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着陶行知，总想起胡适。
其实，只要稍加留意，你就会发现，这二位，太容易让人联想。
二位是同乡。胡适是绩溪人，陶行知是歙县人，两县相邻，无论按历史上的行政区划，还是亘古的文化源流，同属徽州一脉。
二位身躯里，都流淌着徽州人的血脉。陶母是绩溪人，第一任妻子汪纯宜、第二任妻子吴树琴都是休宁人。胡母是绩溪人，妻子江冬秀则是旌德人，历史和文化上均属徽州。
徽州的集镇之中常见的山城水乡风景，此处为歙县集镇一景，延绵不绝的水系均流入徽州人的母亲河新安江，然后自钱塘江汇入太平洋
二位同年出生。陶行知出生于1891年10月18日。胡适出生于1891年12月17日。
二位曾经同窗。1915年，陶行知自伊利诺伊大学转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管理博士。1915年，胡适自康奈尔大学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大学攻读哲学博士。
二位都在年轻时代为理想和追求自改名号。陶行知因仰慕王阳明之学问，先改名“知行”，后改“行知”，取“知行合一”、“行为知之始，知为行之成”意。胡适原名洪骍，因推崇进化论观点，改名“适”，字“适之”，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意。这两个名字在民国的文化教育界遥相呼应着，仿佛昭示“中西合璧”的时代风华。
二位同年学成归来。1917年，陶行知学成归国，前往南京高等师范教务科工作，胡适学成归国，去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
二位都曾受教约翰·杜威。当时的杜威，在哥伦比亚大学同时担任教育系和哲学系教授和导师。约翰·杜威来华讲学年余，二位同学也均鼎力促成，并陪伴左右。
素有美男称的胡适照片，他也是民国文化界证婚人的首选，传出佳话多种
二位同在教育领域服务多年。陶行知是服务终生，是一生的职业教育人；胡适是大半生投身入教育，兼有学术和从政经历。
二位同为抗战时期的中国外交鼓与呼。1936年至1938年，陶行知受命中国全国救国会“国民外交使节”，出访世界各地宣传中国抗日战争，争取国际同情和支援。胡适于1938年至1942年出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为争取美国援助中国抗日战争立下汗马功劳。
1936年7月11日至1938年8月31日，陶行知自香港往返，在长达26个月的国外游历之中，共26国，平均每个月去一个国家，其中：七入美国，六入法国，五入英国，四入加拿大，三入比利时、德国、锡兰。二入埃及、印度、新加坡，去了一次的国家的墨西哥、爱尔兰、捷克斯洛伐克、荷兰、瑞士、奥地利、匈牙利、意大利、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希腊、巴勒斯坦、黎巴嫩、吉布提、越南、马来西亚。
若按科举时代的人际关系图谱，这二位，是乡谊，是年谊，也是师谊。当然更是俗称的同年哥，同乡和同道。
胡适，膝下二儿、一女，女早夭，长子祖望陪伴在侧，幼子思杜，留在大陆，1957年因政治运动自杀身亡。陶行知膝下四子，与第二任妻子均留在大陆。
胡适与妻江冬秀合影
二位都是突然离世于高血压病症。陶行知1946年逝世于朋友家中。胡适1962年逝世于台湾中央研究院的会场。
胡适出生于松江（今上海浦东），父亲在甲午战争之后“割台”期间亡故。其幼年在家乡开蒙，1904年随同父异母兄赴上海求学，先后就读于梅溪小学堂、澄衷学堂，后考取中国公学。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留美名额，赴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自己并不喜欢的农科。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读哲学。1917年回国，任教于北京大学。1918年入职《新青年》杂志编辑。二十年代主张不谈政治、不参与政治和“好人政府”，专心文化事业和整理国故。1938年至1942年出任驻美大使。1946年至1948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8年去美，1952年返台，1957年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在台湾研究院长任上，会议演讲期间，因高血压症发作而突然逝世。
孙中山遗孀宋庆龄挽陶行知“万世师表”
二位身后，均享尽哀荣。陶行知逝世于上海友人家中，后安葬于南京的劳山之上，入殓、纪念、追悼、追忆等活动，历史达半载，活动的范围也从上海到南京、延安，甚至于美国等世界各地，毛泽东评价他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胡适逝后，全台震动，各项悼念活动连绵数日，蒋介石挽：“新文化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新思想的师表。”
当然，二位去世的时代，于中国而言，也是政治环境比较特殊的时期。陶行知逝世的1946年，中国正在经历“两个前途”的博弈，各方政治势力角逐。美苏两国也竭尽所能，争取在中国政治和社会中发挥更大影响，兼为战后国际政治布局谋篇。
而胡适去世的1962年，中国大陆正处于相对封闭和孤立的时代，中美、中苏之间，均处于关系冰冻期，而其时的台湾，也处于尴尬的局面，此处不详表。
胡适因自己在文化界的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因此无论出于主动还是被动，他都是蒋介石总统府的座上常客
王一心评价道，“陶行知是一个职业教育家，一辈子都在做教育人的工作，而他的可贵之处在于时时在意使自己受教育。”陶行知随处都在学习和反思，这在陶行知阅读的经历中，也是到处可见。即使是出国宣传抗日战争，他也抱着儿童看世界的心态，说“每一个小孩子都欢喜到外国去看看”，自认为是一个“大孩子”，他曾经写道，“世界是一个大学校，我要钻进去上课，我要在世界大学里去做学生。”陶行知也特别在意演讲的技巧，每一回在国外的演讲，不管是自己担纲，还是同行者出场，他都要研究形势、听众，并且总是考虑时刻抓住听众的心思。
同样的宣传中国的抗战，陶行知和胡适受命于不同的对象，一位是政府忌惮的“救国会”，一位出自政府的所托，二人的活动方式也是不同的，就好比是两条平行线。
1936年10月7日，二人在中国驻美大使馆“不期而遇”，但是根据记载，二人并没有太多的交流。
在谈到二人的关系时，王一心的书中写道，“陶行知与胡适虽同属兔，可就像两个属相犯冲的人一样，性格总不相得，当然不是性格，而是思想。”
1937年10月伦敦召开的世界反侵略大会，胡适并没有参加，虽然出席会议名单之中，胡适赫然在列。
陶行知在结束国外宣传抗战行程期间，自美国告别时，有许多华人送行，胡适自然也在名单中，但查阅后来历史记录，并没有找到二位交流的片言只语，而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之中，也只写到这么一句话，更耐人寻味：“到杜威先生家吃饭。”
联想起来，二位的分歧也属于当然。这不仅表现在所依靠的对象，和自己从事职业的经历，包括家庭出身（胡适父亲在仕途行走，而陶父则亦耕亦工），以及文化见解。而在王一心书中，关于陶行知对胡适所写白话文诗所作的批判，也可以看出，不再细罗列。
晚年于书斋中的胡适
甚而，二位在中国大陆一段时期的遭遇，虽归途不同，却也是出奇的相似，且都有传播杜威思想的罪名。胡适离开北京赴美，自然是“大江大海”时期中国文化界的一件大事，此后的岁月，直到改革开放时期，胡适在大陆都是被批判的对象。其人或在美国，或在台湾，虽是隔岸观火，但幼子却是永远地先是天各一方，后是替父受罪，终阴阳两隔，地域两分。
陶行知的身后，也是经历三起三落。一落于50年代初随电影《武训传》被批，二落于50年代后期那一场席卷文化界的运动，三是在十年浩劫之中再打入地狱。
王一心这样写道，“此后的二十年，历经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的多次政治运动，陶行知就像冰箱里的一尾鱼，冰冻在盘子里。”
直到1978年之后，胡适才开始在中国大陆的文化界不断地被提起。我记得反复观看的纪实片《先生》中之胡适之一集，片首之中的拍摄者，不断地在绩溪街头追问路人：你知道胡适吗？得到的对答，多半让人扼腕，或啼笑。
不远处的绩溪上庄，依然存在。虽然胡适并不出生在这里，但此处曾经包容和呵护了他的童年，开启了他的梦想。我在相去十八载的时间里，先后两次寻访上庄。第一次是出席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高中历史教材建设座谈会，与一众的教育同行和编辑，共同前往；第二次是近期专程地私人寻访。
二次之中，上庄的门票，是翻了十倍，以胡适故居中心的建筑也扩大了许多。但是，也都没有看到如大陆其他文化人的故居一般络绎不绝的参观者，内设的纪念馆中，也未见太多珍贵的摆设。
如今陶行知纪念馆在各大文化教育场所多有所见，远超于胡适的纪念空间
斯人已去，不堪回首。
胡适一别，据史载，再未回乡。
他来自徽州的上庄，也更来自20世纪中国文化的源流，此生为了自己信奉的文化传播和毕生的社会理想而四处漂泊。
他行走在中美之间，相望于台海对岸，身躯已化尘埃，文化之魂，则依然存续于文化传承的血脉之中。
而陶行知的影响，在三落之后，也于1978年之后同样迎来了更加的推崇。
1980年，陶行知诞辰90周年纪念大会在人民大会堂进行。
1981年，安徽省在歙县建立陶行知纪念馆并同时举办学术研究年会。此后，一个称作“陶研会”的研究机构，在全国各地纷纷设立，冠以“行知”之名的杂志、研讨会也是举目皆见，兴盛之至。南京晓庄师范、上海山海工学团、重庆育才学校、歙县行知小学纷纷设立。如今，全国各地以“育才”、“行知”之名的学校数不胜数，而陶行知的雕像和名言，在各地的校园里是随处可见。
查手机导航，从歙县西乡黄源潭村至绩溪上庄，如今车程57公里，行车时间1小时24分钟。当然，在交通不便的晚清时节里，若是两位少年相会互访，步行至少须一日，翻山越岭，步履蹒跚，行李需要肩挑或手提。或有水路通行其间，应是行者或经商者首选。
歙县古城门
从徽州大山里分别走出来的两个天才少年，也都选择了顺流而下，一位从南京出发，一位从上海启程，在清末民初的乱世之中，横渡太平洋，赴美求学，载誉而回，人生际遇之中，有分有合，终究划出了一条人生的平行线，但也是殊途同归，他们各自把一生的智慧，贡献于20世纪的中国文化教育救国的潮流之中，贡献于中西文明融通的艰难历程之中。
如今，陶行知安眠于南京劳山之上，身旁是他亲手创办的晓庄师范，还有他的至爱亲人同安眠。胡适安葬于台北，那里正是他父亲胡传生前最后的工作场所。
人生平行线，二者不相交。
大体而言，陶行知的眼光总是向下的，投身于社会的底层；胡适的眼光总是向上的，穿梭于社会最高层。一位行走在乡野之间，以启发民智为毕生的己任；一位穿梭在庙堂之上，以文化觉醒为今生的使命。
因山的绵延和水的曲折，徽州的廊桥也是一景
如今感慨二人之伟岸，不仅在于其人生激越，其言当铭记，其行当追随，还更在于行知的教育理想和适之的文化追寻，依然在路上，待后生来延续。
所谓二者平行不相交，也仅是出于读者的好奇心，别无他意。
从精神的追求层面出发，二位也是殊途同归的。
[注]《最后的圣人：陶行知》，王一心，团结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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