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精神病院抗抑郁》出版以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请到了书的策划编辑宋冬雪和责任编辑郝玉敏，坐在一起聊了聊这本书的制作历程和鲜为人知的背后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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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访谈摘记（五）：
主持人/一郎 受访者/宋冬雪 郝玉敏
主持人：我们老说“抑郁症抑郁症”，包括我自己，也没像现在这样感到抑郁离我们特别近，（抑郁）可能会常常被我们忽略掉，冬雪是怎么注意到这样一群人的呢？
冬雪：这也是因为我自己，我自己曾经做过两年半的全职妈妈。在做全职妈妈期间，我去考过一个当时还有的“心理咨询师”这个证。我对心理学的领域很感兴趣，在学习的过程中了解了这方面的知识。
之前我们上课的时候，我们老师会说：为什么那么多人会来学心理学？其实，好多去学心理学的人，他自己本身是有这个需求的。你自己心里有这个需求，所以你会去想要学习这方面的知识。
我觉得当时我之所以学，也是因为我自己也有一些问题需要去处理。我觉得靠我自己不可以了，必须去学习一些新知识才能帮我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我开始注意到相关方面的东西。
我跟左灯的书，是有一些共鸣的。人的生活不可能一直都很快乐，当你的心里有一些负面的情绪需要派遣，但你却没有找到派遣的方式或者你派遣的方式不对，就非常有可能会发展成抑郁的这个状态。而你在抑郁这个状态里面一直沉浸着走不出来的话，时间一长，就很可能会变成抑郁症。
主持人：你是说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些抑郁的潜在的种子是吧？
冬雪：是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像小孩一样说：我天天可开心了，我没有不高兴的事情，这不可能吧。
《我在精神病院抗抑郁》这本书可以告诉你，你到底是生病了，还是说你只是短暂的情绪问题，可以帮到很多人，以防误判的可能。
比如说，一个人他已经很长时间不高兴了，但是他并不知道自己抑郁了。左灯的书就可以告诉他，如果你是长时间不高兴，你还有书中这些症状的话，那你就可能是抑郁了。如果你老不去看病，只闷在那里一个人情绪不好，就很有可能突然有一天就走到崩溃的边缘了。
主持人：就是我们要去看病的时候，一定要去看医生是吗？
玉敏：对的，不要抗拒治疗，要去看医生，这没什么羞耻的。
主持人：3个女生成就了这样一本书，你们3个在合作的过程中还顺畅吗？
冬雪：顺畅，非常顺畅。我觉得我找玉敏来做这本书的文字编辑，非常的正确。
主持人：是不是玉敏更有经验，知道怎么去和左灯这一类患者去沟通是吗？
玉敏：我特别能理解她每一句话的表达，我陪着我妈妈一步一步走过来，我都经历过。我给妈妈读其中的段落的时候，她每次都听的很触动，但不好意思当着我的面哭，就会说“别念了！别念了别念了！！”然后她就自己回自己屋了，我就知道，她肯定又不舒服了。
我就说：“没事儿，你看小左也这样~”我就想告诉她：你不是孤单的，大家都面临着一样的疾病。就跟我们都感冒，都打喷嚏流鼻涕一样的。
冬雪：说起来，其实玉敏妈妈是我们这本书的第一个读者。是一个作为患者的第一个读者。
主持人：但你们在制作这本书的过程中，就没有遇到一些不太顺畅的东西吗？
玉敏：可能这个书名，当时我们在讨论这个的时候有过一些争议。我们有一个团体讨论的流程，有的同事就会说，这个书名，把“精神病院”放在上面，因为我们会考虑过，比如一个读者拿着这样一本书，在一个公众场合，比如地铁上，他看这本书，他可能不想让别人质疑他是不是有精神病啊，看这样一本书，这个会不会让读者抗拒。
但是我们想，这个需求是有的，既然小左敢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她有这个勇气，为什么我们就没有勇气去陪她一起去面对这个问题呢？
现在社会上，的确是对抑郁症是存在偏见的。当时有一个同事，提出来的问题很尖锐，他就说“我觉得精神病院这个词，就跟那皮肤病，那种小广告一样刺眼睛”。你们放在书名上，这个书能卖吗？
我们当时就坚持，我们就要把“精神病院”放上，就是在精神病院，就是在精神病院抗抑郁。不是在家，像我妈妈，就是一直没有入院，一直在家里治疗。我当时是以为，在家一定是更好的，恢复条件，家人陪伴等等。但是看完小左的书我觉得，如果我很早接触到小左的话，我可能会让我妈接受入院治疗。
小左说，精神病院这个地方，公众对它的误解太深了。她在精神病院感受到的那些事情，经历的那些故事，恰恰是她可能缺失的，是她没有感受过的那种温暖。就是大家之间单纯的那种信任，那种鼓励，病人与病人之间的分享，包括她们有个很有趣的细节，就是她们在聊她们自杀的那种经历，小左说，就像是在菜市场碰见了，嘴里说着“哎！你当初是怎么自杀的？”“千万不要割腕，会留疤的！你看！”“不要吃药！洗胃好痛苦的！”“当时都想着要走了，痛苦不痛苦哪想那么多啊！”
主持人：听起来感觉像稀松平常的一件事儿啊。
玉敏：对的，非常稀松平常那种感觉。就是让人对自杀这个事情，对抑郁症这个病不那么敏感了，不那么恐惧了。你会觉得我想自杀，没什么好羞耻的，我这只是病了，只要我病好了，我就不会想要自杀了。这本书就有这样一个功能，让我们彻底对精神病院有了了解，让我们对这种敏感的话题有了重新认识。所以我非常感谢冬雪和小左。
当公众开始接纳这种病，这类群体，公众开始知道这是一种病，不是病人作或者想不开，当大众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这就是接纳的开始。
这个可以为他们营造一个非常好的社会环境和舆论环境，我们就会对待患者更加理解和宽容了，这也是我觉得这本书的社会价值的最重要的一个点。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x《我在精神病院抗抑郁》访谈摘记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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