坡上风很大，风一直都很大，从四面八方吹来，袁崎说他从来没顺风过，不论是骑车，还是生活。
我在坡上讨生活，说是讨生活，其实就是捡些 空罐 纸片拿去卖钱。
坡下是一条大路，车顶反射着不同色泽的光线，我站在坡上，就像望着大海。
我了解大海，母亲在那里。
我来到这里，十二岁时，我记得自己的生日，十二月十五号。母亲死了，死前她说 跟上火车，我听她的话来到这里，他们要我的身份证。一种方形的卡片，它证明我是我，我的母亲不能，我自己也不能。
于是我开始讨生活，用我自己的方式。
大路上开过很多车，我为他们擦玻璃，这是种强买强卖的生意，同样拾荒的伙伴告诉我。
擦车 拾荒时，我总能看到一个老人，他拄一根拐棍慢悠悠的走，在大路上，好像在海平面上穿行，他穿着灰色的外套，很薄，眼镜垮在软趴趴的鼻子上面，逆着车流。
他每天不厌其烦的穿过这条大路，有时会在大路的拐角处，摔一个跟头，不偏不倚，一定要命中一辆车的车头。我看他笨拙的摔倒，实在滑稽。我也摔倒过，在擦车时，被一辆面包车刮蹭着摔倒，那感觉和他的完全不一样。
他会坐在地上哭闹，有时会抓住车主的腿，有时会用头撞车的保险杠，但力道不重。
老人叫袁崎，六十三岁，我问他，
这个岁数了摔着不疼吗？
疼，怕摔着就起不来了。
你没儿女吗？
有，有也要摔，挣钱。你要是想干，我也可以教你。
他告诉我，在大路的拐角处慢慢地走，寻找那些不认识的车牌，在车减速或停下时，精准的摔到车前，必要时卖力的滚几个跟头，最好能留下些伤。
那些车主会因为观看你的表演而慷慨付费的。
我也做起这行，不在坡上观望大海，开始在其中穿行，偶尔收获不菲，偶尔挨一顿拳脚，偶尔被无视。
袁崎不再来了，他可能在另一条大路上继续着，也可能将这讨生活的本领，传给了我，像选出了继承人一样。
大路始终不变，连接东西两端。
我还是见到了袁崎，他坐在面馆里吃面，用他的两片嘴吸着，左手牵着一个女孩，坐在小板凳上吃糖。
他说他不做了，每天带孙女，精神多了，总得有个任务。
我笑了，你的命很好，我也吃起了面。
“说不定，我干这个也能娶妻生子买房。”
袁崎扒拉着一颗蒜，抬头看我，软趴趴的嘴角裂到了耳根子。
“想都不要想！”
他放下钱和蒜，领着他孙女走出面馆，消失在大路上。
我继续在大路上走着，搜寻着今天的观众。
那是一辆很大的车，但不是货车，它慢悠悠的转过弯来。我加紧的跑了过来，在他的对面，卖力的一跃，摔倒在了他的保险杠前。地面有些潮湿，有种家的感觉，母亲总抱怨潮湿的床铺无法入睡，我却早已习惯。
车主走出来，穿着一双皮鞋，鞋很漂亮。
他透过黑眼镜看着我，我感受不到他的白眼，这很好。
他说，你很卖力！语气里少见的没有厌恶。
没有扔下一把钱，没有收获一顿拳脚，没有扬言报警。他平静的走回车上，我叫喊起来，喊疼，他无动于衷。
地面依旧潮湿，他重新发动汽车，离开了。
我躺在地上，好像躺在家里，母亲抱怨着，敲着枕头，等着入睡。
这条大路是如此的包容我，好像我一睁眼就来到了这里，贯穿东西的路面成为了我的一切，在潮湿里，在家里，我睡着了，安静且沉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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