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文元
No.25／第二章／5-2
第二章 民国创始，倡言五族共和；外蒙不附，贻害中国西北边局
第五节 北洋政府以保留待遇、加封晋爵手段笼络蒙古王公，同时调兵平息内蒙各处叛乱；但对于外蒙独立及沙俄调停的要求，却迟迟拿不出具体方案 (2)
作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相当重视蒙古问题。比起持激烈“反满主义”的南方革命党人，身为前清大官僚的袁世凯与满蒙王公上层有更多的接触和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在外蒙古宣布脱离中国“独立”、整个蒙古以至西藏、新疆等边疆地区局势动荡的情况下，袁世凯更懂得笼络收买满蒙王公上层对于其维持统治、稳定局势的重要性。上任之初，就一再致电劝谕外蒙库伦活佛取消独立，但未见成效。8月19日，为笼络蒙古王公、喇嘛，袁世凯以北洋政府的名义公布《蒙古待遇条例》，保留了王公、喇嘛上层的各种传统特权，以示对蒙古民族的尊重和关怀。
8月22日，孙中山、黄兴应袁世凯之邀来到北京共商国是，南北关系明显缓和。其间，孙中山与袁世凯又几度直接商讨解决蒙古问题的对策，这为袁世凯进一步着手处理内、外蒙古问题提供了有利的国内政治背景和条件。自当年下半年起，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采取笼络收买蒙古王公与武力镇压内蒙各处叛乱相结合的政策，试图稳定蒙古地区局势。
对于已经宣布“独立”的呼伦贝尔政权，袁世凯一再试图派代表或致函电劝抚的同时，也试图与幕后支持者沙俄政府举行谈判，解决主权问题。对于刚刚起兵肇乱的乌泰“东蒙古独立”和棍布扎布“开鲁之乱”，则立即调重兵予以武力镇压。
这年8月，北洋政府在派员对乌泰劝说无效后，出兵剿办。历经近一个月的激战，至9月中旬，声势颇大的“东蒙古独立事件”很快就被兵力、武器均占绝对优势的政府军镇压下去，乌泰本人逃往外蒙古库伦。那些曾表示归顺“大蒙古国”，甚至跃跃欲试响应外蒙独立的内蒙王公，终于亲眼得见或亲身尝到了民国的威力，从此再也不敢轻举妄动、公开对抗北洋政府的强权。平定乌泰叛乱之战，不仅打击了分裂势力，震慑反侧之心，维护了国家统一，而且还巩固了刚刚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的统治地位，一时间被誉为“中华民国开国第一体面之事”。
还是在这年8月，棍布扎布占据开鲁县后，北洋政府急令调兵平乱，大批政府军开入昭乌达盟境内。在各路大兵围剿下，蒙旗武装纷纷败退。由于规模、声势、影响更大的乌泰“独立”刚被严酷镇压下去，各蒙旗对北洋政府的武力已深为恐惧，不再敢轻易附和响应，棍布扎布缺乏声援，只得主动放弃开鲁，率余部退入外蒙古。
对于那些仍在观望犹豫的内蒙古王公上层，袁世凯则指使各地军阀召集他们开会，恩威并施，使其屈服顺从，“咸与共和”。
在剿办内蒙叛乱时，袁世凯下令革去乌泰等肇乱王公的世爵；平息内蒙叛乱后，袁世凯于9月20日，颁布“大总统令”，对赞成共和的各扎萨克王公（有领地和执政权的王公）加封进爵。在很短的时间内，内蒙古、新疆、青海各盟旗的扎萨克王公几乎普遍得到晋封，尤其是内蒙王公数量比清朝时的数额增加了几倍。
袁世凯通过软硬兼施，充分玩弄其笼络手段，终于首先使内蒙古王公放弃了分裂图谋，而且不少叛附外蒙者又陆续返回内蒙。
随着内蒙古局势的逐步稳定，北洋政府开始考虑解决外蒙古问题。9月18日，参议院开会继续讨论蒙古问题。代理国务总理兼内务总长赵秉均、陆军总长段祺瑞代表政府方面出席，主张直接与蒙古活佛和谈，自行解决外蒙问题。
但是，外蒙库伦“独立”是在沙俄煽惑支持下成事的。沙俄目的在于乘中国政权交替之机进一步扩大其侵略权益，控制外蒙古，使外蒙古脱离中国政府的实际管辖，沦为俄国的 “势力范围”或“保护国”。所以，外蒙库伦宣布“独立”后，俄国即以居间“调停”的名义，一再向中国政府提出维持外蒙古“现状”，承认外蒙古“自治”的要求。
由于当时国内上下舆论坚决反对外蒙古“独立”，袁世凯在全国的统治地位也尚未稳固，迟迟拿不出对俄交涉解决外蒙问题的具体方案。沙俄见得不到北洋政府的明确答复，遂决定采取直接与外蒙库伦当局签订条约的方式，迫使中国政府承认既成事实。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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