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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作为余华的第一篇长篇小说，也是具有跨世纪重大意义的一篇小说，鄙人看完所感颇多，下面简述陋见。
单从文学本身来说，小说集中叙述了各种社会信任和社会关系的危机和断裂。人物不再是为叙述技巧服务的符号，而是有着强烈生命力的个体。例如小说主人公孙光林，不断面对来自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多重压力，他唯一的应对方式就是不断地学习成长。在这之中，我们能看到一个时代的变迁，也看到了一个普通人在历史进程中能发挥的作用。除了在人物塑造和情节安排上独树一帜，叙述风格也很值得品味，接近于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但读着读着就会发现二者的显著差异。本书完全是以“记忆的角度”书写，达到时间与空间的完全分离，用记忆闪回的方式叙述，也可以说是文学界的“蒙太奇”手法。
下面略提这本书的时代价值，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一点浅显看法。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提出一个概念“社会原子化”，顾名思义则是人类联结机制的解体或因之而来的个体孤独等危机。在改革开放正盛的当时，“我”认识社会的基本兴趣发生了变化，目光投在了如何处理自己面临的问题，这种社会个体相对更容易跨越不同的边界。原子化的社会个体可以没有确定的身份认同，但又迫切需要构建自己的认同和社会网络，呼喊即重建家庭纽带和建构新的平等社会关系的高声诉求，但在书中是较为抽象的，带有隐喻或寓言的特点。
其一，社会个体的个体化进程，是余华的个人生命史叙事得以成立的社会前提，是余华的历史叙事视野的知识社会学基础。叙事中的人物很少或不愿从宏观社会规律层面思考问题，但重写世纪史的作家会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思考这些问题。社会个体的个体化进程，进展到一定的程度，会遭遇深刻的新问题或危机，因而会重新提出再社会化和共同体建构的问题。敏锐的作家也会有新的调整，这是我们在《第七天》《文城》中可以看到的新变化。
其二，虽然《在细雨中呼喊》的叙事者卸下了宏观社会规律等历史观念层面的问题负担，但并不影响叙事者的历史叙述有着广阔的视野，能够超越社会个体遭遇伤害之后常见的偏狭反应，在历史叙述中纳入多元丰富的复杂状况。叙事者“我”对家庭、友谊、孤独等问题的思考，是个体化的社会个体的思考，但这些思考并不局限于有关个体苦难经历的怨恨，而是能够扩大至所见所闻所经历的、可以增进自身智慧的各类重要人物和事件，对于夫妻关系、兄弟关系、父子关系、朋友关系、同僚关系，都有不同类型的丰富叙述。
“我”这个叙事者在进入大学之前的成长阶段，不仅能够发现这些多元类型，而且能够进行自觉的区分与比较，是一个很会观察和学习、很有主见、颇有适应能力的青少年，这种认识格局和历史叙述的格局，是能够超越各种伤害和偏狭的怨恨的文化征兆。“我”的观察、思考、认识和行动，在把握、区分和比较的基础上，也会做新的综合，回忆是这种综合性思考和行动的方式之一。“我”有多个家庭的经历，这种见识有着特别的重要性。这些家庭各有其问题，都不完美，但都提供养分。
“我”对原生家庭会有否定的批判，“你凭什么要我接受已经逃离了的现实”，但这些批判仍然是具体的，保留了一定的分寸感，“我”对家族史的叙述，对于每个家庭成员的具体行动的理解，都是如此。“我”在历时和共时的维度同时保持认识的多元性和丰富性，以这样的方法理解家庭和友谊等问题，探索在既有危机和困境的基础上重建社会关系与社会信任。这种容纳、区分、比较与综合的方法与能力，帮助“我”从信任缺失和关系断裂的家庭中走出来，保持开阔的视野，超越苦难与孤独。《在细雨中呼喊》提供了一种避免迷失于怨恨叠加的情境、突破狭隘的历史叙述视野的文化形象和探索路径。
其三，个体生命史的叙述，更重视个体的认识和行动，现实状况镶嵌于个体的认识与行动的进程之中。叙事者不试图提供宏观社会演变层面的叙述、阐释或讨论（这些是地方史或时代史模式的小说历史叙事中常见的内容），主要让个体去理解和认识自己的环境，这些环境可能有宏观要素，但不是社会演化层面的要素。《在细雨中呼喊》可以看作长篇的《十八岁出门远行》，或者说“六岁出门远行”，关注的是个体的主体性的形成。“我”的各种经历和见闻，汇聚于“我”的追问、回忆和对于各类问题的理解。
对于个体化、原子化的个体而言，宏观情境几乎是给定的，关键看个体的选择。例如，“我”与哥哥在中学面临着类似的情境，有相似的情况，但对问题的认识和处理问题的方式不一样。哥哥模仿祖父和父亲，“我”则在王立强夫妇和周边经历见闻中吸取经验。这种原子化个体的问题意识，从个人主体性形成的角度说，是原子化的社会个体与社会重建新的联系、个体建构自身社会网络的过程；从社会生活的普通状况的角度说，也可以看到“成功学”等社会潮流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市场经济大潮中崛起的文化背景。
带有浓厚的先锋文学特色，这本书让我现在读起来仍能品味到90年代新的社会精神的醇厚滋味。20世纪确凿无疑地走向终结了，我也期盼着21世纪社会精神对每个社会个体的治愈与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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