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写给母亲

临近母亲节，想着好久没有和老家联系，抽空给母亲打个电话，她正在去镇上的渡轮上，浑不记得这个属于她的节日。我让她做点好菜给自己庆贺下，她连说不用不用，没有必要花这些钱。嘈杂声中，顾不上说两句，母亲那头便先挂了电话。

这两年，随着年龄的增大，母亲听力也明显下降，每次通电话，因为听不大清楚，又想着节约话费，每次总是长话短说，迫不急待就挂电话，有时常常让我们哭笑不得。记得有次母亲来京，老弟去火车西站接她，打了几次电话，每次还没说清位置就给挂了，把老弟急得差点把火车站里里外外翻了个遍。

母亲出生于五十年代初，是家里的独生女。照道理说，既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又是掌上明珠，应该无忧无虑，快乐成长。但遗憾母亲恰恰赶上了动荡与贫困交织的年代，加上老家本身的贫瘠和落后，在还没有享受童年的幸福和快乐前，母亲便像村里其他姐妹一样，“村庄儿女早当家”，投入了家里家外的帮衬中。

母亲从小就是个乐天派，性格又要强，生活的艰难困苦从来屈服不了她。上学后，母亲的成绩一直很优秀，还写得一手好文章，常常成为老师的范文。后来熟悉的人都说，如果我们兄弟有文学基因的话，一定是受母亲的遗传。

在这样的情况下，母亲一直读到高中，成为村里当时为数不多的女高中生，要不是刚好赶上了十年浩劫，母亲应该能顺顺当当进入大学的门槛。即便如此，母亲仍有到外地市里工作的机会，但作为独女，她最终还是不放心家里的父母，毅然留在了村里。后来，我常问母亲，要是倒回来重新选择，你还会留下来吗？母亲瞪我一眼，我不留下来，你现在还不在哪旮旯头呢？

母亲和父亲是自由恋爱的，这在当时的年代里尤为难得。至今我们家的相框里还分别有他们俩红卫兵串连时在天安门城墙前照的相片。相片里母亲扎着两条小辫子，青春逼人。父亲则一头短发，衣服宽肥，脸上带着小男孩的质朴和顽劣。当然他们都是单人照，据说串连时彼此还不认识，但我常常固执的幻想，他们是串连时邂逅在北京的街头，以满足我浪漫的遐想。

长大后，因为好奇心的驱使，我多次打听他们当年的姻缘际遇。无论父亲还是母亲，诉说的时候，脸上都挂着风清云淡的笑容。

事实上，在那个年代，少男少女的邂逅与相知相爱，确实也没有多少大风大浪、悲欢离合。他们最初通过各自朋友介绍认识，彼此留有好感，便开始进一步的接触。那时所谓的约会，自然没有鲜花玫瑰、烛光晚餐，却也有现代都市社会没有的罗曼蒂克。比如一起跋山涉水地去外地“挑柴米”（类似现在的挑运工），或者赶十几里路去镇上看一场难得的露天电影。父亲为人爽气，朋友众多，干活也是一把好手。那两年，母亲家里的农活基本被父亲包干。母亲品德端庄，书卷十足，又从小苦出身，家务麻利，算得上出得厅堂，入得厨房。他们俩人的感情，在峥嵘岁月中正映了一句老话，平平淡淡总是真，守得云开见月明。

那时父亲家里条件和成分并不太好，所以两人的婚姻也遭遇了不少阻力，包括外公外婆在内的许多亲朋当年都不看好，但母亲始终相信父亲的为人并最终坚持了下来。于是，也才有了我们三个兄妹的到来，以及这之后漫长岁月的相濡以沫，无怨无悔。

在我小时候，家里总是很穷，父亲作为上门的女婿，和外公两把锄头扛起地里田间的农活，母亲则操持家务，照顾老人小孩，农忙时还要下地帮衬，终日风风火火，即便这样，也仅能勉强维持日常的开支。等到我们三兄妹上学后，家里的光景更日异吃力，母亲便到小学作代课老师，一个月下来，也仅能赚到八九块钱。

当然，那时我们兄妹还小，混不知贫苦为何事，照样整天嘻嘻闹闹，有时相互打架，泥里爬土里滚，每次总是弟弟妹妹被我打得大哭，然后我被母亲打的大哭，用的是老家盛产的小竹梢，打在身上伤不到筋骨，却火辣辣地痛。也就从那时开始，母亲就给我灌输“火车头”的思想，说我是兄妹的火车头，从小要作好示范，也因此对我的要求也严格的多。

我记得很清楚，刚上学的时候，周围的同学都有自己的文具盒、漂亮的本子。我用的却是普通的白色塑料袋，和亲戚的孩子用过的反面的本子。有一次，同桌的女同学送了我一本新本子，我拿回去乐呵呵向母亲炫耀，却挨了母亲狠狠一顿打，以为我是偷同学的本子，亲自押着我到学校盘问清楚了才算罢休。晚上回家的时候我委屈极了，赌气不吃饭，母亲心疼地把我搂在怀里，告诫我人穷千万不能志短，从小就要走好正路。

母亲虽然从小对我严格近于苛刻，但骨子里的疼爱却没有减少一分。记得有次我贪玩，自己用柴刀把指头砍伤了，每天都要到镇上医院清洗包扎。那时交通不好，十几二十里的山路，上坡下坡，全是母亲背着风里来雨里去。每次趴在母亲汗岑岑的背上，听着一路喘气声，总忍不住想下来陪母亲走走，母亲却从不同意。

还有一次农忙，母亲从晒谷场挑一担谷子回家，脚步一滑就一头撞在家门前的石阶上，顿时血汪汪的一片，送到医院缝了九针。在镇医院手术室外，父亲又担心又心痛，差点晕倒。而手术后的母亲却一脸若无其事的样子，反而怪自己不小心，让父亲不要在医院陪她，明天地里的谷子还要收割……

现在想想，母亲的言传身教，对我的严格和关爱，都在我幼小的心灵烙下了深深的烙印。

随着我们三兄妹依次上学，学费越来越成为沉重的包袱，尤其我和弟弟先后考上市重点一中后，家里几乎揭不开锅，为了贴补家用，母亲几乎什么活都干。除了代课、打毛衣，还到镇腐竹厂锅炉房三班倒，到市里一家化工厂干重体力的装运工。不管是脏活还是累活，不管是女人干的还是男人干的，只要有机会，母亲从来不会放弃。

与此相反，那时家里几乎天天都是咸菜米饭，逢年过节也舍不得尝一回荤的。好几次母亲和父亲遭遇大病，却不舍得到医院看病，硬是咬着牙靠村卫生站的一些常用针药撑了下来。即便这样，每次家里来信，都是母亲执笔，总是积极鼓励我们好好学习，不要担心家里，说船到桥头自然直，总会有办法的。事实上，母亲也一直保持着这种坚强和乐观的兴格。或许也正因为这样的性格，才让她度过了许多苦难的日子，挺过了无数岁月的风雨。

后来，我和弟弟先后从大学毕业并走上工作岗位，但也因此终年漂泊在外，离家万里。家里几个老人身边，长年便只有妹妹一家长伴左右。可以说，母亲这辈子为了老的小的，辛苦挣扎，奔波劳碌，好不容易日子稍微宽松些，我们两个男孩却又一年到头奔波在外，难得回家聚上几天。每次想起家中老人，愧疚之情就油然而生。知道普天下的父母为了孩子从来不图些什么，总是默默地给予，辛勤地付出，一茬又一茬，一代又一代，而为子为女的我们，真的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