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孙宝琦出任驻德公使，蔡元培请孙宝琦之弟孙宝瑄及张元济等人关说，愿在公使馆兼充职员半工半读。孙宝琦答应每月助银三十两，而不用蔡元培服役。张元济又特约蔡元培为商务印书馆编书，每月薪酬一百元，一部分汇往德国，一部分留给蔡元培在国内的妻子儿女生活费用。蔡元培自此得以安心赴德留学。直到辛亥革命成功，蔡元培出掌教育部，都得到张元济不少帮助。1912年6月27日，蔡元培致蒋维乔书：“所希望于菊公者，贷弟以千圆整数，俟弟南归后，陆续设法筹还耳。如公再晤菊公，务请代达此意为幸。”（张元济字筱斋，号菊生，故蔡称其为“菊公”）
茅盾于1916年北大预科毕业之后，母亲陈爱珠托其表叔卢鉴泉找工作，要求不进官场，不进金融界。卢鉴泉时任北洋政府财政部公债司司长，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经理孙伯恒正苦于招揽财政部公债业务无门，故极力推荐茅盾进入商务印书馆。张元济闻此欣然同意并明确月薪二十四元，当时商务许多工人月薪只有二元。商务当时养了大量“高薪而无所事事者”，正是与政学商三界相互渗透的缘故。
清末三督岑春煊、袁世凯、张之洞分别被形容为不学无术、不学有术、有学无术。循此而论，张元济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却是个有学有术的风云人物。如果说蔡元培的办学理念是建立在趋新之上的兼容并包，那张元济做事则是不分新旧、左右、内容的兼容并包。
（以上三则摘自黄剑《构建与经营：张元济的人脉》）
1932年刘海粟欧游归来，听朋友说陈独秀关于南京第一监狱，前去探监，并备纸墨。两人在监狱里谈笑风生，陈独秀手书对联云：“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真是豪气干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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