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阎连科小说7

读书||阎连科小说7

《日光流年》是一部带有浓厚的命运悲剧色彩的小说，三姓村人为抗拒喉堵症付出了巨大代价却不免失败的结局令人叹惋，但小说读起来却未能让人感觉到一丝凄楚悲凉，这正是由于小说语言的力量。小说在语言上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语言暴力。作者对丑陋事物的描写形象逼真，对读者产生强烈的冲击力和震撼力，形成独特的审美感受，如写司马鹿卖腿皮之后走在路上裤筒里的蛆虫一粒粒掉下来的情节，写司马蓝看到被遗弃的残娃被乌鸦啄食的情景。作者以冷静客观的局外人的态度进行叙述，却使他说的一切在读者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第二，方言的运用。小说使用了豫西耙耧山间的日常生活语言，如：儒瓜、教火院、冤皮生意等，并为它们作了注释，这种注释体以一种杂乱的民间话语敞开了一个乡土世界，而这种方间土语传达的是与世隔绝下的三姓村人特有的价值观念和人生体验。三姓村人认为他们活不过四十岁的原因是由于“命堵”，为了“命通”，他们前赴后继去卖皮，才做了“冤皮生意”，表现了他们对于人生无奈的自我安慰。

第三，通感的修辞手法。作家用通感的手法来体验事物，表达多种事物之间的关系，充分调动各个器官，将一个器官的感受置于另一个之上，这种写法给读者造成陌生化的感受，例如小说中以听觉写视觉：“死就像雨淋样终年朝三姓村哗哗啦啦下”，这样的例子在小说中俯拾皆是。通感使两个原本毫无关系的事物联系在一起，也使三姓村人苦难的人生得到更透彻的表达。

小说设置了多个二元对立的元素，这使文本时时存在悖论。

首先，命运与抗争的二元对立。活不过四十岁是三姓村人的天命，为对抗命运他们做出种种努力，然而抗争注定是徒劳的，当三姓村人在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却引来了黑臭的污水时表现了生活是多么具有讽刺意味，他们对命运做出的抗争“正如人在坟墓里拿头去撞那墓门一样，愈是用力，愈是死得快捷”。

其次，物质与精神的对立。小说中村长是权力的象征，司马蓝、蓝百岁、司马笑笑为了爬上权力的宝座以生命的名义许下承诺，权力倾轧下的底层民众面对权力也只是逆来顺受。司马蓝以承诺让村里人活过四十岁得以到达权力的顶峰，然而他违背了向蓝四十许下的誓言；司马笑笑与村人之间的契约打破后只能选择以身饲鸦向村人赎罪；蓝百岁用绳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个人的失败象征着权力成空。司马蓝终于在他四十岁的时候“想通了自己该怎样活，权力并不等于能活下去”，于是他“抱着腐臭的四十睡着了，天长地久地睡着了”。活过四十是三姓村人的精神追求，而所有努力的失败证明这种追求是无法实现的。

最后，生与死的二元对立。三姓村人为了能够活着卖人皮、做人肉生意，甚至为生而死，似乎他们看重的是生，事实上为了生而付出生命的代价又违背了这一命题，由此形成了生与死的悖论。为了与饥饿做斗争，人们挖野菜、捡蚂蚱、捉老鼠、捕乌鸦，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惨状，村长司马笑笑为了节省口粮将二十七个残娃的生命遗弃，这样的向生而死具有反讽意味。三姓村人为了活着如此践踏自己的生命与尊严，最终还是不能逃脱宿命，人生的所有努力在命运面前都微不足道。作家意在通过作品探求人生的原初意义，同时也展示了民族生存的最真切的原始形态，具有现代性。在命运面前人的力量总是微弱的，尽管人总是拼尽自己的全部能力与命运做挣扎，可死亡就是消失。三姓村人终不免走向死亡，可他们在面对命运表现出的坚不可摧的韧劲是一种民族的精神。

50后的阎连科伴随着新中国的成长一路走来，经历了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一系列历史事件。他沉甸甸的历史经历与个体经验融合起来，作品里呈现出了一种独特的存在。阎连科走出乡土又返回乡土，在离开家乡来到城市生活一段时间后，却发现自己远离了乡土，于是就想写一些东西来纪念它，《日光流年》实现了对乡土的回归。这种回归过于灰暗沉重，放大了乡土中国的沉疴，需引起真正疗救者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