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转眼移居到海外已经二十多年了。在这二十多年中，我身后的祖国正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那迅速上升中的生活质量，以及高科技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让我这个“洋插队”在每一次的探家的时候，都会“迷失”在自己故国的土地上。
在这里，我写下了自己作为生活在异域国度里的中国人探家时所遇到过的，尴尬有趣的二三事，愿博得读者们的开心一笑。
（一）到底谁是“歪果仁？”
2019年的夏天，我独自回到了我的故乡南京。
有一个黄昏，弟弟打来电话让我去市中心他公司的楼下等他下班，然后一起去吃饭看电影。
我匆忙离开了父母家，跳上了大院门口的公交车。
车子开动后，我站立在车门口，在车厢里乘客们的众目睽睽之下，打开钱包寻找着购买车票的硬币;可是凑来凑去，钱包里的硬币却固执地缺少着。我的脸变得通红，尽管车内的空调开得很大，汗水却顺着我的脊背流淌了下来……
我知道在我的故乡，已经基本上没有人使用现金交易了。大家购买东西使用手机扫码，我看到在我前面走上公交车的人们用手机在车门口轻扫了一下，发出了“嘀~”的骄傲的声响;可我……
“找不到就算了……”
司机大度地对我说道。可是我却仍然不甘心地在钱包里搜索着……
“你干嘛不用那个卡？”
一个带着洋腔调的普通话的声音在我的耳边响起。
我抬起头，看到一位金发碧眼的“歪果仁”正好奇地看着我。
“什么卡？”
我奇怪地反问道。
“就是你钱包里的那个卡啊……”
“歪果仁”伸出修长的手指，指了指我钱包里透明塑料夹层中的一个小小的卡，说道:
“这不就是公交乘车卡吗？”
“你是说？”
此刻我的脸已经红到了脖子根上，我忽然想起这个卡是弟弟在机场接机后，在地铁中给我的。他好像是说过这个卡是公交卡什么的。不过当时被长时间的飞行和时差折腾得筋疲力尽的我，好像并没去在意他所说过的话。
我万分感激地将那个卡片凑上去，模仿着前面上车的乘客的样子，在“嘀~”的一声后长长地嘘出了一口气。
“你的中文很棒啊!”
我用英文对身边的老外赞叹道。
老外好奇地看着我，用英文回答道:
“是啊，我已经在南京住了快十二年了，你……？”
“我已经在新西兰住了快二十年了。”
老外开心地笑了:
“怪不得你连这种电子月票都不会用，到底你是‘歪果仁’，还是我是‘歪果仁’啊？”
图片来源于网络
（二）他们在使用“公众WIFI”吗？
那个晚上与弟弟一起看完了电影后，在新街口的夜市中徜徉着。
在路过了一家五星酒店的门前时，我看到有许多人坐在酒店自动旋转着的玻璃大门外的台阶上看着手里的手机。
那情景立刻让我想起了由于无法负担高额的英特网费用，而坐在我所工作的图书馆外“蹭”免费Wifi的小城里的人们。
新西兰的Wifi费用与人们的平均收入相比算是比较昂贵的奢侈品了。普通民众的最低工资为每小时$21，在每月只有$3000多纽币的收入中，还要扣除汽油费，汽车维修费（这里的公共交通不是很发达，出门必需自己驾车），以及住房，生活费用等。而每个月Wifi的费用大约是$80纽币左右。
好在这个南半球岛国有着高税收，高福利的社会体质，于是政府用大家纳税的钱，在公众图书馆，公园等公共场所为人们提供免费Wifi服务。说到这里，大家可能已经明白了我在看到宾馆门口的人们时，那自然流露出来的想法的原因了吧？
我的话音刚落，就发现身边的弟弟用奇怪的目光打亮着我，仿佛我是一只从历史的断层中跑出来的恐龙。
“在这儿谁还用Wifi啊!”
他惊叹道:“手机流量是无限制的，又便宜又好根本用不完;况且比Wifi要快多了!这些坐在那里的人们是在借着大门里吹出的空调冷气乘凉呢!”
（三）头虱风波
几年前，我与先生带着两位上小学的孩子们，和我的kiwi小姑一起回国看望父母。
我们回国的第一站是北京。
在飞往北京的飞机上，一家人兴高采烈地计划着去八达岭游长城的事儿;忽然……
坐在后排的小姑拍了拍我的肩膀，神秘地对我说道:
“唉，我好像看到了孩子的头发里有东西在爬，她们是不是，在学校里被传染上‘头虱’了？”
“啊？在哪里啊？”
我紧张地问她到，并站起身走到她的座位旁，用手扒拉了几下两位坐在她身边，聚精会神地看着电视卡通的女儿们的头发。
“老师有没有给家长发信说，学校里有孩子的头发里有‘头虱’啊？”
“……有啊!”
由于新西兰地广人稀动物多，有许多生活在乡下的孩子们的头发里会生有这样的头虱。
我忽然觉得脊背发凉，莫不成……？
小姑叹了口气，无奈地说:
“咱们就快要到北京了。保持沉默吧，不然可能连我们预定的酒店都不接待我们了。等到了北京后，我们去药店买特种洗发水，再买一把篦子给孩子们洗洗头发，再梳理一下就好了……”
一家人在丈夫不断重复着的，他绝对不相信他的孩子们的头发里会有那些肮脏的虱子的声明中，终于飞到了北京。
入住进了酒店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我的带领下寻找药店。
走出了酒店，我望着满大街繁忙的车水马龙傻了眼:
我已经有十几年都没来过北京了，这么大的都市，寻找药店就像海底捞针一样的难啊。
我一边询问着当地人，一边与小姑一起终于找到了最近的药店。
“洗去‘头虱’的药水？篦子？”
那位年轻的女士奇怪地看着我，又打亮了一下我身边的“歪果仁”小姑和丈夫，好像忽然明白了什么似的对我说:
“咱国内早就不买那种药水了，这年头，谁的头上会长虱子啊，又不是解放前，太可笑了……至于篦子嘛，你可以去工艺品商店找找看……”
我傻了眼，忽然觉得自己除了会说纯正的中文以外，对这个曾经居住过的大都市其实一点也不了解了。
好在北京的医生朋友帮我购买了去虱子的中药。一家人于是带着那一包中药，从北京飞回了我的南京老家。
幸运的是，在夫子庙的夜市里我们终于找到了久违了的篦子，三位成年人于是手拉着手围成了圆圈欢呼跳跃着，引来了人们好奇的观望。
回到家里，我收到了二姑子从新西兰发来的快递。原来无可奈何的小姑向二姑子发出了需要篦子的求救信息，二姑子便毫不犹豫地采用国际快递把那把篦子寄到了南京……
经过了几个疗程，我们终于成功地将孩子们头发里的虱子给赶了出去。一场演变为“国际大救援”的去“头虱”行动也终于落下了帷幕。
“这要是发生在新西兰就再简单不过了，去药店买特种洗发水和篦子，几个小时就搞定了……”
我对母亲报怨道:
“看来，我真的是一位只会说中文的‘歪果仁’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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