是我》究竟是怎样诞生的。在我的调查中，裕固族民间歌手都爱唱这首歌，唱《集成》（P93）曲调的人很多，而唱P91曲调的人却寥寥无几。钟玉珍奶奶（时年90岁）认为，贺春花唱的那首《裕固族姑娘就是我》（P93）不是老人传下来的。每遇到裕固族西部语歌手，我都向他们请教，试图解开我对“艺界聊话”中的疑问，但，她们都说不上。
笔者采集贺春花演唱的裕固族民歌 祁昌平摄（2020.07）
2018年8月，在裕固族自治县举办的“裕固族教育研究所年会”，会议第一天的晚餐时间，我正好与瑙尔姬斯坐在了一个餐桌上。酒过三巡，瑙尔应大家的要求，一首接一首，唱了很多裕固族民歌。唱完《裕固族姑娘就是我》（P93）后，大家热烈鼓掌，掌声中，瑙尔说：“我还会唱这首歌的另一个版本（P91）呢！”大家又鼓动他唱了另一个版本。听罢，我还是觉得第二个版本似乎是传统民歌。我问她：“你是什么时候学会这两个版本的？”她说：“我十几岁就学会了呀！大家都唱呢！”我请教她“艺界聊话”中的疑问，她说：“这个不太清楚”。
瑙尔吉斯（右）、白东花（左）在“裕固族教育研究所年会”上 王文仁 摄（2018.08）
我想起了李建宗教授曾提供的一条线索。建宗教授为完成他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裕固族口头文学研究”，曾在东、西部裕固族地区做过长时间、大量的裕固族民歌田野调查。他说过：“郭怀玉去世了，不然，在他那里肯定能调查到许多有关裕固族民歌的传承情况和歌手的信息。”
05再调查
2020年8月，我独自驾车前往肃南县明花乡，在雅仕乐酒店住了7天。期间，走访了贺家墩、深井子、湖边自、黄土坡、双海子、南沟等村子，拜访了多位裕固族西部语歌手。但，我想了解的郭怀玉等人的情况，他们知之甚少，有的干脆不知道。按照建宗教授的建议，我找到了贺家墩村的贺西度（苏克尔）做向导，在周边挨家挨户走访，终于找到了郭怀玉的本家人。可惜，他们对郭怀玉生前会不会唱《裕固族姑娘就是我》，都说不上。
笔者与贺西度合影（2020.08）
无奈之下，我想起了中央民族大学的钟进文教授，他是肃南明花人，在裕固族文化研究方面有很高的造诣。我打通了钟教授的电话，当我说明想了解郭怀玉的情况时，他说：“我给你推荐一个人，叫白文信，他就在张掖，关于明花、莲花一带的许多老歌手，他比我清楚。你在明花找人问问他的电话，去拜访他。”
在回宾馆的路上，我顺便去了南沟村的杨进成家。我说：“你明天有时间吗？你带我去一下白玉芳家。”他说：“白玉芳是我大姨子。”有些事，就这么巧！
第二天上午，我整理调查资料。下午，我和杨进成夫妇来到了白玉芳家。白玉芳唱了很多民歌，我一一都录了下来了。聊天中，我问白玉芳：“你知道白文信吗？”她说：“那是我哥呀！……”深入田野调查就有这个好处，一些人、一些事就会这样，一环扣一环，环环相扣，从始至终……
06走近真相
2021年1月，寒假，我拜访了白文信。也知道了他曾任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文化馆馆长。我们从早晨聊到中午，从午后聊到晚上，从裕固族歌手聊到裕固族民歌、服饰、婚礼、酥油茶……他还把自己早年在肃南县莲花乡从事文艺工作的手稿也翻腾了出来。欣喜之余，也着实让我感动。
白文信和郭怀玉创编《裕固族姑娘就是我》时的手稿 初稿叫《我是一个裕固族姑娘》 王文仁摄（2021.01）
当我翻开一页信纸时，发现上面记有“我是一个裕固族姑娘，姑娘也……”几句词，我边读、便沉思，我问他是否知道《裕固族姑娘就是我》产生、流传的过程。这时的白馆长张着嘴，表情几乎凝固，有点愣住的感觉……
他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然后说：“关于这首歌的来龙去脉，很早就有很多人问过我，我都一一作了说明……。这首歌产生于1979年，有一天，我和郭怀玉喝酒，郭怀玉（当时年近60岁）哼唱曲调助兴。但他哼的曲调我没听过，我快速用简谱记写了下来，接着我们两人又为曲调填了歌词，当时我们还创编了《裕固族里能人多》《裕固族小伙子就是我》《裕固族妇女就是我》。1979年，是改革开放初期，‘美酒当歌’痛快极了！第二天我回到单位（莲花乡文化站），就把钟秀玲找来教唱，她学的很快，唱的是母语。”原来，白文信就是“艺界聊话”中的“老白”。
中间我插话：“郭怀玉的裕固语名字叫什么？”他说：“叫‘仁钦才冷’！”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白文信接着说：“1980年“五四”青年节，由我倡仪、组织，在莲花乡举办了第一届民歌演唱会，钟秀玲唱了《裕固族姑娘就是我》（P91），这也是这首歌第一次面向明花、莲花一带的众人演唱；贺自花（哈迪吉）唱了《裕固族妇女就是我》；莲花的安伟宝（亚克尔）唱了《裕固族小伙子就是我》。那时的演唱会，只报歌名，不报创作者。当时，肃南民族歌舞团的的李德明（后，调甘肃省民族歌舞团）、巴九录（曾任肃南民族歌舞团团长，巴九录即“艺界聊话”中提到的“老巴”）两人提着录音机录下了这些歌。演唱会结束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巴九录对这首歌的曲调进行了部分改编，使旋律更加悠扬、婉转、自然。改编很成功，不失民族风味，体现了裕固民歌的特色，歌词基本没变。接着，年轻人都学下了。很快，1980年，银杏吉斯就把这首歌唱到了北京。”
白文信当年编创《裕固族姑娘就是我》的手稿 王文仁摄（2021.01）
笔者陷入思考：上述情况老白给多人讲过，为什么大家都不知道。笔者曾经和肃南县文化系统的朋友也聊过“艺界聊话”这个话题，为什么大家都说“不是很清楚”。可能是听过的人既没有讲出去，也没有写出来。
笔者还在沉思中，就听见老白加重语气说：“你不信？我给你找找，我为了说明这个事情，还在2000年的《肃南文史资料》上还写过一篇文章呢。”没等我说话，老白已进了他的书房。因老白的身体看起来有点虚弱，大概过去了5分钟，还没有找到那本《肃南文史资料》，我就大声喊：“白馆长，不找了，我相信你说的全是真的！”……
我翻开了自己带来的《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卷·民歌集成》第91页，让老白看，我说：“这首《裕固族姑娘就是我》是不是你和郭怀玉当时创编的那首？”他说：“对对对！就是的。当时，大概84年，杜亚雄来明花、莲花一带采风，都记录下来了。现在大家更喜欢唱这个——老白主动翻到了P93的《裕固族姑娘就是我》。”看来，老白很熟悉《集成》。还说：“既然各类集子都把这首歌标注的是‘裕固族民歌’，各类演出中每当唱这首歌时，报幕员也报的是‘裕固族民歌’，就那样呗！只要大家爱唱，一直唱下去，老郭（郭怀玉）在天堂也高兴！”
白文信发表在《肃南文史》第二辑上的文章 王文仁摄（2021.01）
拜访了老白后的第二天，我又拜访了老巴。他说：“这首歌是我改编的，最早是从莲花的一次裕固族民歌演唱会上录下来的，后来我才知道，这首歌是老白和郭怀玉喝酒时喝出来的！经我改编后，第一个唱的人是银杏吉斯，她就是明花人。因为她要参加北京举办的民歌汇演，就确定要唱这首歌。”
拜访了“老巴”的第二天，我又接着拜访了曾任张掖市音乐家协会主席的丁师勤老师，丁老师早年也在肃南县工作过。丁老师说：“1980年，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结束后，文化部和中国音协向全国各地发出了征集《中国各民族民歌选》稿件的通知。省文化厅、张掖地区文化处把征集裕固族民歌的任务交给了我，我就带着娜尔丹去了省城兰州，最后确定了5首要呈送的裕固族民歌，其中一首就是《裕固族姑娘就是我》（P93）。娜尔丹当时唱的是裕固族语，歌词无法翻译，回到张掖我就请恩（仁）钦才冷（郭怀玉）进行了歌词翻译。最终这首歌刊登在了《中国各民族民歌选》这本民歌集中。”为了证实丁老师所说，我特意在网上买了一本《中国各民族民歌选》，人民音乐出版社1992年5月。从第106页《裕固族姑娘就是我》和第429页的“编后记”（1986年10月）信息中证实了丁老师的说法。这让全国的音乐界都知道了《裕固族姑娘就是我》是一首裕固族民歌。
《中国各民族民歌选集》
拜访了丁老师的第二天，我给老朋友，曾历任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副县长、宣传部长（常委）的安秀梅打电话，我说：“你尽快给我找一些裕固族传统民歌的碟片和2000年的《肃南文史资料》。”很快，我便拿到了一大包资料，其中就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委员会编的《肃南文史资料》（第一、第二辑）。
老白说的那篇文章，题目为“《裕固族姑娘就是我》的创作经过”，刊登在《肃南文史资料》第二辑第215-216页。老白所讲的和文章中所写的一模一样。看来，要么读过《肃南文史资料》的人不多，或许是根本就没有人认真读过！也或许是即便读了的人，也没有把实情讲出去！
《裕固族姑娘就是我》诞生、流传的真相竟是这样。值此之际，我想读者朋友们对“艺界聊话”的疑问也该有了自己的答案。
07一些思考
我想和读者朋友们探讨的是：
《裕固族姑娘就是我》不是一首传统民歌。这里有裕固族民歌国家级传承人杜秀英和省级传承人钟玉珍两位老奶奶作证。
郭怀玉和白文信创编《裕固族姑娘就是我》时，在1979年。这个时间，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初期，尽管改革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但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明花乡还是相对封闭的。也就是说，当时流行的那些“新歌”是不会影响到郭怀玉、白信文他们的。进一步说，他们接受新文化的观念没那么快。郭怀玉哼唱的曲调，一定是根据浸透在他血液里的裕固族传统民歌的“基因”——“基音”“基调”，或是连他自己都说不上歌名的某首民歌信口哼唱，有感而发的。白文信又做了忠实的现场记录，钟秀玲第一个在莲花乡的舞台上唱了这首歌。这样，一首“创编的民歌”《裕固族姑娘就是我》诞生了（P91）。
巴九录对P91版本进行了“再改编”，就有了P93版本。实践证明，改编的非常成功！
按理说，此后，人们书写《裕固族姑娘就是我》时，要注明“改编：郭怀玉、白文信、巴九录”。可惜！那时，人们不了解这首歌诞生的前因后果，把这首歌当成了裕固族传统民歌了！
按杜亚雄老师和巴九录团长的说法，银杏吉斯于1980年9月，第一次在北京唱《裕固族姑娘就是我》时，报的是“裕固族民歌”。加之裕固族著名歌手阿依吉斯（贺俊花）也常在北京唱这首歌，报歌名也是裕固族民歌《裕固族姑娘就是我》。我认为，她们在早期，相当于把“创编”“改编”的《裕固族姑娘就是我》是“裕固族（传统）民歌”的“事实”宣传出去了，这可能就是源头所在。
杜亚雄老师在1985年编纂的《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卷·民歌集成》，人民音乐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中国各民族民歌选》都把《裕固族姑娘就是我》（P93）收录在内，进一步加强了人们对《裕固族姑娘就是我》是传统民歌属性的认同。
写到这里，我觉得，这个过程似乎和王洛宾与《在那遥远的地方》的故事有点相像！……真相可能会迟到,却不会缺席……
我们常讲，民歌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但归根结底，民歌是由人创作出来的。《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颂》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诗经》的作者佚名，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百度百科）这里的“‘佚名’是一个汉语词语，亦称无名氏，意思指身份不明或者尚未了解姓名的人。源于古代或民间、不知由谁创作的文学、音乐作品会以佚名为作者名称。”（360百科）
我由衷期盼，今后的乐人们，在转记《裕固族姑娘就是我》这首裕固族民歌时，能够注明改编者：郭怀玉、白文信、巴九录；演出报幕时，能够报出他们名字。他们创编出《裕固族姑娘就是我》，这是他们对裕固族民歌的一大贡献！只有逢时即将《裕固族姑娘就是我》和他们的名字关联在一起，他们的辛勤劳动才不至于被时间湮没！其实这样做并不影响《裕固族姑娘就是我》是一首裕固族民歌的“事实”。
《裕固族姑娘就是我》是一首大家公认的最具代表性、最经典的裕固族“民歌”，也是一首丝绸之路河西走廊上的名歌！
后记：我打开电脑准备写这篇文章时，突然想到，应该给杜亚雄老师打个电话，把我调查到的线索，和他知道的一些事实，再次进行沟通，以免我在写作中出现一些不符合事实逻辑的联系。我们聊了很长时间。最后，杜老师说：“如果说《裕固族姑娘就是我》最初是郭怀玉和白文信他们创编的，这个是有可能的，郭怀玉是个很了不起的人。既然是调查、考证过的事，你就应该把它写出来，这是好事！你有天时、地利、人和的自然条件，你应该能把它弄清楚。”
微信搜索公众号“乐音de田野”，阅读原文，可聆听裕固族语版《裕固族姑娘就是我》音频
（本文系202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多民族文化交流互鉴背景下的河西古代音乐史及研究<项目编号：20XJA760004>阶段性成果）
【本文作者系河西学院音乐学院教授，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委员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传统音乐学会会员、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会员；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河西曲艺研究（编号：艺规结字[2018]171号），现主持202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多民族文化交流互鉴背景下的河西古代音乐史及研究（项目编号：20XJA760004）；主持甘肃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河西曲艺传承创新基地、河西学院河西走廊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等科研平台；出版专著《张掖地区民族音乐志》（中国书籍出版社，2021年11月）、教材《音乐基础》（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等两部，在《中国音乐》《人民音乐》《中国民族报》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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