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深

（郑重声明：本文系原创首发，文责自负）

去年夏天，我的生活短暂停摆了三个月，在这三个月中，我任由自己如同浮萍一样游走于深山中，遇见了一些人，也看到了一些事，此刻忆起，恍如梦境。

还未踏进三十岁的门槛，那时的我抱着最后再任性一回也无可厚非的念头，趁窗台上的芍药花尚未表现出颓败的迹象，辞掉了工作。在公司工作了两年，与妻子的关系同样维持了两年，生活一如既往，平淡而有序，为什么要结束它呢？我也曾试图从某些方面找出确切的理由，答案却是没有具体的驱动因素，换一句话说，这种现状的产生不遵循于一般逻辑。空气有点发闷的傍晚，我将为数不多的行李塞进双肩包，搭每两小时一趟的大巴车，去往距市区七十多公里外的J县。两周前，趁着去J县开会的空当，我租了一间房子，临着广平河，面积不大，正好够一个人住。估摸着，八点应该能到J县汽车北站，从车站再走十来分钟，就能到租住地楼下的农贸市场。市场大门口毛笔黑字注明，开市时间持续到晚8:30，如果时间来得及，我就能简单准备今天的晚饭。

雨有点大，司机控制了行车速度，照这样下去，也许会赶不上，赶不上也没关系，口袋里还有半袋苏打饼干。母亲的想法是，情况再怎么稀奇古怪，每天的生活都要一如既往地安排好，妻子亦然。我的想法则不是。果然，临近九点才走到农贸市场，大门紧闭。可能前一分钟，还有人提着热气腾腾的糍粑走出市场呢？也可能按时按点关门歇业？说它一整天都没开市也不是没有可能，回出租屋的路上，我不由自主地猜想着各种可能。

广平河是一条小河，长江的毛细血管，深青色的细长河流缓慢汇入长江这条主动脉中，夜晚时，会发出沉缓的流水声。我租这套房子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临河，而且这条河并不是一条安静的河。住在J县的这段时间，我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心思，饿的时候吃饭，困得时候睡觉，身心逐步恢复，母亲的担忧似乎也已被时间慢慢冲淡。但近期，她的焦虑还是显现到了身体上，打电话的时候告诉我，她的嘴角长了一排燎泡。

人与人之间都被看不见的丝线拉扯着，怎么能做到随心所欲呢？每当我下定决心要沉潜到自己的世界中时，无需多久，这种决心便会被外界的种种所动摇。三叔来的那天，我知道，这里的生活维持不了多久了。母亲请三叔来，为的是劝我动一动，老是闷在房间里，她担心我的心理出现问题。她总说，人总得干点什么，要不然，日子没办法过下去。我没有告诉她，每天傍晚我都会沿着广平河散步，星辰陆续点亮后才返回住处。

三叔在J县东南角的镇子乡音镇做农用机械经销生意，另外开了两家鱼场，供城里人钓鱼。他问我是否愿意去他新开的鱼场帮帮忙，只需盯着钓鱼的人别往塘里扔钓上来的小鱼就行。鱼场收费是按条计算，不论大小，一条十五。

带了几件衣服，我跟着三叔，开车往乡音镇走。一路基本都是上坡，路面狭窄，仅容两台车并行，车道两旁栽满了茂密的竹子，竹叶荫蔽下，阳光也少了力气 ，车窗兜进来的风吹在胳膊上，带来阵阵凉意。三叔不善言辞，只是一个劲地给我递烟，他自己也是一根接一根地吸烟。他满面通红，额头晒出来几道深凹的皱纹，与我上一次见他时的记忆不太相符。

面包车很旧，一股浓重的鱼腥味，后排座椅被拆卸掉，焊上了几组铁支架，中间卡着个白色塑料大桶，还能听到有造氧机嗡嗡的响动。

“趁着接你，进几条翘嘴儿。”三叔显得有些羞怯。

我点了点头。

一路上，有很多农用三轮车停放在路边，三三两两的农户挥着柴刀，在沿路竹丛中忙碌着。我有些反感这种占用行车道路的行为，三叔却不以为意，熟练地操控着车子一一躲避，身后装满水的大桶随着变向左右摇晃，我很快就感觉到有点晕车。在一个弯道处，对向突然冲过来一辆满载竹木的超宽三轮车，三叔方向打的过猛，加上桶中水的惯性，面包车右后侧轮子陷入了路旁一尺多深的水沟中。三叔轻声抱怨着晦气，一面自顾自地下车去查看，我也打开车门，站在路旁，空气中有樟树散发的清新气味，林子里有斑鸠叫的声音。

“我喊几个人。”他朝来路有密集人群砍竹的地段小跑过去。

“瓜娃儿配瓜妹儿，我自然配你咯...”不一会儿，三叔和六七个面貌黝黑的农户出现在转弯处，往车子这边走来，似乎在调笑着什么。一名身量很壮实的妇女佯装嗔怒，举起胳膊在公路上追打另一个瘦小男人，男人则一边大笑一边机灵地闪躲着。走到面包车旁，我朝他们笑了笑，他们同样笑笑回应，但我感觉他们先前的气氛似乎因为我，冷了下来。

三叔指挥着众人，围在车尾处抬车，自己回到驾驶位试着发动。我也凑过去，弯下腰试着抬动车子，他们“嗨呦”、“嗨呦”地使出全身力气，车子只是耸动几下，被前轮拖拽着向前挪动了一点。我的手被铁皮勒的生疼，汗水一丝丝从后背渗出。再次尝试，还是没办法解困。

不远处，接连停下来两三辆农用三轮车，男人们换下来力气小的女人，又一次同时鼓劲，后轮终于越上路面，我已经累得喘着粗气，蹲坐在路面上。

“城里来的哥儿，到这来，洗洗手...”女人们大声招呼着。

她们在护栏外不远处一条溪水旁，正撩起袖子，洗去脸上、脖颈上的汗水。我跨过护栏，小心地踩着湿滑的大石头，拢起一捧溪水，吸进肚中。冰凉的溪水顺着喉咙滑下去，激出一阵冷战。

抬头看过去，女人们正憋着笑，站起身一动不动，齐齐地望向我。

“小哥儿，你喝进去了吗？”年轻的女人笑出了声。

我正在发愣，女人们纷纷换了位置，从我的左侧，移至了右边。

“喝吧，盖顶山的泉水，干净得很，又凉又甜。”年轻女人的脸漾起微红，带着盈盈笑意。

我埋头又接连喝了几大口泉水，洗干净手臂上的污泥，从口袋里掏出纸烟，分发给倚着护栏正在闲谈的男人们。男人们讲话声音很大，像在吵架，敞露着肚皮，笑得十分肆意，从他们口中得知，原来三叔还担任着镇里草叶村的副书记。

天突然阴得莫名其妙，很快就落下豆大的雨点，打在竹叶上劈啪作响。男人们干脆脱掉身上的夏衫，借着雨水消解身上的暑气，他们根本不在意雨水打断了自己的砍竹计划，大喊着“走了！”，掉转车头，闹哄哄地回家去了。连绵的雨珠闯入干热的山野间，升腾起云雾，一种黑颈白腹的鸟孤零零得站在高耸的樟树枝头，四周只有雨打竹叶的声音。三叔检查了轮胎和他的鱼，示意我，可以出发了。

天空一点点地下坠，如同日食一般，能见度越来越低，我的胸腔也因为氧气含量的降低而变得憋闷起来。白天为什么能一瞬间进入黑夜呢？我并不是讨厌黑夜，只是不喜欢这种突如其来的晦暗，我缺乏消化这种晦暗的能力。

三叔放完了鱼，笨拙地抱着新被褥走上楼。

“多盖点，山里晚上还是冷。”

“村上有点事，我可能要过去几天。吃用方面，我已经和楼下搞绿化的两口子说过了，先跟他们搭伙，这里没多少客人，碰上钓了鱼苗不想交钱的，你也不用跟他拉扯......什么时候想通了，就给我打电话。”三叔说话的口吻和父亲一模一样，我感觉眼睛有些酸。

三叔走后，我独自坐在窗边，暴雨仍在不断击打着不远处的鱼塘水面，发出瓷器破碎的声音，扯断的乌云间隙透过来几束耀眼的金光。可是这直插而入的几束光亮，和周围的黑暗泾渭分明，山林并没有因它的出现而稍显明朗，因此形成一幅奇妙的景象，仿佛只有光线是坚实的，客观存在的，而草木鱼虫，则构成虚无缥缈的混沌。太阳要落了，我在想那些初来乍到的鱼，是否还习惯这不平静的水塘呢？

有人上来了，是个五六岁的小男孩，长得很白净，圆溜溜的大眼睛。

“吃饭。”

男孩鼓足勇气轻声说罢，随即摇摇摆摆地快速奔跑下楼去了。

久不与人接触，饭桌上，我机械地扒着碗里的米，夫妻俩也不刻意打破沉默，只是频繁问我需不需要添饭。奇怪的是，短短数周，我竟觉得与栽培城市用绿化林木的两口子相识许多年了。夫妻两个都是淳朴憨厚的本分人，我偶尔骑摩托车去集市，带回来一些咸肉、鸭蛋、蔬果，搞得他们十分抹不开面子，似乎是占了我多大的便宜。他们的儿子，五岁的滔滔没有上幼儿园，跟着父母奔波的日子久了，性格不同于同龄的男孩，多了些沉稳和乖巧，非常惹人疼爱。两口子忙碌的时候，想要将滔滔拜托给我照料，我非常痛快地答应了他们。接下来的日子里，滔滔总是和我待在一起，大多数的时间，我们坐在岸边的石头上，“监视”着为数不多的钓客。滔滔经常在三四点钟，太阳最盛的时候睡着，倚着我的膝头，鼻翼一张一张的，面颊上的细绒毛在太阳下泛着银光。鱼场没有人影的时候，滔滔和我会去追赶低飞的红头蜻蜓，拿树枝逗弄呱呱怪叫的癞蛤蟆，滔滔开心的时候并不笑，他只是抿着嘴角，眼睛里闪着光亮。

有一天，滔滔问我“那只鸟为什么一直站在那里？”，他指的是那只黑颈白腹的长尾鸟。

我看向对岸，从成片竹林中突出来的樟树树冠，那只鸟正随着站立的枝头左右摇曳，仿佛置身于墨绿色的海中。它身姿挺拔，高傲地站着，并不发出鸣叫。在不需要觅食的时候，鸟儿是如此静默，相比于流淌的云朵、摆动的竹叶、聒噪的风，它是如此静默。

“它跟你一样，在睡觉。”我看着滔滔。

“但它站着。”

“它站的地方太高了，不能睡得太沉。”我这样解释。

“所以站着也可以睡着？”

滔滔麻利地站起身，眯着眼睛，面向太阳。

“你看,我睡着了。”他嘿嘿傻笑了起来。

父母晚归的时候，滔滔会把小板凳一个个抱到院子里，围着矮木桌摆得端端正正，然后站在一旁看着我做菜。

“饿了吧？滔滔，我听见你肚子在咕咕叫。”

滔滔摇了摇头。

“滔滔，你喜欢吃拌苦笋吗？”

滔滔摇了摇...又点了点头。

天很暗了，蝉声愈发密集，水面滋生的飞虫绕着昏黄的灯一圈圈打转，滔滔端坐在小板凳上伸长脖子张望，我挥着蒲扇赶去驻留他耳边的蚊子。

夫妻俩积攒了一身的燥热，脸庞红扑扑的，他们脱掉外套，在院子边抖去尘土，男人捏捏滔滔的两颊，笑着问道：“乖不乖？”

我很珍惜这种偶然间降临的快乐，即使它不能陪伴我很久。

三个星期之后，三叔回来了。他的意思是让我到村里协助工作，村公所新添置的电脑没几个人会使用。等滔滔的爸妈回来后，趁着天还没黑，该走了，我折好竹叶蚂蚱的最后一条腿，拿给滔滔，接着坐上面包车。滔滔坐在小板凳上，伸长脖子，一个劲地张望。

我住进了草叶村村公所附近的一栋闲置民居，清早起床后，外头雾蒙蒙一片，院坝里茂密的鸡冠花花叶上拢了一层水汽，远远看，丝绒一般。走几步到村公所，还没人来上班，我坐在水泥砌的乒乓球台面上，望向浩渺云雾间点缀在山林中的几栋砖瓦房，破败得像生了病的样子。这个村子实在太荒凉了，人造物可怜地蛰伏在幽深的山谷中，看着随时都有可能被肆意生长的草木吞没掉。

骑三轮摩托车的老者打开村公所大门后又走了，我在办公室里无事可干，帮忙调试好了三台电脑，顺便下载了些办公软件。随着山间变得越来越亮堂，陆陆续续来了几位办事的村民，简单的开个证明、盖个章，能搞定的我尽量帮他们弄好，复杂点的事项就一一记在纸上。时至中午，三叔打电话来，说村里的干部全体出动，去处理一个纠纷，让我到后院菜地里摘点菜，在村公所小食堂里随便做点午饭吃。我揪了点海椒和长茄子，下了锅汤面，吃完后在办公室待到下班时间，锁好村公所大门，把中午剩下的面条热了热，就着生蒜，一口不剩地喝完，然后开始沿着山路慢慢散步。

山谷底部有一条十来米宽的浅河，水很清澈，河畔长满茂密的芦苇，河中密密麻麻嵌着冒出头的大石头，三两只通身雪白的鹭鸟单脚站立在石头上，成群的水鸭在石头缝隙间划走。聚在岸边浣洗衣裳的大娘，瞧见我，扬起手打招呼。

“是哪个村的呀？没见过。”

“外地的，刚到村上帮忙！”我大声喊道。

“领导喔！”带紫色头巾的大娘在河水里搓洗干净手，从竹筐里拿出三四颗柿子，“吃个柿子呦，刚摘的。”

我笑着摇摇头。

“来嘛！吃颗柿子嘛。”她说着朝我走过来。

我赶忙快走几步接过来。

“我就说嘛，这个村还有我不认识的人？”大娘笑着从筐子中拿出小刀递给我，“削了皮吃，这是脆柿。”

第一次吃这种脆柿，口感类似于半硬不软的桃子，很甜。

“乡里头条件差，可比不上城里哟。”大娘端详着我，像在观察一只从未见过禽鸟。

对于为身体服务的生活条件的好坏，我一点都不在乎。

“大娘，这个村有多少人啊？感觉有点冷情。”我问道。

“没有一千，也有八九百，年轻的都出去打工了，剩下的老人、小娃儿也得有四五百号。”

“我看种地的很少。”

“山多地少，都靠砍竹子、养蚕找点钱。”

我蹲在石头上点了根烟，正和大娘们闲谈，下游处突然传来杂乱的嬉闹声，夹杂着几声狗吠。

“杨二娃那一帮子又欺负瓜娃儿嘞，这些崽子，一天好事情不做。”

“瓜娃儿？”

“村里的傻子，崽子些老是放狗咬他。”大娘叹了一口气，“活得造孽。”

我顺着河流走过去，看到三个十四五岁的半大男孩站在河边叫喊着。

“莫跑！”

其中个子最高的男孩手里牵着一条黑毛狼狗，那狗把前爪插在河水中，正呲着牙跃跃欲试的样子。河的对岸，有一个披头散发的男人，在弯腰捡拾浅滩中的鹅卵石，整个脑袋乱糟糟得看不出长相，身上还穿着黑黢黢的厚毛衣。没看出来他有害怕的感觉。

“不能放狗。”我掏出烟盒，又点起一支烟，“放狗，把你们都抓了去。”

狼狗转移目标，朝着我狂吠了起来。带头的男孩转过身，一脸不忿地看着我，不忿中包裹着几分胆怯，他正在根据我的形象和语气，调整自己的面部表情。

“你是哪个？”男孩大声说道。

这种年龄段的男孩，言语吓是吓不住的，讲道理更讲不通，我装作拍裤腿，手指夹起一颗鹌鹑蛋大的石子，出其不意地用力朝狼狗砸过去，正好砸在狗鼻子上。这一下有点重，狼狗团起身绕到男孩身后，发出刺耳的惨叫。男孩们的胆怯，这时已经明显地写在脸上了，带头的那个却不想灰溜溜地离开。“给根烟，我们就走。”，他装腔作势地嚷道，声音有点颤抖。我抽出两根烟甩给他，接着又从地上捡起一颗更大一点儿的石头，男孩们拉着狗，一溜烟跑上了公路，没一会儿，就不见了踪影。对岸的男人扔掉手里的碎石子，若有所思地看着我，他上身套着厚毛衣，下身是一条皱皱巴巴的旧皮裤，脚上穿的却是一双凉鞋，站在那里，仿佛一座风格粗粝的泥雕。

我举起烟盒，朝他招招手。男人愣了片刻，敏捷地踩着河里的石头走了过来，我为他点上烟，他捏在满是干泥的手上，半天才抽上一口。

“在哪住啊？”

不知是听不懂还是紧张，男人开始不断变换蹲着的姿势。

“你多大了！”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大声问。

他好像有点明白了，左手伸出四个指头。面对面看，他的脸上有一层油污似的日积月累形成的覆盖物，唯一能看清细节的只有眼睛，他的双眼透出来孩子般的纯真，但还是有种呆滞的感觉，证明他的精神方面存在着某种疾病。

“四十岁？”

男人皱起眉毛，快速摇着头。

“四岁？”

男人低着头不表态了。

我注意到他抵着头的时候，一直用余光偷瞄我，可能是我身上的某个物件吸引了他。

“眼镜，玻璃做的。”我摘掉眼镜递给他看，他并不伸手接，头埋得更深了。

“你的眼睛看不清东西吗？”我问道。

男人站起来，好像准备要走了，他跑到芦苇丛里拎出一串身躯还在扭动的小鱼，嘴动了动，应该是想要问我要不要，最终他没有问出口，沿原路越过小河，隐入对岸密不透光的樟树林中去了。

第二天上班，我跟三叔说起了“瓜娃儿”，三叔听着听着却笑了。他说，我们这个草叶村，不但有个“瓜娃儿”，还有个“瓜妹儿”，都晓得云南坳媒婆子多，连傻子都要成双成对地来。

草叶村和云南挨界，村子整体地势较高，形如凸入海洋的半岛，被云南的地界半包围着，当地人去云南称为“下山”，云南人来这里叫“上山”。瓜娃儿是什么时候上山的，三叔也不太清楚，大约两三年前，他偶尔听到村里人传，村北山林间出没着一个“野人”，似乎是从云南坳跑来的，鬼鬼祟祟的，见了人就躲进林子里。很快，这件事在闭塞村庄里传的越来越邪乎，那阵子，每临天黑，北山傍的各家各户都紧闭门窗，唯恐被不干净的东西沾染上了。老百姓不时反映，村干部和派出所的警察专门上山去找寻这个“野人”，有几次碰上了，可怎么追都追不上，“野人”在茫茫大山里越跑越深，仿佛真的是村民口中传的“山灵”。后来，“野人”出没在村民视野中的次数越来越少，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直到瓜娃儿突然出现在集市上兜售河里逮的小鱼，大家才意识到，这个从没见过的傻子，就是“野人”。

至于“瓜妹儿”，三叔对她的情况有所耳闻。他讲，听云南界的老乡说，“瓜妹儿”的父母是掉进塘里淹死的。女人有眼疾，脑子也不正常，掉进水里的时候不声不响，周围干农活的人在塘边发现她的旧棉鞋时，水面已经平静得像什么都没发生过。男人赶来，脸色铁青，一声不吭，直直跳进了塘里，会水的下去捞，只捞上来两具尸体。在那之前，瓜妹儿是村上为数不多升上高中的女娃，性格很内向，见了人也不爱打招呼，父母离世后，不知是遗传显现，还是刺激过大，她的精神确实是不正常了，走在路上，像只没了半条命的野猫，总是在天黑的时候凄厉地尖叫。之后她高中也不读了，很长一段时间见不到人影，村里人以为她去外地打工，后来才晓得她跑来草叶了。

“这俩是天生的对头。”三叔说，“犯冲，不遇到还好，遇到了就跟上辈子有仇似的，你不能在旁边看着，越看打得越厉害，恨不得把对方生吃了。傻子不是个东西，照着女娃的头猛锤，不解恨还上脚踹，女娃也了不得，没头没脑死命地抓，直抓得傻子脖子、脸上淌血。”

“我问过女娃，跟他有啥仇。可她也说了，不认识那个男的。我问，不认识为啥打架，她就不说话了。我猜啊，两个人都在河里逮鱼，搞竞争哩。”三叔说玩哈哈笑了起来，整张脸像个皱皮核桃，这可能是为数不多能让他笑的趣事。

“他们住哪里？”

“女娃，住政府边上的公家房，男的就不晓得了。”三叔意犹未尽的样子，“知道你来村上的第一天，我们干啥去了？”

我摇摇头。

“瓜娃儿把人打了，村里的杨二娃，杨二娃的老汉儿拿刀喊着要把瓜娃儿宰了。”

“杨二娃？”

“村北杨炳文的崽儿，前几日头上肿的跟毛桃一样，瓜娃儿拿石头砸的。”

“最后怎么处理？”我感觉心里有一股无名之火。

“咋处理，村里出医药费，派出所的准备这个月内把瓜娃儿抓住，送到精神病院去。”

看我良久无语，三叔自觉这番叙述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反应，便也沉默了。

双号日子镇上赶集，一大早，我来到集市上。虽说可能性很小，但警察并没有大张旗鼓地开展“追捕”，也许瓜娃儿还会来卖他的鱼。集市上熙熙攘攘，粗略找寻一圈后无果，我打算从巷尾走到河边散散心。

行至半途，我看到砖石小路的尽头，桑树掩映下，有个女孩，十六七岁的样子，双臂环抱着膝头，团身坐于沙土地上，面前敞开的塑料袋里，大大小小有七八条鱼，大部分鱼仍活着，鱼尾不时摔打着地面。

“在这儿可卖不出去。”

女孩微微抬头，眼睛却还是木然地盯着地上的鱼。

“我想挑两条大的，多少钱呢？”我蹲下身，捏着尾巴拎起一条大鱼。

“十块。”，她指着其中三条较大的，“五块。”，她指着剩下的小鱼。阳光突然变得很刺眼，她不自觉地用手指将脏了的袖边往内侧卷。

“好。”我把钱递给她。她从脚底抽出来一条草绳，穿过鱼嘴系好给我后才接过钱。

“这些都是你抓的？”我笑着问她。

女孩没有回答，站起身眺望驶过来的一辆摩托车。她把剩下的鱼悉数交给了摩托车上的男人，抓过来一把皱皱巴巴的零钱。

女孩走远几步，拍了拍身上的沙土，朝着河滩走去，看样子还要再抓些鱼。

我顺着村民砍竹辟出的小路爬到半山坡，找了一处背阴地坐下，远远地观察着河面乱石上正躬身等待鱼儿的女孩，她屏气凝神，化为了鹭鸟中的一员。时间在静止中慢慢沉淀，不知道已经过去了多久，鹭鸟们不时将长喙刺入水中，衔起属于它们的小鱼，只有她，还在长久地等待着，日光推动她的影子，不断地向石头上面爬。

她那有足疾的母亲何苦要去湿滑的水塘边呢？我想起妻子的一个同学，在自家阳台上失足坠楼死了，警方根据一同坠下的清洁用具和推断出他生前的身体姿态，给出了属意外事件的明确论断。可是，与他相识的人包括妻子，潜意识里始终认为他是自杀。妻子说，像他那么谨小慎微的人，怎么可能探出十七层的阳台做什么清洁。那他就有勇气自杀了？我问她。她解释说，就是因为胆小，心思太敏感，才有可能自杀。葬礼由他的哥嫂来筹备，当天，一众人在简易支起的灵棚外推杯换盏，忙着与老人叙旧、与新人攀谈，妻子则面无表情地在一旁嗑着瓜子。我看着烟雾缭绕后妻子同学的遗像，突然觉得她的猜测有可能是对的，要想活着，就不能太动情，要和大多数人保持一致，活的有“韧性”。但有些人，始终是做不到的，当你告诉他，美的不再美，丑的也不再丑，人生不过是随隙淌下的水流，过分在意无谓的乱石和花朵，犹豫辗转，就汇不入河中了。可那些人或是胆怯、或是固执，始终领悟不到其中的精髓，一如站立枝头的那只鸟，想必也是只固执的鸟。

白鹭并不会因为鱼获的多少而抱怨命运的不公，但人会，人总会因为一些注定了的“不完美”而反思自身，反思的多了，便酿成了痛苦。此刻，我多希望她能够捉住一条鱼，不用很大，仅如手指般粗细亦无所谓，只需证明这一切，并不是针对她。

直到腹中饥饿感愈发强烈，日头也有了下沉的趋势，她仍一无所获，草绳串着的鱼也没有了挣脱的欲望，不过还是偶尔张一下嘴，表明自己还没有彻底失去活性。返回村公所后，我把鱼交给三叔，经过他一番操作，成品着实诱人。原本三叔就是厨子，年轻时，在外省的好几个高档饭店掌过勺，厨艺相当了得，收入亦颇丰。为何选择回来，又是在这样一个偏僻的乡镇做起了生意，原因不得而知，他也从来不提。母亲常常试探性地问他是不是和女人有关，三叔每次都是不耐烦地岔开话题。

“在外面好好的，为啥回来呢？”吃饭的时候，我鼓起勇气问出了我一直想问的话。

“在哪儿过不是过。”三叔吃了两口又抽起烟来。

“真就这样一直一个人？”

“年纪都多大了，想再多都是瞎的。”他摆摆手。

三叔比父亲小两岁，今年应该五十七了，至今未婚。自从他三十六岁时从外省回来后，很少与亲戚走动，每次都是父亲打好几通电话，他才会和我们见一次面。二十一年中，三叔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衰老着，不知他真实年岁的人，看到他触目的白发和满面风霜，恐怕都会认为他已年近古稀，而这些年同样是我迅猛发育的时期，面貌的剧变体现在每一次的见面中，是一种深深的尴尬，像两个陌生人，不断地尝试着套入叔侄这层关系中。

“有人愿意坐过山车，有人愿意坐摇摇车。”三叔冷不丁地说道，“咋样不是混到个七老八十，埋土里完事了。”

基层干部的工作，繁忙的时候忙得焦头烂额，空闲的时候又是一连好几天无事可做，三叔说，一年中开春的时候忙，入秋时忙，年底忙，老百姓忙的时候我们就忙，下一年还是一个样，开春、入秋，年底忙，一年连一年，永远没个头。

时间对于三叔来说，就像大山里的雾，流也流不走了，所以分外难捱。

留守村中的老人们何尝不是这样。自我来后，渐渐与他们熟络起来，闲聊时，老人们讲的永远是自己年轻时的事，仿佛生命已然在年轻时的某个节点戛然而止了，从此他们只是以追忆者的角色活着，一遍又一遍地咂摸着过往的时光。这其中，有一位刘姓的大娘，讲得最为绘声绘色，她把自己年轻时的美貌形容为“眉目如画”，讲与丈夫的初遇，用的是秦观的“金风玉露一相逢”，她说自己青春的落幕是一场杜十娘式的悲剧。她的生命，早已幻化为自己想象中的模样，在这种想象中得以窥见某种意义，不失为一种通透。虽然在她忘情地讲述中，我很少作出回应，但大娘似乎已经把我视为难得的“知己”，每当日头西斜，她经常走二里山路来到我的住处，询问我是否吃过晚饭。我曾向她谈起村北杨炳文的情况，大娘说，他小的时候也是个多么乖的孩子，说话轻声细语得，那些年，别家小孩都还没睡醒呢，他已经背着自己还重的猪草朝家走了，腰弯得像个虾米，家里头穷，在外面被人欺负怕了，才变成了如今这个性子。

山里的桂花仿佛一夜之间绽开了，属河岸的一排开得最为繁盛，大娘邀请我一同去采桂花，期间，她讲述着由桂花唤醒的又一段难以忘怀的往事。

正午，花气熏人，使人有一种迷醉的感觉，吃完带来的米糕，我们在树下短暂休憩，晃神间，我瞥见那个女孩也跨个竹篮，走近边上的一颗树摘起花来，神色不似初次见到时的那般落寞。

“底下的都被人采了，要把枝子拉下来摘上面的。”我上前折弯一枝肥大的花束。

女孩一瞬间脸颊绯红，只顾快速摘取着花束上的桂花。

“多大了？”

“十七。”女孩回答得很迅速。

“云南人？”

“嗯。”

我注意到她的手，应该是频繁下水摸鱼的缘故，关节处有些红肿。

“一起摸鱼的，是你的朋友吧？”

“他才不是...”她的反应让我完全看不出来有心理疾病。

交流停顿了片刻，或许是意识到我已经问了几个问题，而自己一个也没问，女孩怯生生地挑起话头。

“你是...城里来的？”

我点头回应。

“哦。”她跟着点点头，“城里啥样子。”

我发现女孩的普通话说得很好。

“人比这儿多，树没有这儿多，花也没这儿多。”

“那...为什么人多？”

“鸭子为什么总是成群结队地走？”我反问道。

“怕走丢了？”

“就是这个道理。”

女孩弯起嘴角笑了起来。

我们不停地采，不出半个小时，她的竹篮里已经堆起一座“小山”。

“够了吗？”

“够了...”

“我还想抓条鱼。”女孩放下竹篮，挽起裤脚，跑到河水当中。

满目晴空，我躺在散落着桂花的杂草地上，倾听树叶划过风的声音。

瓜娃儿的出现打破了山谷的寂静，他从樟树林一溜烟跑到女孩身前，故意跳入女孩身前的河面，上蹿下跳，折腾起的水花惊飞了周围觅食的白鹭。我看到女孩只是站直身子，没什么反应，眼睁睁地看着瓜娃儿趟进远处的深水里，若无其事地游起泳来。

女孩继续捉鱼，瓜娃儿似乎是游得没意思了，爬到石头上，同样扎起架势，很快就从水底捧出来一条看起来不小的鱼。我觉得他们之间的氛围并没有因为刚才的“冲突”而暗含火药味，反而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恬淡引起了我的兴趣。瓜娃儿每次逮到鱼，都要举过头顶炫耀一番，然后像藏宝贝一样，把鱼藏到芦苇丛里，女孩看到瓜娃儿炫耀，越来越沉不住气，悄悄拿起石子朝他投过去。虽然瓜娃儿捉鱼的水平比较高，但他的心思似乎并不在鱼上，我观察到他有意放走了几条本唾手可得的鱼，目送着那些黑黑的脊背迂回游走，直至游到女孩的面前，女孩快速伸手去抓，瓜娃儿亦暗自交叠双手，做出紧锢的动作，不料女孩还是扑了一个空，他赶忙转过头来佯装不知晓。两个人不时看向我，瓜娃儿指了指身旁的一块比较平坦的大石头，我笑着摇摇头，我还不太敢赤脚站在满是青苔的石头上。其实我更愿意看着他俩，他们让我想起了自己小时候。

可事实证明，我也许是在自作多情。树后一直酣睡的刘大娘醒了，她看到正在河中摸鱼的两个孩子，长长得吆喝出一嗓子“莫打架哟...”。注意到岸上还有其他人，瓜娃儿像条件反射似得马上绷直了身体，他转身向女孩走去，扬起手一把将她推倒在了河水里，女孩也瞬时像变了一个人，抓住瓜娃儿的脚，将他拖入水中，两个人在河中撕打了起来。“莫打，莫打...”大娘弯腰拍着大腿，大声地朝他们喊着，可越喊，他们的动作就越发激烈，相互扯着头发，口中发出沉沉低吼，如同两头毫无理智的野兽。等我跑过去，他们已经双双倒于河滩上，但手还是紧紧抓着对方的头发，我走近，费了好一会儿功夫，才将他们分开。

地上散落着断发和不知是谁的血，女孩气喘吁吁地坐在石头上看着瓜娃儿，眼睛里全是厌恶。浑身湿透的瓜娃儿，拉扯变形的衣服耷拉在腰间，活像个大倭瓜。他倔强地挣脱了我的阻拦，头也不回地向樟树林跑去。没过多久，女孩也离开了河滩，留下我跟大娘面面相觑。

“都是些可怜人，何苦呀！”大娘不禁感慨。

“这种情况发生过很多次？”我问道。

“自从前年，我见过他俩多少次，他俩就打过多少回架，南山的、北山的，都有人见过他俩打哟，死命地打...”

我猜想，大娘可能从来没有见过他俩独处时的情景，她认为二人已然水火不容了。可今天发生的一切分明给我这样一种印象，瓜娃儿与瓜妹儿，他们相爱了。

月亮跃出山头，清冷月光融入终日不散的云雾中，丝丝缕缕的桂花香气在山间流淌着，这一夜，我梦见了滔滔。

爸爸的手指没了。说这句话的时候，滔滔哭得像个泪人。

我一点都不怕他们，可是，老师不喜欢我。滔滔擦干了眼泪。

我问滔滔，你不开心的时候，会怎么办呢？

滔滔挠挠头，做出思考的样子。

这是元宝草，可以吹响。他又笑了。

远离人烟的日子慢悠悠地走过，突然拥有了很多时间，我可以心无旁骛地看看云彩，坐在河滩上数点路过的水鸭，农户采摘果子时，我上前搭一把手，静寂的夜里，抵挡不住的回忆袭来时，我默默择去其中切肤的碎屑。

母亲打电话来，问我何时回去，我说这个月底。是时候，也应该回去了。

八月二十三日，出事了。

嘈杂的吵闹声把我惊醒时，我看了看手表，已经是深夜一点多了，当我套上衬衫走出房门时，发现声音是从山坡上的村公所传来，走上去，看到村公所门前闪烁着刺眼的车灯。七八个人正在激动地争执着什么，三叔也在，他招招手叫我过去。

“我说了，我们一定抓住他。”说话的是一个穿着制服的警察。

“我肯定把他宰了！我肯定把他宰了！...”光膀子的男人咬牙切齿地不断重复说着。

“先把小孩送医院啊！”三叔无可奈何地喊道。

“不送！”

“我就是让你们村干部看看，你们干的什么好事！”

男人粗鲁地拉着男孩的胳膊，将他拖到当中，我认出来男孩就是上次在河边牵狗捉弄人的杨二娃，他的右肩膀处被一根一米来长的竹子贯穿而过。那根竹子前段垂于杨二娃胸前，头部削得十分尖利，血液正顺着竹子端部滴落在地面上，在车灯照射下，杨二娃的面色显得愈发苍白。

“我们一定抓住他。”三叔大声说。

“什么时候！”男人不依不饶。

“三天，三天行不行。”

“三天抓不住，我就宰了傻子。”

众人小心翼翼地把杨二娃安置在车上，向医院赶去。我越想越感觉到惆怅，按理说，瓜娃儿干不出这样的事，但如果他真的伤人了，警察一定会动真格的。

回住处的时候，我看到有个身影蹲在花丛里，是瓜娃儿，除了他不会有其他人。

“是你干的？”我把他引到房中问道。

瓜娃儿恨恨地点点头。

“为什么？”

瓜娃儿突然哭了。

“他们又欺负你？”

他还是不住地哭。

“他们欺负瓜妹儿了？”

瓜娃儿使劲点了点头。

“你最近先别出来，躲山里，知道吗？”我打开柜子，装了一口袋饼干递给他。

瓜娃儿没有接，他犹犹豫豫地从裤兜里掏出来一个棉布包裹着的物件放在桌子上，随后无声无息地离开了。

从天刚蒙蒙亮一直“追捕”到晌午，一个山头一个山头搜寻，个个累得汗流浃背，呼进呼出的热空气撩拨的嗓子眼生疼。正当我庆幸瓜娃儿听了我的话，躲进大山深处的时候，他却冷不丁地出现在了视野中，他散漫地背靠着临河的樟树睡着了，头戴一顶柳枝和野菊花编成的花环。

“在那儿！”同行也有人发现了他，惊呼起来。

瓜娃儿丝毫没有察觉，还是沉睡的样子，我连忙捡起石块，趁其他人没注意，朝着那棵樟树投掷过去，转过头，发现三叔边跑边双眼圆睁瞪着我。其实瓜娃儿根本没睡着，他展开双臂伸了一个懒腰，不紧不慢地换了个舒服的姿势，斜睨着冲自己而来的人们，脸上展露出戏谑的笑容。我注意到他寻找一圈后，直直地看向了我，眼睛里藏着某种深意，一刹那，我有种感觉，感觉他自始至终都在演戏，他一直都不傻，相比于歇斯底里的狼狈“追捕者”，他反而是最自如、最冷静的正常人。镇里的高个儿干部气势汹汹地向瓜娃儿扑过去，场面像飞鹰扑向鸡崽，瓜娃儿没有束手就擒，似乎要戏耍一番，他泥鳅似得翻滚到树的另一侧，高个儿一击不中，脑袋结结实实顶在了树干上。瓜娃儿抬腿就跑，后面的人慌忙去追，他给人感觉像有使不完的劲，在樟树林里上蹿下跳，眼瞅着就要跑出我们的视线之外了。谁承想，他绕了一圈后又跑了回来，调转方向，一头扎进河滩烂泥地中，步步深入，看样子试图穿河而过。瓜娃儿在泥地里蠕动，疲乏至极的众人抓住机会，赶忙跑过去，甩出绳子，套兔子似的把他套住，拽了上来。

“审讯”是在村公所进行的，怕再起冲突，三叔没有告知杨二娃一家。从第一次见到瓜娃儿，我就从来没听他讲过一句话，这次同样如此，瓜娃儿坐在椅子上一声不吭，大家已经快失去耐心了。

“他这么做，是有理由的。”

“什么理由？”

“有人欺负了瓜妹儿，是吗？”我面向瓜娃儿，郑重地问道。

他轻微晃了晃头，不知道是摇头还是点头。

“再怎么欺负，也不能伤人。”有人说。

“放屁。”

“你说什么？”

三叔过来拍拍我的肩膀。

真相到底是什么，我们找来和杨二娃同耍的两个初中生，两个孩子木愣愣地站着，对当晚发生的事情缄口不语。我们又去找瓜妹儿，可在镇里、河畔、山间，找了一个遍也没发现她的身影。事情的发展不在我的掌控内，最后，瓜娃儿还是像犯人一样，被送往了县城精神病院。

离月底还有三天，马上就要到我跟母亲承诺的回城日了，这几天，三叔也一直在我耳边提醒该回去了。但我的心里始终有一团浊气，堵得人无法平静，一会儿想瓜娃儿，一会儿想瓜妹儿，接下来，他们该怎么生活下去呢？

临下学的时候，我又一次来到中学门口，终于守到了那两个男孩，他们看到我，背着脸想要躲过去。

“这是要坐牢的，你们知道吗？”我跟在他们身后，不动声色地说道。

他们的步伐越来越慢，在小路的隐蔽处停下了。

“准备说了吗？”

手腕细溜溜的矮个儿男孩垂下脑袋，脸色煞白，想说又不想说的样子。

我安静地等待着。

“我俩没干...”另一个男孩率先开口。

“干什么？”

“是杨二娃，他要睡...”矮个儿男孩的眼泪，线一样流了下来，“他要睡那个女的...他还打她...我们哭...他还打我们...傻子来了...他和傻子打架...我们就跑...跑了...别告诉老师...”男孩越说越激动，哽咽得喘不过气来。

两个男孩一起“呜...呜...”哭了起来，袖子抹得眼泪鼻涕糊满了脸。

“我不告诉老师，但你们要亲手写下来。”我让他们从书包里掏出来本子和笔，把前后经过写下来签好名字。

“后悔不？”我问他们。

“后悔...”男孩们怯怯地看着我。

“你们说的傻子，也是跟你们一样的孩子。”说完，我看到他俩又溢出了眼泪。

我拿着“证词”，前往派出所进行澄清，接待的民警无奈地表示，即使有了证据，瓜娃儿伤人是确实存在的，对这样有一定危险性的精神病患，还是交由精神病院管理稳妥点。我无法向他解释，瓜娃儿并不是孤身一身，有人在等待他。因为除了我，没有人可以理解。他们了解完情况，表示会重点对杨二娃进行教育，我没有再说什么，离开了派出所。

后来，瓜妹儿出现了，我们没再问她什么，三叔让她去自己在镇上的农具店里帮忙，几天下来，瓜妹儿干得很不错，三叔说，感觉门头都亮堂了。

离开草叶村的那天，山野间突然起了一阵秋风，这风真奇怪，干巴巴得不含一点水分，仿佛是从戈壁滩里刮过来的。漫山的落叶纷纷扬扬，铺洒在山路上，和来的时候一样，视野之内一片荒凉，我的心也空落落的。三叔拿着一件他年轻的时候穿过的皮夹克，硬要我套在身上。

“好好干。”说完，三叔吸口烟，不知道该再说些什么。

“我走了，三叔。”顺路去市区的车来了，我看了看三叔，又望了眼那只始终停在枝头的鸟。

草叶村距离我越来越远，下山的路上，看着窗外徐徐掠过的山脊，沉沉的酸楚之感淹没了我，我把头偏向一侧，不让人看到我即将掉落的眼泪。

忽然，我意识到，有一件事我还没有做。我从包里取出那个包裹了好几层的棉布团，拿出一片满是磨痕的眼镜片，虽已陈旧，但还能反射光亮，我看到镜片上双眼微红的面孔，憔悴得连自己都认不出来了。进入县城后，我请司机停下车，我还想再见瓜娃儿一面。

瓜娃儿背对着我，坐在院子里的石墩上，身旁只有一盆瘦弱的月季花。征求工作人员的同意后，我靠近他，坐在他身边，我告诉他，所有的情况院方都了解了，他们说也许再过几个月，等到评估通过后，你就可以回去了，到时候，我会来接你。

我仔细地端详着这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瓜娃儿”，皮肤很白，五官清秀，微微上挑的眼角赋予整张脸十足的灵气，仿佛正经历青春郁结的邻家少年。

他的眼中有光芒一闪而过，手指沾点花叶上的露水，在石头桌面上划出一条曲折的线。

“石头。”他指着线旁的圆圈。

“溪水。”是柔缓的曲线。

“房子。”折线的终点是一个三角形。

他的声音像落入池塘的雨滴，又像雨后破土而出的新笋。他抬起头，想要问我些什么，我点点头，告诉他，我都明白。

傍晚，我又坐上了班车回镇上寻找瓜妹儿，农具店已经关门，住处也没能找见她。我按照脑海里的“地图”，一脚深一脚浅地向着山深处走去，心头却是抑制不住的欢欣与激动，为如此纯粹的美好而欢欣，为他们并不遥远的“未来”而激动。走到双腿有些发软，不远处，应该就是他们的“家”了，石头和竹子搭就的小房子外，还有一处矮竹环绕的“院落”，虽然简陋，像孩子们过家家的场所，但仔细看，能看到他们为这些付出了多少心血，精巧的小竹椅、其中有三四只小鱼在游弋的泥盆、房前屋后栽满的野草野花...

“瓜妹儿”坐在院中，嘴里哼着已经不流行的歌曲调调，锅里正在煮着汤圆，她不时用勺背推两下。我看到条凳上摆着两只瓷碗，“瓜妹儿”往一只碗中盛了六粒，在自己碗中盛入四粒，她看着地上的泥人，蹙起眉头，一会儿哭，一会儿笑......

我默默走进去，把新眼镜还有几本书放进她的手里。

她直视前方，目光仿佛穿越了群山的阻隔。

“他要回来了。”

“是啊，他会回来的。”我说。

下山后，崭新的月亮升了起来，映在河水中的亮影破碎后又聚拢。我抬头看到那只黑颈白腹的鸟儿，它抖开双翼，猛地从枝端俯冲下来，紧贴水面滑过，消失在雾中，不知飞去了哪里。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