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你去看了吗？
01
“我看到，没有理由转身离去。”
看到这句话时，总忍不住泪目。
苏智良是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也是纪录片《二十二》的历史顾问。
1992年，苏智良在日本东京大学做客座研究员，在与日本学者的接触中，了解到“慰安妇”问题，从此踏上研究之路。
研究“慰安妇”问题25年，他一直不太喜欢“慰安妇”这一称呼。在日语词典里，“慰安妇”是指“到战场去慰问官兵的女性”，含有自愿的意味；他也不认同一些日本学者提出的“日军性暴力受害者”一说，因为这消弭了战时日本政府的组织责任。他平时使用较多的是“幸存者”。
战争后期，日本销毁了大量的资料，没有资料就不能再现历史，他们采用口述方式。但受访者回忆细节很痛苦，他们往往跟老人一起抱头痛哭，哭好了再问。
刚开始起步那几年很艰难，总有人怀疑他的目的，说他研究这个干什么，是不是要破坏中日友好关系。所幸，后来得到越来越多的理解和认可。
“做‘慰安妇’问题研究，不是希望去煽动什么。我们的使命是把历史搞清楚，哪怕揭开冰山一角。对于民间来说，还是要理性对待中日关系。”苏智良说。
为什么还在坚持做这项研究？
“我看到，没有理由转身离去。这是历史学者的责任所在。”
02
“别止于凝视”
在《二十二》之前，郭柯的另一部纪录片叫《三十二》：当时全国仅有32位公开身份的“慰安妇”幸存者。
现在再提起《三十二》，想起为了故事冲突甚至让老人摆拍，郭柯觉得愧疚。该用什么样的视角去呈现《二十二》？他纠结了很久。
最终呈现出来的影片没有特意压抑和伤感，也没有肆意渲染和烘托，没有把国家的灾难强加给个人进行升华，甚至整部片子都没有旁白，所有的讲述都由主人公完成。做饭、喂猫、午睡、看电视、摘花、压井水、搬着椅子坐在门前看雨、沉默，全是大段大段日常生活“乏味”的镜头，郭柯选择了最克制的表达方式。
“把这些老人当作亲人去看待，你的拍摄就有了分寸，问题就有了底线。”郭柯说。从拍摄结束到现在，3年多的时间里，有投资人撤资，有发行方打退堂鼓，有数不清的批评，在市场面前，他也曾自我怀疑过，但从没想过低头。
22这个数字一直在跳动，3年后的今天，这个数字暂时定格在了8。
每当一位老人离世，郭柯就会在纪录片片尾处给老人的名字加个框。他说，也许有一天，自己会把那些框全部抹掉，回到当初遇见她们时那样，老人对着镜头笑啊笑，彷佛这些年，她们从没有离开过。
03
“没想过他会还给我这100万”
2014年3月28日，郭柯在朋友圈发了这样一条状态：“我妈刚才电话我，说可以把老家的房子卖了来支持《二十二》的拍摄。”
张歆艺在下面回复：“不行就跟我说，我有。”
那时候的郭柯对张歆艺来说只是一个有一面之缘的陌生人，两人相识于中韩合拍剧的剧组，张歆艺是女主角，郭柯是中方统筹，因为老乡关系，互相交换了微信。
郭柯最初并没有把此话当真，只是感谢了张歆艺的关心。但到了5月初，走投无路的他只能到剧组找张歆艺。
当天晚上，张歆艺就把刚结的一笔片酬（100万）转给了郭柯，那个时候郭柯还没有拿到拍摄许可证。影片拿到龙标的时候，郭柯曾问张歆艺是否需要担任影片出品人，张歆艺拒绝了，最后只出现在特别感谢名单里。
影片快上映时，张歆艺恳请导演冯小刚在微博上帮忙宣传：导演，今天想麻烦您帮一部纪录片做个推广，不是我做的戏，是我资助的，一个幸存慰安妇生活现状的纪录片《二十二》。导演非常年轻，4年前他找到我寻求帮助，那时候在册的慰安妇还有大概不到三十位，后来拍完仅剩二十二位，前天电影首映，他告诉我现在只剩9位老人了。这几年他比我更努力，什么都没有做，专注做调查研究以及每年过年过节给老人们送去慰问和生活补给。我一直在支持他，但我从没有公开我是出资人，前一阵导演在央视接受采访无意透露了我的事，才被传开。几经辗转，这部《二十二》8月14要上映了，排片少，因为我的事，大家才有了讨论，有了媒体进入，我觉得不公平，片子本身值得关注，题材值得关注，排片更应该被保护。不知导演可否微博帮忙说一句。
张歆艺说，从一开始我都没想过导演会还给她这100万，早就做好打水漂的准备了。“我认为做这件事就是在为中国历史做贡献，我觉得这100万是值得的。”
04
“我也很后悔”
张双兵，是山西的一名乡村教师，更是中国“慰安妇”民间调查第一人。
1982年的秋天，他带着学生在校外活动，看到一个颤颤巍巍的老人在谷地里行走，他上去帮忙，后来跟老人日渐熟悉，通过聊天得知老人曾经两度被日军抓去当过“慰安妇”。
从那时起，他开始整理受害者口述历史，走访过127名幸存者，出版过纪实文学《“慰安妇”调查实录》。他希望帮受害者伸张正义，帮她们找日本政府索取赔偿，更是多次带着老人们前往日本出庭作证。
“这些老人受过的苦和难，很想说，很想把肚子里的苦水倒出来，很想跟人分担这份苦，说出来就轻松些。但是在这个环境面前，她承受的压力非常重，她有子女，她不敢说。”他说。
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终审判决：承认历史事实，但不予赔偿。理由一，诉讼时效已经过期，二，日本法律规定个人不能起诉政府。
现在，他说，我很后悔。
30多年下来，没有得到日本政府一分钱的赔偿和道歉，对于受害者来说一件耻辱的事情，反而通过这种方式让周围的老百姓甚至全国人人尽皆知。
“假如知道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的话，我不如不惊动她们。”
05
“如果日本政府道歉赔偿，这个事就结束了。”
米田麻衣，来自日本。
2008年，她24岁，朋友带她在东京审判庭听了一场审判——黄有良、林亚金、陈亚扁、陈金玉等8名海南“慰安妇”事件受害幸存者起诉日本政府的二审开庭。
这场庭审，改变了这个日本姑娘此后的人生轨迹。她加入“海南net”（在日本民间，有个律师团一直在帮助海南的慰安妇打官司，后来他们组建了“海南net”），接触对日诉讼的海南受害者。
2011年，米田麻衣大学毕业，为了能多做点什么，选择到海南师大读中文。认识本地懂方言的朋友，一起去乡下看望老人。
那时候海南岛上活着的幸存者还有很多，米田麻衣每个月都会去看她们，进屋就拿扫帚扫地，扇着扇子和她们聊天儿，寒暑假就住在山里。她在乎老人们是否快乐和孤独，比村里人对老人更亲近。
当时健在的七个阿婆，和她关系最好的是王玉开，米田麻衣的微博头像就是她和王玉开的合影，一老一少，一个用临高方言，一个用日语，也能聊得嘻嘻哈哈。她甚至被王玉开在同村认的儿子儿媳所接纳。她说；“这个阿婆是（海南）七个阿婆中生活最孤独的。”
后来米田麻衣因为身体原因回到日本，但仍把一半的精力花在与“慰安妇”相关的事情上。每年冬夏，她都要回海南看老人两次。她在日本普及亚洲的战争性暴力受害者史实、办影展、开讲座，推动官方道歉与赔偿。
如今，在海南，活着的慰安妇只有4个了，当年组成“海南net”的日本学生（最多时有300多人）团队核心成员已不超过10人。
这十年，米田麻衣不成家，不工作，死心塌地守着这桩事。
在东京、香港、台湾办活动时，都有人问她，这件事你非做不可吗？
她努力地组织语言：因为我们已经认识了阿婆，阿婆们还在，所以我们就想为阿婆做一些可以做的东西。因为阿婆还活着，这个不是过去的历史，而是现在还存在的问题。
那什么时候算是结束？
“如果日本政府道歉赔偿，这个事就结束了。”她回答。
如果日本政府永远都不赔礼道歉呢？
“那我就继续去海南，给她们一点陪伴。至少要告诉她们，我们不会忘记她们的存在。”
06
完成制作后，纪录片宣发费用紧缺，靠29135位朋友众筹，获得100万元；为让片子登上荧屏，二次众筹；两次共有32099位众筹者。
8月14日《二十二》上映，很多人甘当“自来水”。主动安利，但排片依然只有1.5%，票房300万。此后，几乎所有电影类自媒体都自发给这部电影做了宣传。
由于排片很少，很多地方没有场次，很多观众选择帮别人买票：即我想看《二十二》，但我在的城市没排片，我出钱请有排片的城市的朋友看。至此，星火燎原。
8月19日，《二十二》票房破亿，这是中国第一部破亿的纪录片。
从最初的步步艰辛，到如今的票房奇迹，每一位观众都是英雄。
07
日头出来点点红，照进妹房米海空，米海越空越好耍，只愁命短不愁穷。
出门人笑我也笑，回家人笑我忧愁。人进大门呵呵笑，我进大门眼泪流。
天上下雨路又滑，自己跌倒自己爬，自己忧愁自己解，自流眼泪自抹干。
这是韦绍兰13岁时，央着一位放牛的老人教的童谣，那时她大概料不到这一生会走得这么苦，其他的老人们，又何曾料到？这一辈子真的太苦了，好在，她们活下来了。
“这世界真好，吃野东西都要留着这条命来看。”（韦绍兰）（1920－）
“你们来看阿婆，阿婆就开心啊。”（李美金）（1927－）
“希望中国和日本要一直友好，不要再打仗。因为一旦打仗，会有许多人死去的。” （陈林桃）（1922－2013）
“谢谢你们。”（毛银梅）（1922－2017.1.18）
去电影院之前，我以为我会哭得不能自已，毕竟在家里看报道时都忍不住泪目。可是没有，受害的老人们就像我们平时接触过的老人一样，除了经历过惨痛的伤害，她们依然是普普通通的老人，有着简单琐碎的日常。
她们安静平和地生活着，不需要悲悯和同情。
我们来晚了，但愿还来得及。
她们要做的是忘记，而我们要做的是记忆，为了忘却的记念。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