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君主而言，如果为朝廷确立的最高原则正确无误，任用的总领政事的丞相是真正的仁人，那么君主就可以非常安逸，而国家还能实现大治，功绩非常伟大而且名声美好，最好的可以王天下，再不济也可以霸诸侯。相反，君主就会劳苦不堪，而国家还会陷入混乱；君主不能建立功业，声名受辱，国家一定会陷入危险。这是做君主的关键。
作为君主，应该选好一个宰相，公布一套统一的法令制度，明确一个目标，用此来统帅一切，指导一切，然后考察结果就可以了。
宰相，负责选拔安排各部门的长官，总览大小政务的处置，不断完善朝廷百官的职分（岗位职责），考核他们的功劳，论定对他们的奖赏，到年终，将自己完成的事功呈报给君主。
君主审核宰相的成绩，认为称职的就留用，不称职的就罢免。所以君主辛苦在寻找合适的贤相，一旦任用以后就安逸了。
因此，只要用对丞相一个人就可以取天下，丞相所用非人，社稷就危险了。不能用对丞相，却能恰当任用其他成百上千的其他官员，从来没听说过这种说法。如果能用对丞相一人，那还需要自己亲自劳苦做事吗？君主只要袖手而立，天下就安定了。
商汤王任用伊尹，周文王任用姜子牙，周武王任用召公奭，周成王任用周公旦，都是用一人而天下定。再如略逊一筹的春秋五霸，齐桓公在宫内摆上各自乐器，过着奢侈放纵的生活，整天研究如何玩乐，但天下没有人认为他追求享乐，他九合诸侯，一人匡正天下，成为五霸之首，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把政事都交给了管仲。这就是做君主的关键遵循。
君主治理国家的原则是，处理好影响范围以内的事，而不去处理远方的事情；处理好已经公开的事，而不去处理那些还没有暴露出来的事情；处理好大事要事，而不去处理那些繁琐的杂事。身边的事情处理好了，远方的事情就有了处理的根据，公开的事情处理好了，那些没有暴露的事情就可能自行化解；处理好大事要事，其他事情就不会脱离正轨。这样，整个天下都在自己掌控之下，而每天的时间绰绰有余，相对来说，需要处理的事情很少，这就是治理天下的最高境界了。
既要能处理好身边的事情，又要追求处理好远方的事；既要能处理好公开事件，又要追求处理好那些没有暴露的问题；既要能管理好大事要事，又要追求处理好所有琐事小事，这样要求就过分了，过分和没有达到是一样的，就好比已经将木头竖得笔直了，却还要追究它的影子为什么不同样端直一样。
不能处理好身边的事情，却要去处理远方的事；不要能处理好公开事件，却要去处理好那些没有暴露的问题；不能管理好大事要事，却想处理好所有琐事小事，这是违背事理的，就好比是竖起弯曲的木头，却要求它的影子是直的一样。
所以，英明的君主善于抓住主要问题，结果一切问题都处理得周详；而昏庸的君主喜欢什么事情都想搞清楚，结果是什么事情都处理不好。
英明的君主很容易懂得这样去调动大家的力量，从而功名赫赫，除此之外，还有更好的方式值得去做的吗？所以古代的那些有伟大功名的君主，一定是遵循这一点的；而那些国破家亡的君主，一定是反其道而行之的。
根据万物的不同特性，使其各尽其用，制定各级官吏的衣服制式，建立房屋的建制标准，官员属吏的编制数量，体现等级差异的丧礼和祭祀所用器物的规制，把这些规定贯彻落实到日常事务中去，就像尺寸寻丈这些计量单位一样，都按照既定的制度标准推行使用。这些都是各级大小官吏的每天的职责，不值得在君主面前进行商议讨论。
治理国家的各个层级的人职分已经确定，那么君主、宰相和臣下百官对自己听闻的政事都要恪尽职守，而不去追求那些不该自己听闻的事务；对自己看见的政事都要恪尽职守，而不去追求那些不该自己看见的事务。需要自己处理的听到、见到的事，都与自己的职责一致，那么，即使身处偏远荒僻之地的百姓，也不敢不尊重职分、遵守制度，顺从君主。这是国家安定的标志。
孔子说：“明智的君主本来就懂得很多，掌管的事务却少，他能不明察秋毫吗？愚蠢人的君主本来就智慧不足，却喜欢掌管很多事情，他怎么能不抓狂呢？” 孔子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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