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军这样的一条路走到黑的做人方式，正像钟国强判断的，大凡中了邪的人是很难挽救的，而且钱学军这样的翻来覆去的一意孤行，并没有让黄维国的道德说教得逞，也没有让他的政治思想工作在钱学军前星光灿烂，也就是说他对钱学军投入的政治思想工作纯粹扮演了东郭先生，而且钱学军的这种做大事的另类现象也并非孤立，并非人性的丧失，钱学军在这种特殊环境下，已形成了他的历史逻辑，自然按照他的历史逻辑要做大事，甚至他的这种做大事现象，就像古希腊君主亚历山大的政治逻辑那样，亚历山大的那种不近女色的道德行为并没有养出与他那个时代相媲美的都是贞男，可是他的嗜酒恶习却酿造了他不愿意看到的无数酒鬼，而黄维国那种拯救钱学军道德的行为虽然不能类比东郭先生，可是他的那种思想说教的传家宝也无意剥夺了人的个性，其中也包括他本人的个性。由此他不相信对钱学军改造的失败，他甚至向钟国强解释钱学军现象时说，我看钱学军的思想主流是好的，虽然他有时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可是只要我们对他耐心引导，是能够把他引向正路的。而且我们眼下缺人，如果把他推向反面，那岂不是树敌过多？显然钟国强对于黄维国这几十年如一日的一贯制的话语不耐烦了，他索性打断了黄维国说，好了，别让我们为这种无聊的事争的没完没了，眼下留给我们破案的时间不多了，我们必须全力以赴配合警方，力争在汉堡解决船上的问题。但是由于事态复杂，也不排除另一种局面出现，这就是我们要做好警方解决不了船上问题的思想准备，甚至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那怎么行？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把这种携带毒品的船开回中国呀！依我的想法，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干脆我们解除与公司的合同，把这个带有毒品的船交给公司得了，省得劳民伤财，然后我们乘飞机回国，不是很好吗？至于开辟什么新航线，这可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而王玉明也表示着，我看很难，要是船公司不同意我们中国人离船呢？我看就是与贩毒分子拼了，也不能把这种带有毒品的船开回中国，那样做，我们对得起家乡的父老乡亲吗？岂不是与贩毒集团合穿一条裤子啦？黄维国继续鼓动着，我们中国人该做的事已经仁至义尽了，对得起公司了，我们现在没必要再充当英雄好汉了，我们没有金刚钻就不要揽开辟新航线的活。破案，这本来就应该是警方的本份，与我们中国海员有什么关系？干脆，把案子交给警方好了，等船进入汉堡我们回国，公司不同意，我们就找中国大使馆。王玉明也小心翼翼的说，这同样很难，我们是与公司签了合同的，我们要是回国，这不是逃兵行为吗？做了逃兵，家里那帮人还不把我们活剥三层皮？而黄维国索性大发牢骚，可是这样的船，谁他妈的愿意做？给多少钱我也不做了，整天提心吊胆的，谁知哪天把命搭上，都不知谁干的，我再也受不了苦海远航的怨家罪了。是的，听着他们形形色色的怨声载道，钟国强的脸色铁青，双目滚圆，而他的内心其实也七上八下的。是的，在面对种种考验的时候，其中让他罪揪心的痛与问题发生了，他感到中国海员队伍不仅闹分裂，而且发生了无法弥补的分歧，而对于这种分歧要是不解决，中国海员队伍走向崩溃的时间不远了。王玉明见钟国强愤怒的神态，赶紧看了黄维国一眼，喃喃的说，要让我说，我们出来混到这种局面不易，向恐怖分子斗争牺牲了也没什么，既然让我们遭遇这么棘手的问题，只能一条道跑到黑了。个人的生命是小事，毁了中国人形象，我们就真对不起家乡的父老乡亲了。而黄维国赶紧解释着，我的意思不是我怕死，问题在于明明我们可以避免这种灾祸，为什么还让大家陪着？我再次声明，我不是怕死，而是坚持实事求是看问题，本来船上的安全问题属于警方的问题，我们中国人何必多此一举？我们与警方的关系天高皇帝远，犯不上钻他们的裤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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