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刹那芳华

文/周赛祺

母亲的刹那芳华

      母亲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那是一个物质紧缺而心灵繁盛的年代，没有潮流时尚，的确良衬衫和裤子作为普通老百姓的标配，长期垄断每个中国家庭的衣橱。在那个选择单一的年代，人们没见过背投电视，不懂智能手机为何方神圣，生活中没有铺天盖地的短视频和刷不完的微博、微信。那时候只有个别经济富裕的家庭才买得起彩色电视机，大部分家庭的客厅摆放的无一例外不是老式黑白电视机，有限的几个频道却能牢牢攫住全家的目光。一台黑白电视机足以成为一家人茶余饭后的娱乐担当，《渴望》、《射雕英雄传》是那个年代家喻户晓的电视剧，哪怕七、八岁的小孩子也能随口哼出主题曲来。大人孩子围坐在电视机前，直到屏幕上跳出“再见”二字方才恋恋不舍的关机睡觉。

      那时候人们管恋爱叫“谈对象”，姑娘和小伙子约会，两个人沿着铁路可以走很久。姑娘不会嫌小伙子买不起房子和车子，小伙子也不用打脸充胖子。那时候只要凑齐 “三大件”——冰箱、彩电、洗衣机，小伙子就可以风风光光把喜欢的姑娘娶进门。在那个没有整容和PS的年代，一切都以简单的样貌呈现，没有物欲横流，不会欲壑难填。

      母亲上初中的时候适逢改革开放，国民经济稳步提升，各领域发展硕果累累。歌舞厅、桌球厅遍布城市的大街小巷，丰富着年轻人茶余饭后的生活，人们日渐沉睡的心灵随着街角小店里回荡着的此起彼伏的港台歌曲开始复苏。面对崭新时代，大家蠢蠢欲动，像期待大事情发生那样，以试探的心理接受时代的巨变。小伙子们无惧大爷大妈们嫌弃鄙夷的眼神，穿上喇叭裤勇往直前，姑娘们尝试把修长的身姿裹进红的、绿的连衣裙里。

      在嫁给我父亲之前，母亲已经是县里小有名气的编剧。母亲二十五岁攻读完戏剧文学硕士，业余时间在文化团埋头剧本创作，根据县志改编剧本，创作诗歌和小说，典型的“知识青年”，前途光明，唯独结婚生子这件事似乎从来不在她的待办清单上，直到遇见父亲。父亲是南方人，内敛腼腆，少言寡语，整日把自己关在研究室里，极少外出会朋友。成年后读《东京塔》：“她一直都是一个害羞、胆怯的人，很少出门，有点奇怪。我有点像她，在20多岁时，最怵跟人打交道。”把“她”换成“他”，大抵就是对我父亲精准的描述。

      认识我父亲的时候，母亲已经三十三岁，算是他们那个年代比较少见的晚婚晚育型妇女。 嫁给父亲后，母亲随父亲迁往南方，定居在一个四面环海的小岛上。那里有葱茏的榕树，洋人和传教士留下的教堂让这座岛屿充满异国风情。岛上终年享受亚热带季风气候的关照，没有分明的四季，不通汽车，远离拥堵的交通，进出岛屿要去码头坐轮渡。我是母亲唯一的女儿。三十年后，母亲像他们那个年代的大部分人一样，活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后来成为祖国各个行业的佼佼者。

      母亲和我谈起年轻时候，那些故事像岛上的青芒，咬一口会流出鲜美的汁液，口感纯正，耐人寻味。我在母亲的讲述中，拼凑出一个女子年轻时候的样貌——外表沉静，内心却隐藏着深如海洋般的热情。

      母亲曾有过一段无疾而终的暗恋。中学是情窦初开的年纪，读高中二年级的母亲暗暗喜欢上同班的一名男同学。那个男同学高高瘦瘦，穿着剪裁合身的西装。西装是学校大合唱在班主任老师的命令下集体定制而成，全班几十号男生数他穿得最得体，整个人挺拔得宛如春天里的一棵小白杨。

      少年悸动的心情像清晨的薄雾扑朔迷离。母亲不善倾诉，和同龄人保有距离。她喜欢隔着连绵起伏的课桌望向那个简洁如画的背影，像跨越崇山峻岭。那个男同学每天穿着白衬衫和白球鞋，衬衫的立领雪白瓦亮。他用白色挂历纸细心的给课桌穿上洁白无瑕的外衣。母亲趁男同学去打球，偷偷地从男同学的数学作业薄上撕下一页夹在自己的书本里，小心翼翼保存。她跟那位男同学借当时流行的歌手羽泉的音乐录音带，在夜深人静的晚上躲进被窝里听《深呼吸》，翻来覆去听了不下一百遍。

      他们在天气晴好的周末乘双层巴士去郊区，在北方雪花漫天飞舞的冬天，戴厚厚的手套、围着厚厚的围巾步行去很远的公园。母亲去得最多的是一条名叫啤酒路的小路，路的两旁种满法国梧桐，夏天来临时撑起一道绿色的长廊，绿树成荫，窄小安静，沿路是低矮的门面房，藏着好吃的馄饨小铺、泡馍管子以及各种零售的水果和廉价烟摊。沿着那条路走到尽头，有一间用来酿酒的厂房，是苏联援建时留下的建筑，像极了故事里的古堡，老式的电风扇吹出湿热暧昧的风，空气里弥漫着麦芽的香气。

      年少的爱恋刚刚开了个头便无疾而终。祖父在知晓此事后大为光火，母亲则抱着必死的决心捍卫爱情，不惜与家里决裂。高中毕业，母亲赌气跑去外地读书，念祖父极力反对的戏剧系，那个男同学则留下来选读工科。两年后，男孩的父亲车祸去世，母亲改嫁，全家迁往外地。母亲曾极力找寻对方的联系方式，听说那个男孩也曾写信给母亲，然而天意弄人，男孩的信件一封都未曾抵达母亲手中，就这样，他们错过了彼此，成为天涯路人。

      钟晓阳说，只是坐着看了一会落叶，便觉得光阴匆匆。当母亲在许多年后对我讲述过往时光时，我从母亲明亮的眼眸中感受到那份炽热的情感，仿佛看到昔日那个为爱雀跃的灵动少女。每当这时，周遭世界的喧嚣和浮华渐次褪去，我的眼前出现一幢几十年前的苏联建筑，男孩子和女孩子坐在街角的栏杆上，男孩子青春灿烂，女孩子裙角飞扬。

      2018年，刘若英导演的电影《后来的我们》上映，我买了票陪母亲去影院观看。母亲特意打扮一番，穿上年轻时穿过的素花长裙，戴上别致的首饰，像赴一场年华的约会。灯光暗下来，大家在封闭的空间里跟随周冬雨和井柏然一起重回过往时光，在变幻的光影中缅怀已逝的青春。情到深处，母亲潸然泪下，我默默递上纸巾。

      半生心事，被一部电影一语道破。 那一刻，我想我是懂母亲的，懂母亲的沉默，那些先前经历过，而后缓慢逝去的时光没有随时间淡化，而是安静的置身岁月一角，在心里的小角落保有一席之位，获得永久居留权。《岁月神偷》里说，能够握紧的就别放弃，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于母亲而言，那段未了的情缘始终藏在心底，宛如真理颠扑不灭。我没见到过那个男同学的照片，准确说我母亲没有保留关于那个男同学的任何物件，亦从未对我们透露过那个男同学一星半点的消息，甚至连名字也绝口不提，但我大约能想象出他的样子，眉眼清秀、气宇轩昂，应该是很文气的一个年轻人吧。

      听姨妈说，母亲在结婚的时候没有热泪盈眶也没有喜极而泣，不像一位新婚燕尔的女子，看不出情感上一丝一毫的起伏波动。母亲尽力扮演好妻子的角色，像任何一位走进婚姻的普通妇女，操持家务，打理一家老小的生活。婚姻之余，母亲用姥爷送的派克钢笔坚持创作，先后完成几部脍炙人口的电视剧集的写作，以及完成一部电影剧本的写作。母亲是知分寸的女子，黯然转身，在沉默中过了半生。我无法理解母亲，却无比向往母亲成长的那个年代，那份自内而外生长出的爱与执着如同做工上乘的旗袍，经历岁月濯洗依然熠熠发光。

      平心而论，我难以对父母几十年的婚姻进行评判，他们结婚多年始终相敬如宾，不曾吵架，不曾红过脸，如同模范夫妻的典范，但好像缺少了些什么。结婚十周年纪念日，父亲破天荒提议去西餐厅吃牛排。母亲倍感意外。那天的父亲亦不同于以往的古板和学究，宛如老派绅士。母亲和父亲肩并肩，母亲挽着父亲，一同步行前往街角的牛排店。那是一间开了很久的牛排店，母亲曾无数次驻足。母亲用刀叉扒拉着盘子里七分熟的牛排，问父亲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回到过往去？父亲显然被母亲的问题吓了一跳，工科出身的父亲扶了扶眼镜，告诉母亲只有赶上光速并且超过光速，人类才有可能回到过去，然而即便如此，看到的也不过是散漫的点，或者说是时间的碎片，很难有一个具体实物的呈现。父亲用宛如做学术报告般庄重严肃的语气一丝不苟的说，说完小心翼翼的询问母亲对这样的解释还算满意吗？母亲哦了一声，用轻微的叹息作结一个无果的故事。

      忘了是谁说过，当一个人有了故事也就懂得了命运。母亲在波澜不惊中接受属于自己的人生安排，把所有心动留给那年的刹那芳华。认识那个男同学时，母亲十七岁，正当青春。而今母亲四十五岁，历经半生风雨。

      年少时与君相遇，用一生分道扬镳。

母亲的刹那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