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笺《昭公七年》子产论伯有为鬼事,言淫厉既是冤魂、枉死鬼,颇有意味,是后世冤魂之始。
鬼神之说,始于原始社会,有梦,有鬼火等当是之知识不能解释之现象,归之于鬼神。前则亦有言,神始于鬼,至汉代方有鬼神之分别。是则所言,正是对鬼神似信非信之时,之前,文化水准不高,人言鬼神既信,无须辩驳。之后,儒家与巫术结合,形成许多鬼神之说法,行之于文化、道德、生活习惯中,使人不自觉的相信,鲁迅先生之《祝福》既可为例。而春秋战国时期,许多鬼神之说,由于反例之增加,人对其说有所怀疑,如某之读《管锥编》三〇,既可为征,但此种怀疑又无法证明其伪,对鬼神将信将疑是该时期之特征,是故有赵景子问子产。
明清两代,笔记体横行,文人多写此类文章以求名,而其中鬼神居多,著名有《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蒲松龄或是相信有鬼神之存在,更多是借鬼神叙说自己之想法,故其鬼神符合民间之认识,如《聂小倩》之美丽女鬼,是民间许多光棍意淫之对象。而纪晓岚纯粹是坏,他不信鬼神之说,确极力描写因果报应,以求愚弄民众。是时,上不信而以此愚下人,求其可统治也;下笃信而以实际行动实行,求当世无虞也。陕北农民旧有习俗,新碗须破个口才能用,是彼时“不完美才美”之忠实信徒,就是信仰百事不求全之鬼话也。周作人其为人处世相当糊涂,否则就不会当汉奸了。然而此人有一个好处--迷信科学,以为万事科学皆可解决,故其笔记中,大为笑话鬼神之说,因果报应之说。且言及读一本书是否有价值,就看作者对鬼神、因果报应之态度。对于鬼神,老先生也算是大清醒。
1949年后,国家许多大的行动,当是看意义不显,比如破除迷信。1979年的改革开放,其文化基础,就是十二亿人对鬼神之蔑视,旧思维枷锁之断裂,善莫大焉。某儿时看连环画《宋定伯捉鬼》,只会嘲笑鬼之愚蠢,而不理会鬼之险恶用心。此类教育,自然是思维发散之一类也,与鬼无涉,与科学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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