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辜鸿铭是一位通晓古今中外多种语言，能用欧洲语言熟练表达思想情感、真正具有跨民族的国际文化视野和思想资源、其思想也真正产生过国际影响的中国思想家。这不仅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是十分罕见的，在当时的中外文化思想交流史上，也是值得格外关注的现象。
其次，辜鸿铭是一位热爱祖国、醉心儒家文化、勇于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文化尊严的思想家，其思想带有某种民族主义的外在色彩，尤其是在晚清，他与西方列强及来华教会和特权西人积极抗争的思想特征，显得分外突出。他几乎一登上思想舞台，就以锐利之笔，批评西方汉学的浅薄，汉学家的自大、对中国文化的误解和轻视；抨击西方在华传教的虚伪、危害，以及传教士的傲慢自大、蛮横无理等行径；他还犀利地抗议、谴责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武力侵略和内政干涉，奉劝西方尽早改变对中国“无论是个人还是国际交往的态度”，不要歧视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不要侵夺中国国家主权。进而，他还奋起进行文野之辩，乃至鼓吹中国文化救西论，等等。在这一过程中，尽管辜氏曾不适当地为清朝的落后统治进行了辩护，也存在不惜为中国文化护短的毛病，有时甚至还可能传扬了文化糟粕，但在那个中国备受欺凌的时代，他有关这方面的思想活动总体说来还是难能可贵、机智深刻、充满道义力量的。1930年，法国学者弗兰西斯·波里在《中国圣人辜鸿铭》一书自序中，曾专门提醒拒绝为此书作序的国民党元老李石曾说：
辜氏在某些方面滞留在陈旧过时的年代，他未能分析形势，未能在复兴中国的事业中保持先锋地位，而是在思想运动、实际的运动中落伍。这一切，我完全承认，并为之惋惜。然而辜氏毕竟是复兴中国的奋勇先驱，早在我们这一代人以前，他就指出并谴责了“不平等条约”、治外法权，以及其他对中华祖国领土完整的侵犯。这非常好，非常好！青年们应牢记，不是吗？
旁观者清。弗兰西斯·波里的上述评价不无道理。
不过，谈及辜鸿铭思想的这一特点，有几个相关问题需要在此略做辨析：
第一，是辜氏的“中国人”身份问题。近些年，有些研究辜鸿铭的学者，喜欢强调辜氏国籍身份的模糊或不确定。有的甚至还故意将其终生视为马来亚“华侨”。这是很错误的。辜氏的确出生在已沦为英国殖民地的马来半岛之槟榔屿，但其出生和早年生活的时代，其祖父辈并无近代国籍意识，只有强烈的认祖归宗观念，其父辜紫云在他动身到欧洲留学时告诫其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不要剪辫和加入基督教，可谓明证。南洋华侨出现国籍问题，已到1907年。这年《荷兰新订爪哇殖民籍新律》颁布，规定凡生于荷兰属地的华侨皆为荷属殖民地籍，引起南洋华侨的强烈不满。1909年，中国制定《大清国籍条例》，就是对这一问题的因应。但辜鸿铭早在1885年就已正式回到祖国效力，且终其一生，都以一个“中国人”为荣，且从不曾以“华侨”自称，更不曾自称为马来亚人。也就是说，无论是在事实上还是主观认同上，辜鸿铭的“中国人”身份都是确定无疑的。
第二，是辜氏思想中政治、文化和民族意识的矛盾问题。在晚清时，辜鸿铭反对变法和革命的落后政治立场与文化选择是基本统一的，但进入民国后，其以遗老自居，不认同共和制的民国，又因视日本文明与中国传统儒家文明为一体，甚至认为日本保留了中国儒家文明的“真传”，故其晚年把复兴真正的中国儒家文明的希望错误地寄托在日本身上，甚至呼吁日本必须把复兴真正的中国文明作为自己的天职。这一天真幼稚的文化幻想，太过于缺乏政治常识，最终其不免被日本侵华时期所谓“大东亚文化”建设运动所利用，从而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这是需要加以说明的。
与上述问题相关，辜鸿铭思想中的“民族主义”色彩也值得分辨。多年前，当人们热烈称扬辜鸿铭的爱国情怀时，有学者就敏锐地发现，辜鸿铭其实不能算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恰恰批评那种从各民族国家自身狭隘利益出发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强调永恒的正义和普遍的道德。的确如此。不过，我们同时也需看到，一方面，辜鸿铭明确地批判“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主要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另一方面，他在清末的文化思想活动，也的确主要激于一种民族的义愤，捍卫的也主要是国家的主权和民族文化的尊严，希求得到西方的尊重与平等的对待——这就自然凸显了一种文化民族主义的色彩。与此同时，他的思想活动在当时西方所产生的效果，也主要是文化民族主义的。
正因为如此，当辛亥革命爆发以后，辜氏仍然在敦促西方“非常严肃地反省他们对待中国及其文明的方式”。只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他才真正鼓吹起中国文明救西论来。关于辜鸿铭思想的“民族主义”特色问题，学衡派巨子吴宓在悼念辜氏之文中曾有过明确揭示，他认为辜氏一生思想的根本，主要得之于留洋时所受卡莱尔、阿诺德、罗斯金等西方浪漫主义思想家的影响，不过回国后这一思想倾向复得到儒家经典的印证，于是两相结合，变得更加自信和坚决。同时，辜氏的文化批评活动本身，“其中又以国家主义（爱国思想）为之动机”。他一生的言行，“盖皆热烈之爱国主义所酿成者也”。吴宓还特别提醒“吾国今日爱国之士应洞察此层，勿徒以顽固讥斥辜氏”。此一观点，当可供今人研讨辜氏思想时参考。
第三，就辜鸿铭的思想逻辑和终极关怀而言，他无疑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一个现代西方文明的批评家，或者说一个现代性思想的反思者。总的说来，他比较推崇中西古典文明，强调中西古典文明之间的相通性，这从他关于文言白话的辩论可知。但他却也并不认为中国传统文明已完美无缺，尽管他在各种随机辩护中，曾说出一些偏激之语。许多时候，辜鸿铭都主张东西文明应该互补、融合。这是他根本超越一般民族主义者的地方。
辜鸿铭晚年在日讲学时，也曾对他的文化态度问题做过非常明确的自我解释。他表示：“因为常常批评西洋文明，所以有人说我是个攘夷论者。其实，我既不是攘夷论者，也不是那种排外思想家。我是一个希望东西方的长处能结合在一起，从而消除东西畛域，并以此作为今后最大奋斗目标的人。”（见本书附录所收其文《东西文明异同论》）不仅如此，在辜氏看来，其实世界上本来也并不存在什么完美无缺的文明，未来的人类，需要今人从人类自身的根本需要出发，对现存的各种文明进行理性明智的“菁英”选择和创造性综合。这一点，从他1908年底代表“太平洋学会”给托尔斯泰八十寿辰的祝寿词中可见一斑：
今日所谓宗教，如耶、如儒、如释、如道，靡不有真理存乎其中，惟是瑕瑜互见，不免大醇小疵；各国讲学同人，如能采其菁英，去其芜杂，统一天下之宗教，然后会极归极，天下一家，此真千载一时之会也。同人不敏，有厚望焉。（见本书附录所收《辜鸿铭祝托尔斯泰八十寿辰文》）
总体说来，辜氏从文化保守主义视角出发，对儒家道德文明价值的认知和强调，对现代物质主义、机械主义和功利主义等文明弊端的嘲讽和抨击，乃至对于中西文明的一些具体比较和认知等，多有可取之处和思想启发价值。而他对君主制度的维护和对现代民主制度的反感，乃至于对妇女的歧视等陈腐观念与行为，则理当批判、不足为训。
第四，辜鸿铭的思想，在表达上受愤世嫉俗心态的制约，多有偏激过当之处，但他却并不是一个没有思想根基和文化信念的人。过于夸大其性格和心理对其思想的影响程度，以致有人将其视为所谓“性格人”，强调他“一生只求在抬杠中取胜，无所谓道理不道理，对国事家事也无坚执之见，只求在每件事上驳翻别人”。这就言过其实了。实际上，辜鸿铭的思想特点，恰恰不在于所谓性格心理的多变，而在于其以不变应万变，在于其对儒家文明的狂热挚爱和终生坚守。正如笔者曾反复申说过的那样，他对纳妾和缠足等的维护，未尝不是一种爱屋及乌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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