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我第一次因为工作的关系遇到她，比起那次的表现，我认为自己在第二次相遇中的表现更淡定了，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这样的“淡定”一戳就破，脆弱得不堪一击。
三年前，我还是一个新鲜待宰的职场菜鸟。
如今看来，“菜鸟”主要体现在某种莫名其妙的顺从上面：面对不合理的加班要求时无法开口说“不”，能否得到加班费要看上司的心情好坏，在饭局上被成功劝酒，双耳被迫听着职场上男上司或者男同事那千篇一律的黄色玩笑……
大多数人只会告诫我在饭局上不要喝酒，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奇怪的是，怎么没有人去谴责那些言语以及肢体上做出骚扰行为的人？
听到最多的解释是“职场上是这样的”、“这有什么奇怪的”，对我来说，这类解释不仅奇怪，还相当荒谬可笑。
办公室的白墙上贴着这样一句话：奋斗的青春最美丽。明明事实就是青春一天天在流逝，“最美丽”的时刻恰恰存在于踏入职场之前。
我所在的这座城市不大，但是也很少会遇到熟人，仿佛大家在关键时刻都使出了各自的“隐身术”，所以才会互相看不到对方。
告别第一份工作的时候，有位同事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以后我们在某个地方遇到了对方，谁先看到了就主动装没看到吧，不然那场面太尴尬了，不要浪费时间互相寒暄。”
结果根本没有人需要假装，因为大家根本没能在哪一条街上或者某一个商场里碰见过对方。
“这个人居然跟我初一最讨厌的那个班主任同名同姓。”
我在那年春节慰问活动参与人员的名单中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
“可能这真的是你以前的班主任喔！毕竟世界那么小。”
“我早把那些老师给忘光光了，没有特别喜欢的也没有很讨厌的，所以才会不记得吧。难为你还记得初一班主任叫什么名字！。”
……
对于同事们这样的反应，我倒觉得有点兴味索然。
比起遇上某个前任，碰上学生时代的班主任这样的事情的确缺乏吸引力，也很难就这个话题聊下去的。
一开始，我祈祷着，千万不要把我们分到同一组，很快地，我又做好了心理准备，无论哪种情况，到时候都假装不认识那个人。
在见到她之前，我挺紧张的，生怕她先跟我搭话，聊起昔日往事，见到她的那一刻，我反倒坦然自若，本能的厌恶让我的视线不曾停留在她的身上超过三秒。
那次活动，我们没有被分到同一组。
活动行程很紧凑，也根本没有机会说上话，这样的结局是我所期待的，可是内心却浮起了一种莫名的失落感，还没来得及细究那股失落感从何而来，活动结束了，我跟她“相认”的机会就这样“错过”了。
没想到三年后，我再次得到了这个“宝贵”的机会。
这一次，我的演技已然炉火纯青了，即使她主动上前跟我搭话，聊起当年的事情，我也有信心可以反击回去，痛快地给那时的自己“报仇雪恨”。
三年前，我从那张名单上已得知她不在原来那所学校里当老师了，而是在一所高校里做起了行政工作，上面所填写的那个头衔不高也不低。
这一点都不奇怪。她那么有野心的一个人怎么甘心会一直做一个初中班主任呢。
多年以后，我才认识到“老师”不过就是一种职业的名称，这狠狠打破了学生时代对老师的刻板认识——他们掌握着某种特权，所以作为学生的我们必须得尊重老师，老师一句简单的话能把我们送上天，也能无情地把我们摔到地上。
那时候并没有意识到站在讲台上的高高在上老师们也不过是普通人罢了，他们说的话不全是对的，他们也会做错事。
“像陈佩茹这样的同学应该受到狠狠的惩罚，不然下次还会拖全班的后腿，所以我要扣掉她四十分的操行分……”
老师们很喜欢用“杀鸡儆猴”这种教育方法，初一的时候，我很不幸地成为了那只被残忍地宰掉了的鸡，表面上风平浪静，内心却鲜血四溅。
没有人在乎我的感受，一个数学考了四十多分拖了全班后腿的人不配得到同情，被班主任点名批评、扣分，几乎等同于被“判”了“刑”并当场执行，如果我是那个被关在笼子里游街示众的罪犯，其他同学就是那群站在旁边朝我砸臭鸡蛋、扔烂菜叶的看客。
初中时代，羞耻、惭愧这类情绪给我的青春烙上了丑陋的印记，即使后来把成绩赶上来了也无法完全把它们给清除干净。
除了被当众批评和扣掉操行分，我还得到了一系列不公平的待遇。
因为看不清黑板，无法忍受前面那个男同学占了过多的空间，我趁他离开座位的时候把课桌往前移了一点，他灵敏地发现了，立马让我向后退回去，我们不仅起了争执，他还给我柔软的腹部来了一脚。
我早就知道这个班主任不是正义的化身，她不会为我主持公道，无奈的是最后还是得由班主任来处理这件事情。
“你跟陈佩茹道个歉吧！”
她对那个男同学说，语气不咸不淡的，例行公事也不过于此。
“不好意思。”
那个男同学很小声地说，一点都不想让人听到这句话。
“我没听清楚。”
可能是一股莫名的勇气使然，也可能是内心的羞愤感涨到极点的反作用，我清楚地吐出了这句话。
她先是扫了我一眼，再望向那个男同学。
“不好意思。”
这次我不能再以没听清作为理由，可我分明听出了这句话当中包含的不情愿以及毫无诚意。
“可以了没？”
这句话由身为班主任的她说出来，毫不掩饰语气中的不耐烦，更可怕的是那种来自老师、班主任的权威和压迫感。
电视剧里经常会出现这样一句台词，“道歉有用的话，要警察干嘛？”
原来在班主任的庇护下，道歉是有用的，即使你不愿意也得接受。
眼泪忍不住掉落下来、被迫点头接受那个“道歉”的小小的我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不见，她偶尔会像鬼魂一样现身，尤其是遭受到不公平对待的时候。
“算了吧，不要跟他计较。”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吃点亏也没关系！”
……
久而久之，我好像真的觉得没关系一样，懒得跟一些人计较，以免受到更多、更大的伤害。
自从三年前碰到她以后，我开始反思自己为什么总是那么懦弱，明明有理却不敢反驳和反抗，而是习惯忍气吞声。
那个没忍住流泪、被迫点头接受道歉的我更频繁地冒出来了。
其实我清楚地知道，一天不“杀死”她，我就无法鼓起勇气来面对和反抗那些不公。
“你好，请问是刘素雯吗？大巴已经到了，你大概什么时候能到呢？”
“你好，不好意思，我已经在路上了，转个弯就到了。”
我没想到有一天会直呼她的名字，更没想到她说出那句“不好意思”时的态度那么自然、那么客气，要不是几分钟后见到真人，我不敢相信电话里面那个人就是她。
大约五分钟以后，一个匆匆忙忙的矮小身影闯进了我的视线，那双略显粗壮的腿有力地踏上了大巴的阶梯。
“哎哟，于素雯终于来啦！”
“来，素文，快坐到我身边来！”
两个职位不低的男领导看准时机、毫不留情地调侃起了她。
她会怎么应对呢？
我很好奇。
她没有说话，只是微笑，不，不仅仅是微笑，而是很灿烂的笑容，极其刺眼，甚至可以说是碍眼的程度。
“你好，张师傅，人已经到齐了，现在可以出发了！”
听到我的声音，她回过头来看了一下，我下意识地将视线移到了别处，很快地坐了下来。
最后，她还是坐在了那个领导的旁边。
我不喜欢车上那些自以为很了不起的领导，思想古板又固执，就连饭局上说的那些黄色笑话也毫无新意，时时要别人捧着，对待职位比自己低和高的人时会展露出两副截然不同的面孔。
看到她被他们调侃，我的心里有一种被堵住的感觉。
“你不是很厉害吗？怼回去呀！干嘛可怜兮兮地坐在那样的人旁边？真没出息！当年那股劲儿到哪儿去了？”
多想向她喊出这些话，可是我不能。
高二的时候，我在校园里碰到过她一次，当时还有另一个女同学在场，那个同学也是我初一的同学。
“于老师好，您怎么在这里？”
“我来看篮球赛，你们的高中生活过得怎么样？”
“好忙好累。”
“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好好学习，争取考个好大学，到时候就轻松了。”
“什么时候组织一场聚会吧？好久没见过初一的同学了。”
那个女同学提议。
“不，我不想。”
这句话是我说的，当时的气氛立马由热转冷。
最让我感到惊讶和愤怒的是，她们居然都忘记了，只有我一个人死死地扯着那些伤痛的记忆不放，独自承受着。
这太不公平了！
我常常会忘记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不公平的，很多人和许多事总会“友好”地提醒我这点。
这是一次慰问官兵的活动，我负责联系人员、准备讲话稿和确认流程。
“只要做好分内事，我就能度过平安无事地度过这一天。”
我对自己说，倒不如说是在提醒自己。
那个领导很喜欢动手动脚，我忍不住望向他们那个方向。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车上那么多人，他应该不会那么大胆的。”
“素雯，你还好吧？是不是晕车？”
那只恶心的胖手分明想趁机搭到她的肩上。
“于老师，于老师，你把这次活动的发言稿子带来了吗？”
“哦，带来了，带来了。”
“那就好！你方便出来对一下流程和发言顺序吗？”
我居然在大巴飞速前进的时候冲到了他们的座位旁边，站在窄小的过道上，身体摇摇晃晃，眼睛尽量不去看那个领导明显不满的神情。
“可以！可是……”
就这样，她逃离了那个座位，坐到了我的旁边。
“讲话稿在这里，我第二个发言是吗？”
“嗯，没错。”
“对了，你刚刚是不是叫我‘于老师’？”
“是吗？可能是因为你看起来就很像一个老师吧。”
“哈哈哈，是吗？很多人跟我说过这样的话。”
“嗯。”
我没有再跟她说话，观察起车窗外的马路，大巴前进的速度很快，那些被人扔掉的垃圾被风吹了起来，没多久又落回到马路上，一会儿飞起，一会儿落下，反反复复，毫无意义。
那一瞬间，所有小仇恨都成了马路垃圾，一会儿飞起，一会儿落下，反反复复，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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