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在地铁的拾荒的男子拿刀捅死了另外一个同样在地铁的乞丐,一个长期拿不到社保的五十多岁的人拿着汽油到公交车上烧伤烧死了同样是辛苦上班养家度日的乘客,一个以捡破烂为生的流浪汉强奸了走失在路边的精神病女人。
厦门公交纵火案五十多岁没有社保没有稳定工作还在打零工度日的人、捡破烂的流浪汉、要饭的,是大众眼中的弱者,他们却对同样是弱者的乞丐、出卖劳力得到几个可怜工资的打工者、神智恍惚的精神病患施以暴力。
一个弱者为何会对和他同样可怜的人动用暴力,刀戈相向?在平常,人们看到他们的时候,很多都报以同情和怜悯。把他们和暴力联系在在一起出人意料,让人瞠目结舌。他们为什么会罔顾事实,不把怨气和暴怒施加在那些直接导致他们这样的人身上,这样至少还有点抗争的意味。
哈尔滨的东北抗日革命烈士纪念馆原来哈尔滨在日本占领期间的警察局原址,地上两层展示的是东北的抗日烈士的事迹和遗物,地下室介绍的是日占期的社会面貌,有一半地方装饰成了原先的牢房和审讯室。在一个拐角放置的留言簿里记录着这么一句题词:“愿战争永不再来,让人性的黑暗面永远在黑暗之中。”这句留言和其它的那些通常熟见的表达崇敬、愤慨、珍惜美好生活的不同。题词者似乎看出了遍布于国内的革命烈士纪念馆,宣扬的,除了义无反顾的自我牺牲,无可辩驳的利他行为,更是展现了一种暴力的形式。无论怎么正义,在革命中的暴力,都是无法改变的事实,都是人的恶之果。超越暴力存在的人,迄今罕有,获得成功几无可能,除了甘地,没有人有任何社会层面上的建树。在许多文学作品里把这种超越描绘成个人灵魂上,雨果笔下《悲惨世界》里的主角冉·阿让算是一个。
人性是禁不起考验的,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这种考验只是将恶的阴影照亮,让他的狰狞面目显现。战争则是让恶尽显的一种愚蠢的人类行为,让世间变成地狱,让人变成恶魔。人成为恶魔是因为人性之恶无法根除,暴力和残酷,潜藏在每个人身上,由此产生的恨,强大、无所顾忌。与其说上帝造了人,还不如说是天使和恶魔共同孕育出了人,而人兼具善恶。即使是弱者,也不会因为他的孱弱,自动消除其身上的“恶的基因”,在某些境遇下的爆发,不是偶然是必然。
能够经受的起人性考验的人,基本上已经不活在这个世上。鲁钝的人,却经常把考验当做一种检测手段,用来筛选自己中意的人。夫妻之间的考验则是愚蠢中的愚蠢,白白断送了已经的平静和幸福。经常做这种检测是可笑的,因为这些东西本来人就有,何必要考验他呢,考验创造了一种情景,就像战争这样,让正常的人变得不正常。
天使的一半是魔鬼在意自己的痛苦与遭遇的不公,弱者通过暴力行为放大,通过伤害他人得到更多关注。公交车的纵中燃烧着来自地狱的火焰,他要别人和他一样品尝到生活在地狱中的滋味,不需要让人理解为什么地狱会降临,把你拖入地狱是他的唯一目的,为此不惜一切,甚至是毁灭自己。弱者的暴力可怕的地方是他把自己看作什么都不是,因而得到了一张背叛善良成为恶魔的许可证。
比自己更弱的人,总能挑起一些人自以为可以施暴逃避惩罚的念头。对一个神智不清,连自己的身体是否受到侵害都无从分辨的精神病人的恣意妄为,暴露出掩藏的卑鄙,是对穷人比富人高尚论调的嘲讽。弱者也许更加能够寻找到比他更弱的人,在这种相对性中,弱者获得了和强者同样体验。只要机会出现,弱者把握它的倾向和动机,足以击垮道德和法律划定的边界。
一个心理学的实验,把实验者分成了狱卒和囚犯,若干天过去之后,发生在监狱里的事情,同样地降临在他们身上。本是随机抽签指定的狱卒渐渐的变得残暴,以惩罚囚犯为乐,囚犯则变得毫无反抗意识,一味的听从狱卒的指令,实验近乎失控而终止。地铁里的拾荒者就是把自己认定为这个区域的拥有者,一个“狱卒”,对另一个踏入他领地的“囚犯”,可以为所欲为,这里利益的冲突简直可以忽略不计,一把刀子捅进别人的身体受到伤害的损失远远大于在地铁站损失点废纸。拔出刀子, 就像露出犬牙的狗,只是一种威胁和示威,升级到实质性的行动,是“身份”在背后驱动,忘记了无论乞丐还是拾荒者,并没有什么差异,抢地盘的效益没有想象的那么丰盛,当然在这里故意展示痛苦、残缺的集团性乞讨需要排除在外。
社会和大众,对弱者的基本态度是,这些人需要的是关心和基本的物质保障。这种常识不管来源是出于某种社会性原因或者是内心的本能情感,都表明了关键的一点:贫穷和苦难,假如是一种考验,考验的结果不仅是出现几个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的圣徒,他说:“ 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而这种考验产生的弱者的暴力,却远远大于几个作家以及那些由贫穷转富的成功人士,产生的激励效果。
陀思妥耶夫斯基所以,请不要让弱者再去经受考验,人禁不起考验,弱者更加,这种考验在很多时候只是恶行的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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