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5月，一场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吞噬法国。它不仅在极短时间内席卷法国的各所大学，而且迅速扩大到工人阶级，引发了全国性大罢工，并最终导致国会改选、总理下台。”（引自熊培云）
法国，理想之国；巴黎，浪漫之城。
青年、街垒、警察与理想、斗争、压迫。
今年是“五月风暴”发生50周年。今天的年轻人或许已经很难想像这样一场运动了。写一些文字，简单重温这场运动。50年前这群走上街头的年轻人，那时候的世界也还年轻，年轻人“越做爱，越想革命”，也“越革命，越想做爱”。
在五月风暴爆发之前，其实存在着一个很直接的导火索—三月逮捕事件。1968年3月22日，在科恩-邦迪的领导下，巴黎南泰尔文学院学生集会，抗议政府逮捕为反对越南战争向美国在巴黎的产业投掷炸弹的6名学生。此前，学生们还集中讨论与校园有关的“生活质量”议题：学生的过度拥挤问题、反民主的管理结构、过时的课程和难以忍受的“代替父母”规定。然后，三月逮捕事件之后，学生们开始将他们的个人诉求与更广泛的社会问题联系起来，宣讲会大量增加。他们迫切想表达的政治议题有：越南战争、政府镇压和国际学生运动。
“谁控制了巴黎，谁就控制了法国”是一条经常被援引为对法国坚定的革命传统做出地缘政治学解释的格言。在法国历史上，这种场景于1789年、1830年、1848年和1871年一再上演，“五月事件”证明了这一格言的持久魅力。
要了解任何一个事件都要从了解它的背景开始，背景里面蕴含了太多的东西—爆发的原因、事件走向、潜在影响等等。
六十年代的法国，虽然总体经济状况上，法国其实略优于其他西欧国家如英国、德国及北欧国家，但法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却在这些国家的兄弟之下。1966年，法国是欧洲共同市场里工人收入倒数第二低、工作时间却最长的国家。而对法国大学生来说，他们的条件也好不到哪去。60年代里，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大学生数量从1960年的20万发展到1968年的55万，但相应的校舍及师资配置却没有跟上这一发展速度。许多院校人满为患，五分之三的大学生无法毕业。而在一个威权倾向的政府下，介于政治权力和无权者之间的中间机构十分缺乏。无论工人还是学生的境遇，都难以得到直接的反应。人们的不满难免日积月累，寻求爆发。而为了应对这一情况，唯一的办法便是警察镇压了——在60年代的其他欧洲国家里，警察的角色远没有在法国这样突出。而与此同时，在美英等国，早在六十年代初便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早已在法国学生中间引起了共鸣，第三世界中毛泽东、切·格瓦拉掀起的共产主义革命，也使年轻人莫名向往，我想这一点其实是和法国人追求浪漫主义的思想是有一定联系的。
在68年5月之前的几年，学生运动和工人罢工已经在法国零星地展开。比如在楠泰尔发动罢课引发五月风暴的“3月22日运动”，就是之前在一次反对越南战争的抗议后成立的。之前这些抗议规模并不太大，至少跟邻国德国的社会主义学生联盟组织的抗议相比的话。直到五月风暴的到来，世界的焦点才又一次聚焦到了巴黎。
5月3日，科恩-邦迪和数百名学生集聚到索邦大学的主庭院，讨论最近发生的事件：警察镇压事件、南泰尔大学关闭和一连串的学生逮捕事件。当局立即派出共和国治安部队（CRS）和警察镇压学生，进而逮捕了600余名学生。
尽管大部分被逮捕的学生第二天被释放了，还有4名学生在周末被判处监禁两个月。作为回应，学生领导者阿兰·热斯马尔、雅克·索瓦热奥和科恩·邦迪宣布于5月6日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学生们清楚地表达了三项要求：重开索邦大学，全部警察撤离拉丁区和立即释放被囚的学生。
在法国这样一个浪漫性国度，革命浪漫主义气息总是传播地极其快。学生抗议势头的高涨，不久便蔓延到法国农村。5月10日的抗议活动——所谓的“街垒事件”，成为法国政治史上的一个传奇事件。法国首都学生力量暴增至4万人。高中生也派出优秀代表，提出了他们的政治诉求。无论是他们还是大学生，都没有享有政治言论的自由。这一次的抗议中，学生们开始自发地使用铺路石和城市碎石子建造起街垒，这是一项革命浪漫主义的完美行为，一项纯粹喜悦的行为。而街垒不单单是一种自卫的手段：他们变成个人自由的象征。
5月13日，30万的学生和工人参加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在巴黎街头开始了，法国共产党宣布罢工，法国左翼天主教民主工会也支持学生的这次抗议运动。这次游行示威之后，工人与学生行动委员会成立。几天内，大约200万人举行罢工，到5月22日，人数上升至900万。
5月29日，五月风暴达到最高峰，这一天仅有5000万人口的法国全国有1000万工人罢工，300多个工厂被工人占领，30多所大学被学生占领。就在这一天，戴高乐秘密飞赴德国，前往德国的法军驻守地巴登-巴登，会见了法国驻军司令马索，并取得军方效忠；胸有成竹的总统当即飞回。
5月30日，戴高乐将军通过法国广播电台坚决地宣布他无论如何也不会辞职，且宣布解散议会，举行大选。这天晚上，戴高乐主义者组织了一场从杜伊勒皇宫到星形广场的大规模示威游行，支持被围困在香榭丽舍大街上的戴高乐将军。这一次集会意味着政治趋势开始转向了支持政府。（6月10日，戴高乐在大选中获胜。被自信冲昏头脑的他在1969年3月宣布新一轮公民投票，这次他被迅速驳回了。4月，他离开巴黎，归隐科隆贝双教堂村）
这个5月，许多法国年轻人相信，如果不去大街上走走，不去拉丁区的巷道里撬起几块铺路石，人生可能会黯淡无光——法国人不怕错过赚钱的机会，怕的是错过一个改天换地的时代。而这场“全体起义”背后，是贯穿法国整个五、六十年代乃至更久远的世纪里那种对平等的深切渴望和对宣称代表人民的种种机构的根本怀疑。
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1968年“不创新，毋宁死”的改革诉求，还是今日法国遭遇的“谁改革，谁下台”的政治困境，其背后的逻辑都是法国的社会力量对政治运行有着深刻的影响。
或许可以说，从1968年开始的“五月革命”并没有真正结束，政治力量与社会力量的对话或者对垒从来没有停歇。正是对话的存在，避免了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冲突与动荡。
世界永不完美，冲突还在继续。回顾发生在50年前的这场近乎风花雪月的“革命”，不难发现，对于任何国家来说，当危机来临时，最重要的是社会力量与政治力量必须恪守自己的边界，一起守住底线，一起守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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